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主要是用來
㈠ 經濟法與程序法的關系與區別
經濟法和程序法都是屬於我國法律的組成部分之一。而他們的區別是程序法屬於訴訟法，而經濟法屬於非訴訟法
經濟法是國家為了克服市場失靈而制定的調整需要由國家干預的具有干預全局性和社會公共性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由此可知，經濟法是調整全局性的，社會公共性的經濟關系，因此經濟法是以社會為本位的。行政法是公法，它的利益本位是國家利益，它是國家用來規范行政權的法律。在市場經濟中，行政法主要是維護國家管理秩序，但它也兼顧個體利益和社會利益，一方面授予行政權適當干預市場的權力，另一方面又要規范行政權的行使，對行政權進行控制和監督。
一、三者的基本區別：
1、行政法，是調整國家行政管理關系的法律，用以制約、規范和監督行政管理行為。
2、民法，是用以調整公民之間、法人之間、公民和法人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法律。
3、 刑法，是用來懲罰犯罪行為的法律。
二、三者的基本關系：
1、刑法與民法、行政法的關系按法律調整社會關系的不同，分為不同的法律部門。刑法規定犯罪和刑罰；民法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行政法調整行政主體在行使行政職權和接受行政法制監督過程中而與行政相對人、行政法制監督主體之間發生的各種關系，以及行政主體內部發生的各種關系；但是刑事不法與民事不法的界限卻並未如刑法和民法一般「之間存在一條明顯的楚河漢界」。民法典是萬法之母，其他法律大多是從不同角度對民事法律關系進行保護、充實和發展，刑事、行政法律也不例外。
2、面對刑法理論上存在的一些疑惑：是刑事不法，還是民事不法？刑民交叉案件的處理，總的來說是實務界的一個難點。無論是司法制度的構建，刑事政策的選擇，還是具體問題的解決，都迴避不了民、刑關系交叉纏繞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在法律體系中，法律之間的邏輯關系不盡相同。一個部門法是以法律調整的社會關系為標准進行劃分的，刑法可以分解為各個部門法的制裁規范，因而違反民法的犯罪可以歸入民法，違反婚姻法的犯罪可以歸入婚姻法，或者侵犯林木的犯罪可以歸入森林法。但如此下去，刑法會被分解而喪失獨立存在的意義。目前，世界各國通行做法是，承認刑法是獨立的部門法。除了刑法與附屬刑法，有的國家還有大量散布在各個部門法中的刑事規范。刑法在法律體系中具有不完整性與不周延性，只有在民法及其他部門法的配合下，刑法才能真正發揮其作用。由此可見，刑法是民法、行政法等其他部門法的後置法，彼此之間屬於前置法與後置法的關系。
3、事實上，法秩序統一不僅是一項立法原理，也應是一項司法原則。司法實踐中出現過這樣的案例：一個民事糾紛被一個法院認定為民事案件，但是同樣性質的案件，在其他法院可能被認定為合同詐騙罪，最終被判處刑罰，這種做法明顯破壞了法秩序統一原理。法秩序統一原理在刑法適用中的體現是，犯罪認定中排除了前置法中的合法行為。刑法和其他部門法存在後置法與前置法的關系，這種關系決定了後置法對前置法有一定從屬性，因此刑法對民法典也有從屬性。然而，這種從屬性又是相對的。所以從此意義上講，刑民關系有雙重性，即刑法有對前置法的從屬性，也有其獨立性。
刑法對民法的從屬性決定了民法規范對刑法的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根據罪刑法定原則，定罪量刑應以明文規定為依據。在某些情況下，刑法對部分罪狀進行兜底式規定，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藉助於民法規定對這些空白進行填補，這正體現了民法對於刑法定罪的指導意義。新頒布的民法典，會對刑法中犯罪認定等產生一定影響，這要求我們不僅要掌握刑法知識，也要掌握民法、行政法。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條 為了保護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調整民事關系，維護社會和經濟秩序，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二條 民法調整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之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一條 為了懲罰犯罪，保護人民，根據憲法，結合我國同犯罪作斗爭的具體經驗及實際情況，制定本法。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任務，是用刑罰同一切犯罪行為作斗爭，以保衛國家安全，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保護國有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㈢ 行政法是什麼
行政法
行政法是規定國家行政主體的組織、職權、行使職權的方式、程序以及專對行使行政職權的法制監督，調整屬行政關系的法律規范系統。
行政法的基本內容包括三大部分：
（一）行政組織法；
（二）行政行為法；
（三）行政法制監督、行政救濟、行政責任法。
行政法的這三個部分分別調整著不同的行政關系：
行政組織法主要調整內部行政關系；
行政行為法，主要調整行政管理關系；
行政法制監督、行政救濟、行政責任法主要調整行政法制監督關系。
補充定義：行政法是指調整行政權被行使過程中所產生的社會關系以及對行政權進行規范和控制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㈣ 行政法與民法和刑法有什麼聯系與區別
行政法、民法、刑法是構成我國整體法律體系的三大組成部分，是分別用以調整國家行政管理、民事行為權利和懲罰犯罪的三個平等法律體系。
一【三者的基本區別】
所謂行政法，簡單理解就是調整國家行政管理關系的法律。用以制約、規范和監督行政管理行為。
民法是用以調整公民之間、法人之間、公民和法人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
刑法就是用來懲罰犯罪行為的。
二【三者基本概述】
（1）行政法：
簡單理解就是調整國家行政管理關系的法律。是指行政主體在行使行政職權和接受行政法制監督過程中而與行政相對人、行政法制監督主體之間發生的各種關系，以及行政主體內部發生的各種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它由規范行政主體和行政權設定的行政組織法、規范行政權行使的行政行為法、規范行政權運行程序的行政程序法、規范行政權監督的行政監督法和行政救濟法等部分組成。其重心是控制和規范行政權，保護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
（2）民法：
民法是我國法律體系中最為重要的法律部門之一。根據不同的角度，人們在使用「民法」這一概念時，賦予其不同的含義：
首先，民法可分為形式意義上的民法與實質意義上的民法。所謂形式意義上的民法，指編纂成文的民法法典（即民法典）；所謂實質意義上的民法，指包括具有一切具有民法性質的法律、法規及判例法、習慣法等。比如，在我國，在民法典尚未制訂的情況下，《民法通則》是基本的民事立法文件。此外，《合同法》、《擔保法》、《著作權法》、《專利法》、《商標法》、《繼承法》等是民事單行法規。而在我國《憲法》以及其他部門法或者法規中，凡是涉及民事問題的法律規定，都是民法的組成部分；
其次，民法可分為狹義的民法與廣義的民法。狹義的民法指部門意義上的民法，不包括商法典及商事特別法；廣義的民法的范圍相當於傳統的私法的范圍，即商法典以及商事特別法（如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破產法等）均是民法的組成部分。
《民法通則》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調整平等主體的公民之間、法人之間、公民和法人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
（3）刑法：
刑法是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法律，是掌握政權的統治階級為了維護本階級政治上的統治和經濟上的利益，根據自己的意志，規定哪些行為是犯罪並且應當負何種刑事責任 ，並給予犯罪嫌疑人何種刑事處罰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刑法有廣義與狹義刑法之分。廣義刑法是一切刑事法律規范的總稱，狹義刑法僅指刑法典，在我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㈤ 行政法淵源能否作為法院法律適用的依據
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和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項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在共同推進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的過程中，必須堅持立法先行。法治語境下行政執法是指行政主體依法行使法定職權、履行法定職責，實現行政目標的活動總稱，也即行政主體將法律的意志加以實現的過程，具體表現為依法律授權而為的行政檢查、行政強制、行政許可、行政處罰等行政行為。行政主體在實施行政行為時要有法律依據並受法律規范制約當為行政執法的實質要義之所在。那麼，行政執法的依據應當包括哪些呢？除了法律、法規、規章、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等之外，由於立法的不明確，實踐中鮮見有行政主體將法律解釋梳理為執法依據的，近些年在具體的法律適用實踐中也出現了一些操作上的問題，比如包括司法解釋在內的法律解釋能否成為行政執法的依據？人民法院在行政訴訟中如何對待行政解釋？同部門法律解釋或不同部門的法律解釋之間出現沖突如何處理？本文試圖釐清前述困惑，以明晰認識，期冀略有指導實踐之效益。
一、法律解釋作為行政執法依據的理論考量
（一）法律解釋能否成為行政執法依據的理論困惑
在大多數西方國家，法律的制定、執行、適用，分別交由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具體行使。三者只能在自己的職權范圍內行使職權，不得超越職權、侵犯其他權力領域。在許多西方國家中，法律解釋權主要歸屬於法院或法官，因此，法律解釋主要是指司法解釋，是法院或法官在具體案件中對法律所作的解釋，按照「遵循先例」的司法原則，個案中的司法解釋對下級法院今後的具體案件審理具有拘束力，形成「法官造法」的效果。行政機關執行的是議會（國會）制定的法律文件，而非司法解釋。關於法院行使司法解釋權是否屬於司法權對立法權的侵犯，在解釋史上很早就存有爭論。從古羅馬開始，法律解釋的發展道路基本上是沿著由立法禁止法官解釋法律再到立法授權法官解釋法律前進的。[1]至今，兩大法系中，司法解釋成為了最重要或最主要的法律解釋，甚至在英美法系中，司法解釋就是直接代表了其所稱的法律解釋。我國司法實踐中，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這兩家最高級別的司法機關對法律具體適用問題有權進行解釋，我們將其稱為司法解釋。但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是，我國的司法解釋在性質上是一種能夠重復適用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抽象解釋，它不同於國外的具體個案解釋，這種抽象解釋在許多情形下是對法律的進一步明確界限，很大程度上屬於立法的邊界。從這個意義上講，司法權存在侵犯立法權的嫌疑。在缺失明確「糾偏」制度的情況下，行政機關為執法當如何選擇執法依據難免處於為難境地。
至於其他兩種法律解釋，首先來看立法解釋，從權力分工的角度看，立法者只是向社會輸入法律文本，解釋法律不是立法者的事情，而是司法者或執法者的工作。立法者以解釋的名義發布文件，但本質仍屬於立法。既然如此，立法者就不應當具有立法解釋權，立、改、廢才是立法機關的本職，立法者完全可以通過修法來達到立法解釋的目的。其次再來看行政解釋，權力分立原則在本質上也同樣要求法律解釋權不能交由行政機關來行使，否則，法律解釋權一旦擴大配置，將會給我國的行政管理活動帶來兩大問題：第一，這意味著行政機關可以自行實施行政管理活動而無須考慮立法機關的意志；第二，還意味著行政機關受司法機關的監督將成為一句空話。[2]
我國現有的法律解釋體制，盡管有其存在的價值和依據，但體制的架構確實存在法理中無法迴避的困境和不足。至於立法解釋、司法解釋、行政解釋能否成為行政執法的依據確實是一個極其復雜且大費思量的問題。首先，對立法解釋而言，我們一方面強調其具有法律效力，另一方面立法解釋在實踐中卻很少見，常被應用解釋所侵犯，致使其在理論上雖可作為行政執法的依據，但因其數量不夠，對行政執法的作用甚少；其次，對行政解釋而言，一方面存有前已述及的缺陷，另一方面，部分行政解釋程序簡單，儼然行政主體內部的抽象行政行為，與依法行政中的「法」不可同日而語，行政解釋作為行政執法的依據仍存在可爭論的焦點；再者，對司法解釋而言，雖已成為兩大法系中最重要、最主要、最具權威的法律解釋，但能否作為行政執法的依據，仍是一個需要認真探討的問題。綜觀我國的法律解釋機制，從權力的分立與制衡的角度對其進行分析，存在各種困惑與邏輯不足，嚴重影響著我國行政執法主體之執法依據的范圍圈定。
（二）法律解釋能夠作為行政執法依據的理論支撐
近代國家學說認為，國家權力的存在是為了維護公民的權利。[3]如何保障、制約國家權力，使之一如既往地維護公民的權利，成為先賢們思考解決的問題。在最初英國思想家洛克的「三權分立」思想基礎之上，法國孟德斯鳩進一步將其完善並發揚光大，創設出三權分立學說，對西方國家憲政制度的創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按照「三權分立」學說，整個國家權力被劃分為三部分，即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三項權力分別由議會、法院和政府行使，三個機關之間相互分工、相互制約。孟德斯鳩主張，必須強調權力之間的分工制衡，用權力制約權力來達到防止權力濫用的目的，如若立法權與行政權相結合，則自由不再，同樣道理，如若司法權不能在立法權與行政權面前保持獨立，則自由也不再。假設司法權與立法權集中於一人或一個機關手中，專斷的權力就將凌駕於公民的生命與自由之上，這是因為法官自己成了立法者。最嚴重的一種情況則是一個國家如若法律制定權、公共決議執行權、私人犯罪裁判或者爭訟權也交由同一個人或者機關行使，那麼這個國家一切便都完了。[4]我國雖不是實行三權分立制度，但權力分工制約思想是必須體現的。在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其他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在人民代表大會的基礎上產生，對其負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使人民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法律意志；國家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依法行政；司法機關行使司法權，據法審判。關於法律解釋的性質，理論界一直存在著「是一種權力還是一種方法」的爭議，作為在具體的法律適用過程中出現的一種特殊現象，法律解釋是從屬於上述立法、司法和行政活動的。因此，在國家權力三權劃分的意義上，主流觀點將法律解釋視為一種具有附屬性質的隱性權力，法律解釋權也並非一種獨立的權力類別。據此，可以得出法律解釋能夠作為行政執法依據的第一個理論支撐，法律解釋如果具有國家權力的屬性，那麼它就具有了能夠成為法律依據的先決條件。在我國目前的法律解釋體制下，按照「誰制定，誰解釋」的運行規則，法律解釋的主體必然與三種權力緊密相連並且附屬於特定權力主體自身的許可權，法律解釋權在權力屬性上當然地具有延伸意義的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性質，適用法律解釋的過程便是三種權力運行的結果。對於立法解釋與行政解釋而言，它們成為行政執法的依據毫無問題，對於司法解釋而言，盡管情況復雜，但從三大國家權力的職責分工來講，作為在行政法律適用過程中用來調適法律關系重歸平衡的司法權，具有終局裁決的效力，當然也對前置的行政權力具有約束性。基於此，法律解釋本身所擁有的權力延伸屬性決定了其能夠成為執法依據的前提條件。
另外，按照法律解釋的主體和效力不同，廣義上可以將法律解釋劃分為正式解釋（有權解釋）與非正式解釋（無權解釋）兩種，區別二者的標准在於看其是否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通常我們採用的是狹義的觀點，法律解釋即指的是有權解釋，必須是有權主體依據有關許可權對法律的具體適用進行的解釋。據此可以引申出法律解釋能夠作為行政執法依據的第二個理論支撐，從行政法的淵源進行考察，行政法淵源作為行政法律規范的具體表現形式和載體，如果一個法律文件能夠作為行政法淵源，對行政法律關系主體和行政執法行為產生普遍約束力，那麼它必然也能夠成為行政執法的法律依據，對行政執法機關產生拘束力，行政機關必須依據法律的規定實施行政行為。行政法學界的通說認為法律解釋是行政法的法律淵源之一，認為一般淵源有憲法、法律、行政法規與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規章、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特殊淵源有法律解釋、國際條約、慣例等。按照解釋的主體不同，又可以將法律解釋做出立法解釋和應用解釋兩種區分，在應用解釋之下再做出司法解釋和行政解釋之分。[5]上文已經分析，法律解釋本身所擁有的權力延伸屬性決定了這些有權解釋均具有國家意志性、強制性、普遍性和規范性等作為法律淵源的這些基本特徵。另外，通過1981年《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以及其後一系列法律文件，在立法上也進一步對法律解釋與法律具有同等效力這一內容予以明確化。受我國現有法律解釋體制的影響，盡管立法解釋、司法解釋、行政解釋在法律解釋體系中存在著效力高低不同、法定拘束力強度不同以及適用人員、事項范圍不同的問題，但是法律解釋本身作為行政法淵源所具有的法律效力或一定的法律效力卻是釐清其能否成為行政執法依據的重要理論支撐。法律解釋作為行政法淵源之一，具有法律約束力，能夠成為行政執法的法律依據亦是應然。
基於以上分析，盡管法律解釋作為行政執法依據確實存在著源自法理上的障礙，但是從其作為國家隱性權力的基本屬性、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法淵源之一等支撐來看，法律解釋在理論上是當然並且必然能夠作為行政執法的法律依據。除了法理上的支持，法律解釋作為行政執法依據還存有現實的需要，並且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不僅能夠明確行政機關的執法依據，為行政機關落實、完善國務院「三定規定」提供理論支持，有助於行政機關科學梳理行政執法依據，進一步明確各單位權責，合理配置行政職權；而且便於行政主體身份的確認，明確行政訴訟被告資格，滿足實際部門和群眾對行政行為進行准確及時監督的需要，完善法律解釋機制，進而推動行政法學的發展；最終推動我國法治建設，完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規范體系，為法制的統一提供保障，實現依法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