行政訴訟法的未來

① 我國行政訴訟的現狀如何

一、我國行政訴訟的現狀

(一)確定行政訴訟范圍模式

一般認為，我國行政訴訟法採用概括式與列舉式結合的方式規定行政訴訟范圍，這種結合是概括式+列舉式+列舉式的表現形式，主要涉及行政訴訟法第2條、第11條、第12條。

二、完善我國行政訴訟體系的思考

如
果說行政訴訟法制定時期，出於多種因素而對行政行為可訴的范圍作出過多限制的話，隨著二十多年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加之行政訴訟實踐的深入發展和行政訴訟
理論研究的深入，治和政府責任已經被國家和社會所接受，現代的中國已經完全具備了擴大行政訴訟范圍的條件，這是實現憲政的內在要求。

(一)
確定行政訴訟受案原則西方國家多實行可以審查的假定原則界定行政訴訟范圍，是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礎和歷史背景的。它們的憲政體制建立在三權分立學說的基礎
之上，在這些國家，憲政是這樣一種思想，正如它希望通過法來約束個人並向個人授予權利一樣，它也希望通過法治來約束政府並向政府授權。我國在加入
wto的議定書等法律文件中就司法審查的范圍作出了明確承諾，在作出承諾的范圍內與其他成員國保持一致。雖然這種一致僅限於wto議定書所限定的范圍，但
是，在wto的框架內確實存在一種司法審查范圍的國際標准，或者稱為最低限度標准。世界各國的行政訴訟制度遵循著同一客觀發展規律，各國的行政訴
訟范圍都是隨行政權的不斷擴張呈現逐漸擴大的趨勢，行政訴訟范圍的大小反映一國法治化的發展水平，代表著一國對公民權利重視和保護的程度，還反映一國的行
政訴訟制度是否真正具有以司法權制約行政權、以公權救濟私權的時代法治精神。無論如何，我們不能無視行政訴訟范圍的國際性標准或最低標準的客觀存
在。我國不實行三權分立，但是，同樣也主張對權力的必要監督與制約。我國確定可以審查的假定原則，相對人就行政爭議向法院起訴，就屬於行政訴訟的范圍，當
然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② 行政訴訟法的立法目的

法律分析：行政訴訟法的立法目的如下：為了保證人民法院公正、及時審理行政案件，解決行政爭議。為了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為了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行政訴訟法，主要是為了規范和保障人民法院能夠正確、及時的審理行政案件，是個人、法人或其他組織認為國家機關作出的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而向法院提起的訴訟。行政訴訟法是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和行政訴訟參加人（原告、被告、代理人等）進行訴訟活動必須遵守的准則。它規定法院審理行政案件程序方面的法律規范和行政訴訟參加人行使權利、承擔義務的各種法律規范，是現代國家據以建立行政訴訟制度的法律依據。維護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行政職權，從而根據憲法的規定製定的一部程序性法律。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第八十六條 人民法院對上訴案件，應當組成合議庭，開庭審理。經過閱卷、調查和詢問當事人，對沒有提出新的事實、證據或者理由，合議庭認為不需要開庭審理的，也可以不開庭審理。

第八十八條 人民法院審理上訴案件，應當在收到上訴狀之日起三個月內作出終審判決。有特殊情況需要延長的，由高級人民法院批准，高級人民法院審理上訴案件需要延長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③ 三大訴訟法近三年有哪些重大修改或調整的地方

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作為我國重要的三大訴訟法,已經連續兩次進入全國人大常委會5年立法規劃。近日,有消息透露,三大訴訟法即將進行修改完善。
三大訴訟法涉及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是保障人民權利、推進依法治國方略的利劍,此次修改的側重點何在?對於推動我國的民主法治進程有何影響?《法制日報》記者采訪了相關領域的權威專家和參與法律修改討論的權威人士，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分析。
修改行訴法有望解「民告官」之難
盡管行政訴訟法已實施20餘年,但「民告官」之路走得並不順暢。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行政法室人士透露,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啟動對行政訴訟法的修改工作。
行政訴訟法應在哪些方面進行修改?《法制日報》記者就此采訪了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
擴大行政訴訟受案范圍
「關於行政訴訟的目的和功能,需要重新定位。增加化解行政爭議、解決行政糾紛的有效辦法。」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教授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

據了解,我國在制定行政訴訟法時,出於多方面考慮,對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作了較為嚴格的限制。行政訴訟法採用了兩種方法規定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圍:一是概括式,即對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圍作出原則、統一的規定；二是列舉式,即對法院應該受理和不能受理的案件從行政行為的角度加以列舉。行政訴訟法界定行政訴訟范圍的標准有兩項:一是具體行政行為標准,二是人身財產權標准。
馬懷德認為,實踐證明,採用上述方式和標准規定行政訴訟的范圍,在客觀上限制了法院的受案范圍,也限制了原告的訴權,對保障公民、組織的正當權益,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維護行政法治秩序均很不利,有必要對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規定作必要調整。
根據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規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下列事項提起的訴訟:行政法規、規章或者行政機關制定、發布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
事實上,在現實中,一些以規范性文件(紅頭文件)侵犯公民權益的事情時有發生。
「起草行政訴訟法時,考慮到訴訟對象如果不受任何限制不現實,所以用了一個概念——具體行政行為,規定只有具體行政行為才可以被訴。具體行政行為以外的抽象行政行為,比如行政法規、部門規章、政府規章等不可訴。」馬懷德說。
馬懷德認為,按照現行行政訴訟法的規定,相對人對抽象行政行為不得提起訴訟,只能通過其他監督途徑解決違法實施抽象行政行為的問題。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目前其他的監督機制很難有效地發揮作用。隨著抽象行政行為逐漸增多,違法實施抽象行政行為的問題日趨嚴重。而且抽象行政行為是針對普遍對象作出的,適用的效力不止一次,具有反復性,加之層次多、范圍廣的特性,其產生的影響要遠遠大於具體行政行為。如果人民法院不能受理對違法抽象行政行為提起的訴訟並予以撤銷,就有可能導致不當抽象行政行為造成的侵害在一定范圍內連續發生,使更多的相對人蒙受損失。從這個意義上說,抽象行政行為比具體行政行為更具有危險性和破壞力,因此,更有理由將抽象行政行為納入行政訴訟范圍。
除抽象行政行為外,馬懷德提出,還有兩類行政行為也需要納入立案標准:內部行政行為。因為內部行政行為針對的對象比較廣泛,公務人員都是受內部行政行為約束和規范的對象,如果這類行為一旦發生違法或者錯誤,可能造成公務員合法權益的損害,所以有必要納入訴訟范圍進行監督。還有就是行政機關的其他行為,包括行政指導、行政合同等。
「現在亂發紅頭文件的現象比較普遍,也很少受到有效的法律約束。20年前制定行政訴訟法時,可能並沒有意識到紅頭文件可能成為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合法權利的載體和形式,而且當時認為很多紅頭文件是行政執法的依據,也不宜納入訴訟范圍。但現在看來,中國法制建設經過20年突飛猛進的發展,特別是行政機關依法行政意識的增強,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已經基本上受到各方面法律的約束。但是對抽象行政行為的監督約束制度並不健全和完善。所以亂發紅頭文件的現象還比較普遍,人大監督、社會監督以及新聞媒體的監督還都不夠常態化,沒有形成有效的制度約束。所以,我主張盡快建立對抽象行政行為可以提起訴訟的制度,以此來約束紅頭文件。」馬懷德說。
修改行政訴訟法方便起訴
不久前,媒體報道的一則消息引起社會關注。湖北省的一位老人發現,在無任何法律依據條件下,自己的檔案被湖北省黃岡市糧食局於2006年12月轉移至該市勞動保障事務代理服務中心「死亡人」檔案,宣告其死亡。這位老人將相關單位告上法院。
庭審中,黃岡市糧食局並不否認這位老人被打入「死亡檔案」一事,但該局以糧食局不是侵害主體和構成侵害名譽權民事責任要件缺失為由,請法院駁回該老人的訴訟請求。
據此,黃岡市黃州區人民法院認為這位老人起訴證據不足,一審判決駁回其訴訟請求。
馬懷德認為,由於我國行政機關林立、層次復雜,存在大量的內部機構、臨時機構、聯合執法機構、派出機構和法律法規授權組織,如何確定這些主體的訴訟地位是一大難題。
「應該通過行政訴訟法修改,完善行政案件的審判體制和管轄制度,依法保證人民法院能夠依法獨立行使行政審判權。現在行政訴訟中出現了立案難、訴訟難、審理難等一系列問題。作為行政機關的被告可能會對法院實施干預,會出現拒不答辯、不提交答辯狀、拒不出庭、不應訴或者通過各種方式給法院施加壓力等情況。所以要通過改革行政審判體制或者從技術上作改動,比如地方上探索的交叉管轄、異地管轄等措施,也都可以在修改行政訴訟法中加以體現。」馬懷德說。
修改程序利於化解執行難
據了解,除了起訴難外,執行難也是讓許多人把「民告官」視為畏途的原因之一。
馬懷德認為,長期以來,行政判決裁定的執行難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被告作為行政機關敢於抗拒法院的裁判。目前法律規定「罰款」和「向行政機關提出司法建議」等執行方式遠不能解決所有執行難問題。為此,這需要通過修改行政訴訟法的方式予以解決。
「在修改行政訴訟法時,應該不斷完善行政訴訟程序。其一,根據行政訴訟法實行20多年的經驗,將有些制度做一些反思並加以有效處理。比如行政訴訟可以通過協調來解決爭議。其二,提高審判效率,對一些爭議不大的案件可以通過簡易程序進行。其三,判決方式的種類需要在修改法律時進一步明確。其四,增加行政判決的執行力。我們主張在修改行政訴訟法時,增加相關追究行政機關拒不執行法院判決裁定的法律責任。過去,如果拒不執行法院判決,會對行政機關進行罰款,我認為應該將這個罰款轉移給行政機關的首長。」馬懷德說。
如何走出「民告官」困境
馬懷德認為,行政訴訟法實行20年來即將面臨第一次修改,這是走出「民告官」的諸多困境、促進法治政府建設的一大契機。
「上述提到的行政訴訟法修改的幾大方面就是為了讓原告在行政訴訟案件的起訴中能夠更加便捷,法院在審理中能夠排除一些障礙、更加公正地審理這些案件,使得判決能夠執行,都是為了讓『民告官』逐步走出困境。」馬懷德說,行政訴訟是在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司法監督途徑,也是保障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組織合法權益的重要訴訟渠道。
「從行政訴訟法實行20年的歷史看,行政訴訟法對促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我相信,如果有一個完善的行政訴訟制度,特別是將所有爭議都納入行政訴訟解決途徑這一有效渠道的話,可以化解大量的官民爭議,同時也可以提高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水平,最重要的是能夠救濟相對人的合法權益,特別是對於受到行政行為侵害的原告而言,能夠通過行政訴訟獲得社會的公平和正義,獲得權益的保障。」馬懷德說。
刑訴法修改或涉及銜接律師法
對話人
全國律師協會刑事專業委員會主任田文昌
《法制日報》記者 趙 麗
對話動機
刑事訴訟法到底怎麼修改、要遵循怎樣的原則修改才能真正完善刑事訴訟制度,推進法治進步,是問題的關鍵。為此,《法制日報》記者與曾多次參與刑事訴訟法修改討論的全國律師協會刑事專業委員會主任田文昌律師進行對話。
對話
記者:現階段執行的刑事訴訟法實行多年,法律界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討論對其進行修改的?
田文昌:大概是在三四年前,不論是專家學者還是實務界人士,都提出現階段執行的刑事訴訟法需要修改。所以,應該可以說關於刑訴法的修改工作近年來一直在進行,屬於在修改的過程中,只是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一直沒有出台。
記者:因為什麼原因沒有出台?
田文昌:主要是其中涉及的一些問題一直沒有定下來,有些是存在爭議的問題,有些還需要進行進一步的研究。據我了解,今年刑訴法的修改是被列入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議程中,表示修改的刑訴法今年要正式出台,所以現在有關部門又開始加緊步驟進行討論和起草。
記者:此次刑訴法修改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田文昌:涉及很多方面,其中有一點就是為了和2008年6月1日起施行的律師法相銜接。其實在律師法起草、出台之前,律師法的法律法規中所主要體現的問題,在刑事訴訟法的修改討論過程中都涉及到了。但是,刑事訴訟法的修改並沒有像預期那樣先於律師法出台,反而是律師法先出台。從而導致原本想在修改的刑事訴訟法中體現的部分問題,在律師法中體現出來了。
記者:有些問題既然在律師法中已經做出了相應規定,為何又要在刑事訴訟法中進行修改?
田文昌:因為律師法在很多方面和刑事訴訟法還是存在一定的區別,另外,律師法出台後,本身也存在一些爭論。所以,下一步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將律師法和刑事訴訟法相協調,也就是說,律師法中的一些相關內容應該體現到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中去。
記者:請您介紹一下目前參與刑事訴訟法修改討論的各方主要關注哪些問題?
田文昌:不能強迫被告人自證其罪是現在大家關注得比較多的問題,這個問題與沉默權有關系。另外,證人出庭的問題、律師會見與閱卷的問題、關於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八條辯護人偽證罪的問題、非法證據排除問題也比較受關注。
記者:去年,兩高三部出台關於排除非法證據的「兩個規定」。最近,有報道稱,此次刑訴法修改可能將「兩個規定」上升為正式的法條。
田文昌:兩高三部的關於非法證據排除的相關規定出台後,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在實踐中,還有一些問題很難落實,比如排除非法證據的舉證責任還不明確。現在需要解決的是,怎樣進一步落實非法證據排除的問題,因為這將直接影響案件的正確判決。
記者:除了備受關注的非法證據排除問題外,還有哪些問題是此次刑訴法修改亟待解決的問題?
田文昌:目前,專家學者們都認為證人出庭問題必須解決。這個問題在全世界范圍內均存在,如果證人不出庭,那麼證據就屬於傳聞證據,傳聞證據是沒有辦法質證的。還有一個就是二審開庭的問題。現在二審只是進行書面審理。我們認為,如果二審不開庭審理,就不能稱之為審判,是屬於審查活動。因為審判有幾個最基本的要素,比如質證、辯論、交叉訊問等,如果這些環節都不存在,那就失去了法庭審理的基本特徵。同時,大家討論很多的,還有訊問嫌疑人(被告人)時代理律師在場權問題。
記者:您對此次刑訴法修改有什麼建議?
田文昌:關於司法鑒定的啟動權問題是我在上次刑訴法修改討論時特別提出來的。現階段,我國只有控方公訴機關有司法鑒定的啟動權,被告人方面沒有司法鑒定的啟動權。所以,作為律師,我們呼籲也要給辯護方司法鑒定的啟動權。
如果控辯雙方都做出了自己的司法鑒定,那麼司法鑒定人在庭審過程中就必須出庭進行質證,最後由法庭來認定司法鑒定的准確性等相關問題。
民訴法修改應注重製度協調
對話人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潘劍鋒
《法制日報》記者 任雪
《法制日報》實習生 趙晨熙
對話動機
據了解,2007年,民事訴訟法進行了首次修改,那麼,此次修改將側重哪些方面?可以解決哪些問題?《法制日報》記者就這些問題與參與此次民訴法修改的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潘劍鋒進行對話。
對話
記者:據了解,在2007年,民事訴訟法進行了首次修改,但修改內容不多。今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再次啟動民事訴訟法的修改工作。請談談您對此次修改的看法。
潘劍鋒:總體來說,現行的民事訴訟法有點兒落伍,不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因此對其進行相應的修改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現行的民事訴訟法對公益訴訟和小額標的、小額資金的訴訟沒有進行相應的規定,但是現在的實際情況是公益訴訟、小額標的案數量較多,因此必須對此進行相應的規定,才能更好地解決此類訴訟問題。
此外,現行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大多比較概括,而且在操作制度方面也有些落後,比如像簡易程序和證據方面的規定都比較籠統,但實際情況是有大量案件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因此,2003年出台了有關簡易程序的司法解釋。此次民事訴訟法的修改應對其進行細化,簡易程序判決書的製作、調解工作的進行以及簡易程序的審理過程等問題都應加入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
記者:此前有消息稱,此次民事訴訟法修改的核心是強化對當事人的訴權保障,強調解決當事人起訴難、收集證據難、申訴難等問題。對此,您如何看待?
潘劍鋒:我比較關注起訴難、取證難和執行難等問題。拿起訴來說,這次的修改要降低起訴門檻、降低起訴的難度。現行民事訴訟法中的起訴要件,在一些方面其實等同於裁判要件,而實際上,裁判要件的規定比起訴要件高,所以說現在起訴的門檻較高。因此,此次修改要對這部分內容進行修正,分清起訴要件和裁判要件,降低起訴門檻。
記者:還有人提出,應該在民事訴訟法中體現救濟的內容。
潘劍鋒:在2007年對民事訴訟法進行修改時,就已經重視、加強救濟問題了。我個人認為,在修改中增多救濟和注重對救濟的修改是很好的。我認為,此次對救濟作進一步修改,應該細化申請復議程序,比如對申請復議的條件、法院的決斷等,都要做出明確細致的規定。
記者:在您看來,現行的民事訴訟法中,有哪些是迫切需要修改的?
潘劍鋒:我認為迫切需要修改的地方就是加入防止惡意訴訟的制度。從目前來看,惡意訴訟可以說是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有些當事人不夠誠信,通過訴訟損害國家、社會或者第三方的利益；還有一些人實際並不以訴訟為目的,而是通過訴訟來為自己牟利。這些行為都屬於惡意訴訟行為。但現行的民事訴訟法對此沒有作任何規定,因此不利於處罰、制止這種行為。
另外,現行的民訴法對於證據運用的程序規定還不夠細致,因此,此次修改應對證據取得、證據的審查、證據的判斷等方面進行細化、完善。
記者:此次民事訴訟法修改是否存在一些難點?
潘劍鋒:我認為難點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就是像惡意訴訟這樣的新制度,比較難出台。因為我們以前並沒有明確的規定,也沒有這樣的經驗,所以在制定方面會存在一些難度。還有一個難點,就是要做好制度與制度之間的銜接、協調。單單完善和修改一個制度並不難,但是要想做好制度間的相互融合、協調比較有難度。比如像一審、二審和再審的關系,一審是必要性程序,而再審則是補定性程序。現在規定應該是一起訴訟如果進行了再審,就不應該再回到一審。但現在的實際情況是,再審發現問題後,還是打回到一審程序,這其實是不合理的。這就需要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總結經驗,並參考和結合其他的制度法規。
記者:您希望民事訴訟法修改應遵循怎樣的原則進行?
潘劍鋒:我希望對民事訴訟法進行整體地、細致地修改,讓原有的制度更加完善,更富操作性；對原來沒有的制度,也要增加進去,豐富內容,並且要做到制度間的協調,不要出現相互矛盾的地方。
記者:目前民事訴訟法的修改工作進行到什麼階段?
潘劍鋒:現在還只是最初的階段,草案還沒有出來。我認為最早也是在今年10月提交草案,之後逐步進行。(記者杜曉
實習生李媛)

④ 行政訴訟法2024

行政訴訟法在2024年的主要變化和關鍵點包括擴大了可訴行政行為的范圍、延長了起訴期限，以及加強了立案登記制度等。

首先，新行政訴訟法擴大了可訴行政行為的范圍。過去，“具體行政行為”才可提起行政訴訟，而現在“行政行為”均可成為行政訴訟的對象。這一變化意味著，更多類型的行政行為，如行政決策、行政指導等，都可能被納入行政訴訟的審查范圍。這一改動有助於更全面地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防止行政機關濫用權力。

其次，新法延長了起訴期限。原先的起訴期限是從知道作出具體行政行為之日起三個月內，而現在這一期限被延長至六個月。這一改動為公民和組織提供了更多的時間來准備和提起訴訟，進一步保障了他們的訴權。

再者，新行政訴訟法加強了立案登記制度。根據新法規定，對於符合法定起訴條件的案件，法院應當當場登記立案，嚴禁以案件疑難復雜等理由拒絕接收訴狀或不出具書面憑證。這一改革旨在確保當事人的起訴權利得到切實保障，提高行政訴訟的效率和公正性。

舉個例子，假設某市民對城市規劃部門的一項行政決策不滿，認為該決策侵犯了其合法權益。在新行政訴訟法下，該市民可以在知道該決策作出的六個月內向法院提起訴訟，而且只要符合起訴條件，法院就必須當場立案，不能以任何理由推諉。這樣的規定無疑為公民提供了更加便捷和高效的法律救濟途徑。

總的來說，2024年的行政訴訟法在保護公民和組織權益、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方面邁出了重要步伐。通過擴大可訴范圍、延長起訴期限和加強立案登記制度等舉措，新法為行政訴訟制度注入了更多的公正與效率。這些改革不僅有助於提升司法公信力，還進一步推動了法治政府的建設進程。

⑤ 行政訴訟法的發展趨勢

我國行政法的建立和完善，應當說是我國的民主與法治建設同步的，它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分散在集中、從低層次到高層級的逐步發展的過程，其中有兩次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
一是1989年《行政訴訟法》的頒布和實施，它從司法監督的角度有力推進了行政程序法制建設，其中有宣言式的規定條款：具體行政行為違背的法定程序的，得以撤銷；
二是1996年《行政處罰法》的頒布實施，標志著我國全面行政程序法制建設的開始，《行政處罰法》的重要貢獻在於：在行政訴訟法確立的程序違法無效的原則上，又進一步確立了保障公民權利與促進行政效率相結合的公正、公開原則，規定了告知、陳述、早辯和聽證等程序制度。
總體來看，我國行政程序法律化的進程逐步加快，並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主要表現在：
1、新憲法為行政程序法律化提供了憲法依據。西方國家的憲法中往往有關於行政程序基本原則的規定，這些規定構成這些國家行政程序的根本法律淵源。我國憲法並沒有專門明確規定行政程度的基本原則，但是，憲法中的有些規定卻可以被認為是行政程序法律化的依據。例如，憲法第2條第3款規定：「人民依照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這一規定是行政程序法上公開原則、參與原則的憲法依據。
2、制定了一大批行政程序方法的法律、法規和規章。建國以來，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先後制定了一大批行政程序方面的法律、法規和規章，使行政程序無法可依的狀況有了明顯改善。20世紀80年代以後，行政程序法律化的進程明顯加快，有關國家機關先後制定了《行政法規制度程序暫行條例》、《國家行政機關公文處理辦法》、《行政復議條例》、《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等等。這些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使我國行政程序法律化的覆蓋面大為擴大。
3、某些行政領域建立了比較完備的程序制度。雖然目前我國的行政程序制度總體上還比較落後，但從局部看，有些領域的行政程序制度已經相當完備。如行政處罰程序、行政復議程序等。以行政處罰以例，1996年頒布的《行政處罰法》，對行政處罰決定的簡易程序、一般程序和聽證程序，以及行政處罰的執行程序都作了統一、明確、具體的規定。此外，還制定了大量專門規定特定領域的行政處罰程序的單行法律、法規和規章，如《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等，這使我國行政處罰程序形成了比較完備的規則體系。
4、體現現代法治精神的行政程序制度開始得以確立，隨著法制建設的發展，我國行政程序法律化的價值取向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行政程序已不再被單純地看作保障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率的工具，它的控權功能和保護公民權益的功能逐步被立法者所認識，其結果，使得我國行政程序中以控制行政權和保護公民權益為主要目的、體現現代法治精神的規則和制度逐步被確立。例如，告知程序、聽證程序、迴避程序、復審程序等。這種變化表明我國的行政程序法律化逐步向現代化邁進。
5、行政程序制度獲得了相對獨立的法律地位。隨著國家法治的發展，行政程序開始獲得獨立的法律地位。例如，《行政訴訟法》明確地將程序合法作為行政行為合法的三個必要條件之一。《行政處罰法》則明確規定，沒有法定依據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處罰無效。這些規定表明，我國行政程序不再是行政實體法的附庸，它已經獲得了獨立的法律地位。盡管我國的行政程序法律化有了長足的發展，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但從總體上看，我國的行政程序法律化的水平還比較低，行政程序法律化還存在諸多問題。

⑥ 行政訴訟法2024

行政訴訟法2024是關於行政訴訟的法律規定，旨在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
該法律對行政訴訟的提起、受理、審理、判決和執行等各個環節進行了詳細規定，確保行政訴訟活動的公正、公開和高效。
一、行政訴訟的提起
當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了其合法權益時，有權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在提起行政訴訟時，需明確被告、訴訟請求、事實和理由，並提供相應的證據材料。
二、行政訴訟的受理
人民法院在收到行政訴訟起訴狀後，應依法進行審查。符合受理條件的，應當在法定期限內立案，並通知當事人。不符合受理條件的，應當裁定不予受理，並說明理由。
三、行政訴訟的審理
在行政訴訟審理過程中，人民法院應依法組織當事人進行證據交換和質證，充分聽取當事人的意見。對於涉及專門性問題的，可以委託專業機構進行鑒定。人民法院在審理過程中，應注重查明事實，正確適用法律，確保案件的公正處理。
四、行政訴訟的判決與執行
經過審理後，人民法院應根據事實和法律，依法作出判決。當事人對判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上訴。對於生效的判決，當事人應自覺履行。如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可以採取強制措施予以執行。
綜上所述：
行政訴訟法2024為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提供了依法維護自身權益的途徑，通過規范行政訴訟活動，確保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在行政訴訟過程中，當事人應依法行使權利，履行義務，積極配合人民法院的審理工作，共同推動行政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第二條規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第七條規定：
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依法實行合議、迴避、公開審判和兩審終審制度。
第十二條規定：
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提起的下列訴訟：
（一）對行政拘留、暫扣或者吊銷許可證和執照、責令停產停業、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非法財物、罰款、警告等行政處罰不服的；
（二）對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對財產的查封、扣押、凍結等行政強制措施和行政強制執行不服的；
（三）申請行政許可，行政機關拒絕或者在法定期限內不予答復，或者對行政機關作出的有關行政許可的其他決定不服的；

⑦ 征地拆遷糾紛案例：新行訴法解釋第64條對被徵收人訴權的影響

新行訴法司法解釋生效之後，未告知行政相對人訴訟期限的行政行為，起訴期限將一律變為不超過一年，這對征地拆遷案件當事人的維權期限，將產生重要影響。 2018年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了新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法釋〔2018〕1號)。
根據其第一百六十三條的規定：本解釋自2018年2月8日起施行。
即新的行政訴訟法司法解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新解釋將對被徵收人的權利義務有哪些影響呢，這需要在未來的司法實踐中不斷檢驗。
本文，來通過在明律師梁紅麗所代理的一起案件窺探這一問題……
【基本案情：違法強拆後的艱難維權】
近期，梁紅麗律師代理的西北某省李先生的征地拆遷糾紛案件，險些受到該新的司法解釋的影響。
2016年初，李先生經營的賓館以及停車場被納入某國道改擴建施工的征地范圍。
據悉，該停車場的土地使用權是李先生2000年向該鎮政府購買所得。
因為法治的不健全，鎮政府始終未協助李先生辦理該土地的使用權手續。
李先生取得土地後，依法對土地進行平整，並在使用權范圍內修建圍牆及附屬建築。
李先生的土地被納入徵收范圍之後，因為補償安置問題始終未取得一致意見，並未在期限內簽訂補償安置協議。
迫於工期緊張的壓力，鎮政府於2016年9月強行拆除了李先生停車場的建築，並在平整土地後強行實施了綠化。
鎮政府強拆行為發生後，梁律師依法指導當事人提起強拆行政訴訟，經過一審、二審法院的審理，法院依法判決強拆行為違法。
強拆案件審理期間，關於補償安置的溝通協調一直在進行。
鎮政府的補償標准雖有提高，但始終未能彌補李先生的實際損失。
2017年10月，為促使案件進一步的溝通協調，梁律師在調查取證的基礎上，認為鎮政府的佔地行為並無征地批文，屬於違法佔地，故依法提起行政訴訟。
法院受理案件後認為，該案件應當屬於行政復議法第三十條第一款規定的復議前置程序，故裁定駁回了李先生的起訴。
2017年11月，李先生根據法院裁定，依法向鎮政府的上級政府申請行政復議。
經過延期，2018年2月10日，復議機關作出行政復議決定，認為李先生提起復議的期限超過行政復議法規定的六十日的期限，決定駁回李先生的復議申請。
李先生的復議申請是否超過行政復議法規定的六十日的復議期限呢?根據《行政復議法實施條例》第十七條的規定：行政機關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權利、義務可能產生不利影響的，應當告知其申請行政復議的權利、行政復議機關和行政復議申請期限。
即告知行政相對人提起行政復議的許可權，是行政機關的法定義務。
鎮政府違法佔地時，與李先生一直在溝通補償安置問題，始終未依法告知李先生提起行政復議的權利。
同時，根據修改前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0〕8號)第四十一條的規定：行政機關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訴權或者起訴期限的，起訴期限從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訴權或者起訴期限之日起計算，但從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具體行政行為內容之日起最長不得超過2年。
2017年10月，李先生就鎮政府強占其經營用地行為提起行政訴訟時，並未超過原司法解釋規定的不超過2年的起訴期限。
2017年11月，法院告知案件屬於復議前置案件，裁定駁回李先生起訴後，應當作為起算李先生提起行政復議六十日的起點。
故李先生在法定的十五日內，因不服復議決定，依法提起行政訴訟。
目前，案件仍在法院的審理過程中。
【法律分析：起訴期限縮減帶來的變化】
回溯本案，強拆、佔地的時點發生在2016年9月，因為強拆訴訟以及其他輔助程序的開展，李先生與鎮政府的補償安置協商一直進行著，至2017年10月李先生提起行政訴訟，案件已經超過一年的時間。
因為提起訴訟、申請行政復議的期限發生在2018年2月8日之前，所以，仍然應用舊行政訴訟法司法解釋(法釋〔2000〕8號)的規定。
通常，征地拆遷案件的全部程序並不是同時提起的，而是根據律師主導的一個最主要案件，結合其他程序進行輔助，進而推進補償安置的協商談判。
當然，這種訴訟設計也有減輕當事人負擔、減少當事人律師差旅費用支出的考慮。
實際上，絕大多數的征地拆遷類案件，會在律師主導的一個主要程序的基礎上達成補償安置協議，這是此類案件的一般規律。
同時，因舊行政訴訟法司法解釋第四十一條2年起訴期限的緣故，在主程序未果的情形下，其他程序會在兩年內提起，這也能適當延長當事人的維權期限。
就本案而言，決定在2017年11月提起復議程序，是結合李先生與鎮政府談判未果的實際進行的。
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行政訴訟法〉的解釋》第六十四條之規定：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起訴期限的，起訴期限從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起訴期限之日起計算，但從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行政行為內容之日起最長不得超過一年。
如果李先生提起訴訟的期限在2018年2月8日之後，舊司法解釋規定的兩年訴訟期限已經失效，李先生將喪失提起違法佔地訴訟或者行政復議的權利。
新行訴法司法解釋生效之後，未告知行政相對人訴訟期限的行政行為，起訴期限將一律變為不超過一年，這對征地拆遷案件當事人的維權期限，將產生重要影響。
同時，也將促使律師業已形成的維權模式進行重大調整。

⑧ 行政訴訟法2024

《行政訴訟法》2024版對行政訴訟的多個方面進行了修訂和完善。

該法律旨在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在2024年的修訂中，幾大亮點尤為突出。首先，擴大了可訴行政行為范圍，將原法中的“具體行政行為”修改為“行政行為”，這意味著更多類型的行政行為將成為行政訴訟的對象，增強了公民對行政行為的監督力度。其次，延長了起訴期限，從原來的“知道作出具體行政行為之日起三個月內”延長至“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作出行政行為之日起六個月內”，為當事人提供了更充足的時間來准備和提起訴訟，有效保障了其訴權。

此外，加強了立案登記制度，要求對於符合法定起訴條件的案件，應當當場登記立案，嚴禁以案件疑難復雜等為由不接收訴狀或不出具書面憑證。這一規定確保了所有合法的行政訴求都能得到及時受理，提高了行政訴訟的效率。同時，增加了調解制度，在審理過程中鼓勵雙方通過調解達成和解，有助於減少訴訟數量，加快案件處理速度，促進和諧社會的構建。

值得注意的是，新法還引入了強制應訴制度，要求被告方必須參與訴訟過程，這不僅能夠提高審判效率和質量，也有助於增強行政機關的法治意識，促使其依法行政。在執行階段，新法還增加了對違法行為的行政負責人的拘留措施，增強了法律的威懾力，保障了行政訴訟判決的有效執行。

綜上所述，《行政訴訟法》2024版通過一系列修訂和完善，進一步強化了行政訴訟在保護公民權益、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方面的作用，為構建法治社會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