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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解釋第325條

發布時間: 2025-10-09 19:16:41

㈠ 新加坡法律

1、鞭刑是一種在新加坡廣泛施行的合法體罰。鞭刑可以再細分為以下幾種情形:司法、監獄、軍旅、感化院、學校、以及家庭/私刑。
2、
新加坡刑事訴訟法第325至332項說明有關鞭刑的條例

成年男性罪犯介於18至50歲,並且由醫療官員證實身體狀況合適後才可以被執行鞭刑。

罪犯同一時間只能被執行24下鞭刑,不論他罪案的數量。

若犯人未滿18歲,他一次最多可受鞭刑10下,但是刑鞭會比一般的輕一些。未滿16歲的男生只能由最高法院判處鞭刑,地方法院以及青少年法院無權將他們判處鞭刑。

死刑犯是不會被執行鞭刑的。

刑鞭的粗度不可超越1.3厘米,長度不可超越1.2米。

3、
在新加坡法律中,一共有超過30種不同的罪行都適用鞭刑,其中包括:

劫持人質 / 綁架

暴力搶劫

團伙搶劫,並導致受害者喪命

非法吸食毒品

破壞公物(包括在公共場所的牆上噴塗油漆)

騷亂

性侵犯(非禮)

非法擁有武器(包括長刀、匕首等)
鞭刑對以下罪行是強制性的:

強奸

非法走私或販賣毒品

非法貸款(協助債主騷擾債務人也一並同罪)

非法入境或簽證過期非法滯留90天以上
在其它國家,經常有很多人誤以為在新加坡售賣或食用口香糖會受鞭刑。這是不正確的,因為新加坡政府雖然禁止口香糖,可卻從未把售賣或食用口香糖定為適用鞭刑的罪行,犯法者頂多隻會被罰款。同樣的,在新加坡境內亂扔廢棄物、在公共場所吸煙、不沖公共廁者會被起訴罰款。

㈡ 抽象危險犯

【摘要】
在風險社會中,抽象危險犯的合法化和可靠性相當富有爭議。依其類別歸屬,抽象危險犯必須在犯罪形態范疇中加以仔細考察,從而涉及到抽象危險犯的基礎和邊界劃定。具體而言,則需要考慮抽象危險犯的定型化根據以及在批判性視野下的標准化問題。這樣才能實現對抽象危險犯的批判性分析,即對抽象危險犯並不需要一概地加以反對。

【關鍵詞】抽象危險犯;批判;定型化;基礎和邊界

一、導言

在相關文獻中,抽象危險犯(abstrakte Gef·hrngsdelikt)的合法化和可靠性變得越來越有爭議了,正如赫爾左克(Herzog)談到的「通過危險刑法所產生的刑法的危險」。尤其被批評的是,這樣一個「風險刑法」(Risikostrafrecht)的確立是和法治國的保障不協調的,若其還有些用處的話,也僅在處理現代風險社會的種種問題上還略有點辦法。危險犯(Gef·hrngsdelikte)存在於刑法之諸多不同領域——從對付簡單的「醉酒駕駛」(Trunkenheitsfahrt)到對付有組織犯罪及恐怖主義組織。

首先,我想將抽象危險犯歸入的不同種類的犯罪形態范疇中,並分別描述其實質性的基本特點(以下第二部分)。其次,我將著手探討立法者會考慮的抽象危險犯定型化的那些根據(以下第三部分)。最後,重點探討的是,抽象危險犯是否以及在何種條件下能被合法化(以下第四部分)。

二、犯罪形態范疇中的抽象危險犯

1、犯罪構成要件的經典構造是以結果犯(Erfolgsdelikt)為基準的。在這類犯罪中,行為人的行為須引起各自構成要件所描述的結果,而相異於「結果」這個概念的通常用法, [①]它並不是積極的,而是像第212條 [②]的意義上的死亡——是作為一個(極端外在的)消極結果來理解。在行為和(消極)結果之間還須進一步存在一個因果關系,並且必須可以把結果有理由地客觀歸咎於行為人。因此,完整的結果犯(Vollendete Erfolgsdelikt)通過一個行為—結果無價值(Handlungs- und Erfolgsunwert)表現出來。

(1)在結果犯中,人們首先注意到危險犯,在其間,一個侵害結果的發生必須符合構成要件的構造。經典的例子是第212條規定的典型的殺人,此處,構成要件以侵害生命法益為前提。

(2)其次,然而也把具體危險犯(konkrete Gef·hrngsdelikt)歸入結果犯。具體危險犯和實害犯(或稱侵害犯,Verletzungsdelikt)均指向基本相同的構成要件規定的構造。不過,依照刑事法則的法定設計,(其)已是保護法益的某個具體危險,即足以成為某個危險結果(Gefahrerfolg)。比如,若在無能力駕車的狀態下,通過操縱一車輛而造成了對於他人身體和生命或其他財產的一個危險,則正符合《德國刑法典》第315條(c)意義上的「醉酒駕駛」之構成要件。此亦同樣適用於第308條中的引起爆炸物爆炸。如果是在具體危險乃至某個法益侵害的特定場合,亦即「醉酒駕駛」或爆炸物爆炸的受害人死亡了,那麼當然符合構成要件了,因為危險(Gef·hrng)距離侵害(Verletzung)僅僅一步之遙。

具體危險犯在運用上的主要問題是,在什麼時候某個危險才是足夠具體的?因為沒有出現具體危險(konkrete Gefahr)以及產生的危險結果的話,該危險行為便不可罰。「某個具體危險」是指這樣一種狀態,即在可能性上距離具體對象之侵害的存在已經不遠了,而且,正犯行為(Tathandlung)導引其針對被保護法益的內涵於該行為內的潛在危險性外化為一個危急的情勢。依通常的生活經驗必須——亦即通說是採用「客觀事後判斷」(objektiv-nachtr·gliche Prognose )的方法來認定——一個特定行為人的安全性受到非常嚴重的影響,因為法益是否被侵害仍必須依照概率來決定,取決於偶然。按照該觀點在針對特定行為出現典型危險時就無法依據一般的經驗為基礎。更多的是必須在每一個案件中考慮具體特點以確定具體危險的出現。而僅僅是這種情況,即在炸葯爆炸的危險根源(Gefahrenquelle)的附近出現的人,仍不滿足具有導致具體對生命和身體產生危害的假設,這還需查明其有試圖接近爆炸物和該人的所處地理位置和情勢的條件。同樣地,此間成為法律的司法判例持這樣的觀點,同乘者或副司機已經不是單獨地因此感到具體危險,那就是一個「醉酒駕駛」了;因為其坐在醉酒司機的車里。不過,這還需要一個更確定的危急情勢,比如差點發生交通事故,在這個情狀里,駕車無能的行為人的酩酊車輛開到逆向行駛的道路上去了,而且鄰近的其它車上的司機不得不通過一個靈活的避讓從而在緊要關頭能避免兩車相撞。

2、對應於以侵害和具體危險犯為形式的結果犯的是單純的行為犯(schlichte T·tigkeitsdelikt)。這種構成要件僅僅把法律後果同一個被禁止的行為聯系起來。很難查清這一問題,即是否對保護法益造成具體危險是可有可無的。依照《德國刑法典》第316條,在無能狀態下駕車必將受懲罰。相反,《德國刑法典》第315條(c)則不需要一個具體危險。相應地,《德國刑法典》第316條行為的不法—罪責含義(Unrechts- und Schuldgehalt)的減輕導致該條的懲罰也減輕了。同樣地,《德國刑法典》第154條描述的典型偽證罪(Meineid)亦為這樣的行為犯:行為人宣誓陳述了假的證詞即足夠實現犯罪構成要件,至於供詞是否最終導致了判決不公或某方當事人因此遭受不利情況則並不重要。

(1)在這樣的單純的行為犯中,立法者認為這樣行為是典型地具有危險性的,因此必須被禁止。由於其尚未達致具體危險,亦即在其間並沒有具體的侵犯對象或安全憂患是被抽象危險犯引起的。相反地,在具體危險犯中,危險並沒有被作為法則中構成要件的特徵,而是作為背景意義上的立法動機。大多數情況下,立法者將決定性的所有事態稱為構成要件,這就確立(begrü;nden)了行為的危險性。

(2)有時,也能找到這樣的犯罪,在其間,立法者給法官留出一些心證的自由空間。這樣,這些裁判必然針對是否在個別場合的特殊情況下的危險行為是典型地正好損害法益。正如《德國刑法典》第325條第1款的構成要件所要求的,空氣污染(Luftverunreinigung)乃是針對健康等等受到傷害。這被稱為適格犯(Eignungsdelikten) [③]或者潛在危險犯(potentiellen Gef·hrngsdelikt)。由於這被單獨歸入抽象危險犯,以至於以前有時提出的命名,即「抽象—具體危險犯」(abstrakt-konkrete Gef·hrngsdelikt)的意旨無法實現了。

(3)最後,還存在抽象危險犯,在這里,「結果」是作為刑事可罰性的客觀條件(objektive Bedingung)加以設計的。由於行為人必須基於客觀條件故意或過失地行為,如果人們放棄同時也不要求通說上說的行為和客觀條件之間因果關系,那麼存在一個「抽象危險犯」的分類無論如何都不是對應性的。舉《德國刑法典》第231條中的構成要件為例,業已捲入一場受處罰的斗毆,並導致在這場斗毆中,以死亡或重傷害為形式的嚴重後果。這一處罰的出發點應該只是捲入一場危險根源的斗毆。至於當事人的行為和促成嚴重後果之間有什麼因果性抑或是故意還是過失捲入,正如通說所言,是不相關的。假設在捲入之前或之後正好發生嚴重結果的情況,從構成要件的通說中還可以進一步肯定。

三、抽象危險犯定型化之根據

持通說見解的人都假定刑法的主要任務是保護法益,故而,當犯罪構成要件和法益侵害(Rechtsgutsverletzung)相連接的時候,這使得刑事罰(Kriminalstrafe)的施行最容易地建立起來。但是危險犯的構成要件和法益保護的意旨並非一開始就是相沖突的。

(一)未遂犯和過失犯之刑事可罰性(Versuchs- und Fahrl·ssigkeitsstrafbarkeit)的空隙

結果犯之刑事可罰性絕不強制性地要求行為—結果無價值的實現。大體上,實害犯之未遂是可罰的,亦即其並不需要結果的出現。未遂的刑事可罰性表明了一個向危險犯靠近的可能性。這點在確定法益危險方面的鄰近性預備(die Bestimmung des unmittelbaren Ansetzens Aspekte der Rechtsgutsgef·hrng)的觀點中被很明確地重視。在此,未遂之范圍從這端的受害人具體危險——比如在殺人未遂中,行為人槍法不準而對受害人打擊失誤——延伸到那端的某個純粹的抽象危險亦即不能犯未遂——比如行為人向稻草人開槍射擊,因為他把它誤當作人了。

人們必須注意到抽象危險犯與未遂犯刑事可罰性(Versuchsstrafbarkeit)的關系,抽象危險犯走向這樣的任務——消除因為限制未遂犯刑事可罰性之范圍而產生的空隙。而在作為上游的緊迫性逼近的預備行為(Vorbereitungshandlung)也能產生刑罰必要性(Strafbedü;rfnis)。這里需考慮到某個購買武器的行為,而該武器將用於犯罪。還有,那種在其自身上已是如此的危險的前在(Vorfeld)行為 [④],如《德國刑法典》第327條意義上的非經許可開動核設備——也是禁止的。

進一步地,未遂犯之刑事可罰性在主觀方面上至少要求間接故意(Eventualvorsatz),故而若相關證據不能被提供的話,那麼則為來自危難情狀從而免於刑罰。也就是說,過失犯和危險刑法則是相聯系的,因為過失犯是希圖保護以違反注意義務(sorgfaltspflichtwidriges),更確切地說是危險行為的方式威脅下的法益。但是,即便若注意到過失領域(Fahrl·ssigkeitsbereich)中行為不法(Handlungsunrecht sieht)的重心,也要求過失犯——而不考慮所有的教義學意義上的構造(dogmatische Konstruktion)——有結果的出現。單純的危險以及有意識的過失行為都是不具有構成要件符合性的,可以推斷,結果的缺位也是全然不可能的,而且這是把基礎建立在巨大的偶然性上。抽象危險犯填補了過失犯領域中的這個空隙,在這里,來自結果的刑事可罰性松動了,並且它和某個不謹慎的活動(sorgfaltswidrige T·tigkeit)聯系了起來。

(二)證明上的困難(Beweisschwierigkeiten)

1、抽象危險犯定型化的進一步理由在於其證明上的困難。立法已經做出的反應是《德國刑法典》第231條最終確立的斗毆構成要件,在這里的斗毆中,有多人參與進來,通常難以證明一些用以指控的內容,即是誰造成了死亡或重傷害的結果,以及涉案的當事人是否是故意的抑或至少是過失的。相近的問題在環境和醫葯刑法(Umwelt- und des Arzneimittelstrafrecht)領域也能遇到。比如,在空氣污染或者葯品流通的特定情況下,難以找到證明正犯行為造成損害的證據。

2、通常地只能確認有法益的侵害或危險,但卻難以實際地加以系統而確切地闡述。這是面對所有的一般性法益之時的狀況。故而,這曾產生不小的困難,舉例而言,在陳述犯(Aussagedelikt) [⑤]的框架內要求對於司法的侵害或具體危險,或造成了不公正裁決,而這難以得到證明。相應的棘手問題也產生於保險業之保護領域的保險不當行為以及信貸業之保護領域的信貸不當行為的界定上。

四、抽象危險犯之合法化

(一)對抽象危險犯的批評

抽象危險犯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顯著爭議。這不再僅是對本來的法益侵害的前在行為施加刑事處罰的刑事政策合法性的問題,而是還懷疑其和合憲性不相協調。

1、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認為,抽象危險犯之定型化甚至是對自由法治國刑法(rechtstaatlich-liberale Strafrecht)同時及於刑法典作為公民(說的確切一些是犯罪人)之大憲章(magna charta)之特質的一個攻擊。然而,危險刑法沒有任何新的進展——總是如何來定義——在風險社會里。更多地,其倒向警察法的傾向自始且始終存在。正好地,危險的構成要件恰出現在《卡羅林娜刑事法典》(Constitutio Criminalis Carolina)的警察法規規定以及其後的國家「警察刑法典」(Polizeistrafgesetabuch)之中。

2、抽象危險犯還經常遭受的批評是認為其過於籠統的論證,因為其將放棄分別針對各個法律規則的足夠精細的分析,而這種分析是基於法益保護之考慮的。這些幾乎非理性的懷疑也存在於立法者的合法化工作中,「醉酒駕駛」面臨對危及一般民眾的危險施以刑罰。更多地,考慮到罪責原則(Schuldprinzip),只有嚴重的場合才成為刑事案件,然而其餘的可依《道路交通法》第24條(a)的違反秩序(Ordnungswidrigkeitenrecht)進行控制。

3、總的看來,有爭議的是,抽象危險犯是有用的,以克服現代生活的風險,然而這目前也僅僅是一種(單純的)主張,因為尚缺乏使該成果被接受的精確公正的實證研究。也許合理的是,這首先應歸於危險興起的社會根源。一個以刑法構成要件為方式提供的至少是謙抑的保護,也並不違背這種觀點。更廣泛的但不確定的動議是,在「核心刑法」(Kernstrafrecht)上的危險刑法是必須限制的,而在其他領域的危險刑法可以通過來自於消解刑事罰的「干涉法」(Interventionsrecht)來補充。 [⑥]這就是「醉酒駕駛」為何是可罰的,而相比之下,核設備的危險在本質上應是不同於其他設備的,它的潛在的危險是很難被發現的。

(二)抽象危險犯的邊界

然而,在危險構成要件之許可的定型化上,是絕不具有無限制的可能性的。更重要的是,其必須遵循確定的原則或前提,對此,我想在如下的篇幅內簡潔地勾勒一番。

1、首先一點,和刑事罰的施行相聯系的危險行為必須恰當地考慮《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第103條第2款精確地概括的(umrissen)定型化之明確性原則(Bestimmtheitsgrundsatz)。若人們進而認為,刑法是充當法益保護的工具,那麼就必須進一步為法益提供一個充分清楚明白的參考。當今大體上認為,其主要關涉對生命健康和生活的保護。然而,如果完全缺失一個法益的理解或其在刑事可罰性之前提中對一般性意義的定性上產生模糊不清,那麼對危險行為的制裁就是令人憂慮的。因而,這一定是有問題的,在建立於(保護)「人民健康」基礎上的麻醉品犯罪(Bet·ubungsmitteldelikt)里,尤其地,在毒品案件中,私人自己消費毒品最終導致一個對於消費者本人自我負責的危險。這樣的消解(Aufweichung)最終將面臨法益概念的非物質化(Entmaterialisierung)。

2、尤其有問題的是在涉及超個人法益(ü;berindivielle Rechtsgut)時,在這里,一個基於放大的提前的個人行為永遠無法導致法益的侵害。因此,通過一個(個人的)個別行為,亦即《德國刑法典》第265條意義上的保險不當行為,實際上永遠不能使總體上的保險業的生產力受到影響。這僅僅是一個可疑的構想,其間忽視了具有侵害可能性(Verletzungstauglichkeit)的行為的大量頻發(Massenhaftigkeit)以及通過相加眾多違犯行為而產生的刑罰必要性,這種刑罰必要性是以造成累積起來的最終導致法益侵害為基礎的。因此這種累積犯(Kumulationsdelikt)主要會有這樣的顧慮,一個人並不僅僅因為其自己個人正犯行為,而且還因為其他人的行為而受到處罰。

3、此外,要表達的是對待這些根據的態度,而這對於抽象危險犯之標准化是很重要的。

(1)因為關於某個結果犯的未遂犯之刑事可罰性也被認為過於苛刻,故而基於相應的罪責原則,對在刑罰幅度的前部范圍內的行為之嚴重性質也被減輕,以此,「提前」發生了。進一步地,這也是為個案所證明的,積極的悔恨(Reue)上的定型化法則在自願的放棄行為(Tataufgabe)限縮了寬泛的前在領域刑事可罰性(Vorfeldstrafbarkeit)。而且在這些觀點中,保險不當行為及其明顯的提前上的刑事法則也是存在問題的。因為構成要件業已完成,當一件上了保險的物品(比如說)毀壞了或被置之不用了,而行為人意圖獲得保險公司將來的賠償。於是比如說,行為人把它的汽車放到另一個車庫里了,圍繞著這個後來的汽車失竊報告並且獲得了保險賠償,這樣行為就完成了。因為通說認為沒有一個積極的悔恨,即如果他簡單地放棄了他的計劃,放棄了一個損失報告,把汽車搬出車庫並和以前一樣使用,故不應當適用(保險不當行為外的)其他的法則,那麼他必受懲罰。

(2)更有問題的是那些規定,應該避開關於個人法益侵害之證明上的困難,若進一步則是將一個刑事可罰性的客觀條件定型化。由於在危險行為(比如說捲入一場斗毆)和客觀前提之間,依照通說是不需要因果關系、關於嚴重結果的故意以及過失的存在,一些贊成者認為,這涉及到與罪責原則不相容的「懷疑性刑法」(Verdachtsstrafe)。僅當其是基於限縮刑罰的理由(Strafeinschr·nkungsgrü;nde),這樣的客觀前提才是被允許的。這是因為行為即便本身具備危險行為給定的應處罰性(Strafwü;rdigkeit),也仍然還要依賴於補充的具體情況。尤其地,《德國刑法典》第323條(a)的「醉酒」之構成要件相應的規定仍顯露出了這樣的可疑的構造,因為僅僅醉酒基本上不值得動用5年有期徒刑這樣高的刑罰。在任何情況下,罪責原則只能在合憲性解釋(verfassungskonforme Auslegung)下才是有保障的,此時,例如,人們要求,相對於行為人,至少對刑事可罰性的客觀條件的出現要是可預見的(voraussehbar),或者他造成了危險行為和客觀條件之間的另一個聯系。

4、除了目前所言犯罪構成要件的抽象設計也可以在具體的個別情況下被符合外,當個別案件中的行為由於特殊的情況並沒有對保護的法益產生威脅。那麼,實際上不具危險性的行為並不再對應於這種情況,在這種情況下,立法者已從此處構成要件的定型化中淡出了。但這種觀點只是涉及但並不從根本上反對抽象危險犯,這也許還不如說是對於構成要件做一個限制性解釋或一個目的性限縮(teleologische Rektion),因為立法者本身已經——比如《德國刑法典》第326條第6款所述的在處理未經許可的垃圾上,若不具有明顯有害的影響,那麼該行為就不具有刑事可罰性。

因此一直考慮的問題是,是否在具體個案中,針對不具有危險性的行為,構成要件就必須加以限制,以避免施以和罪責原則不相容的刑罰。目前針對具體構成要件的研究被大力推動,而通用的解釋方法(Auslegungsmethode)也具有幫助意義。

(1)這也是有依據的,比如,依照《德國刑法典》第184條第1款第3項構成要件之原文表述,在營業場所以外的個別零售處出售或轉讓淫穢文書。在立法者看來,這種銷售方式對於青少年保護是特別危險的,因為在那裡缺乏可靠而成熟的監控之保障,更准確地說,不能被充分地監視。然而,因為通過有效的電子監控方法,也許比在營業場所的人工監控更為奏效,故而如果在個案中可以排除明顯危險的話,那麼青少年保護的觀點之下的構成要件之正當性就不復存在了。這種結果也在《德國青少年保護法》(JuSchG)第1條第4款中得到支持,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是否通過電子或是其他的防護手段來保證沒有向孩子和青少年傳送(淫穢文書)。相應地,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現在也已經因為自動錄像設備的原因否定了《德國刑法典》第184條第1款第3項(a)中的構成要件,如果通過技術安全裝置——比如智能卡、個人識別碼(PIN-Code)、指紋校驗——能實現比人工監控更強的青少年安全保障。

(2)另一方面,《德國刑法典》第306條(a)第1款的縱火罪構成要件中,技術性的限縮又被否決了。當行為人對人們居住用的寓所(Wohnung)進行放火,那麼這種抽象危險犯就實現了,而這基本上不需要對居住者的某個危險或侵害。長期爭論的是,如果行為人在行為之前就核實了,由於寓所中未居住任何人,從而不可能威脅到人的生命安全,那麼構成要件是否應被否定?人們畢竟可以說,因為行為人客觀上沒有造成危險風險而且自己在主觀上確認了威脅法益的不可能性,這應該缺乏一個行為—(亦是)結果不法(Erfolgsunrecht)。

這完全是現在的主流意見,但卻為法律所否定,因為在目的上,對寓所的保護是對人的生命保護的中心,該條款意圖為寓所提供絕對的保護,而且是對任何一個幾乎不可能的危險進行排斥的值得信賴的控制手段。在1998年,立法者曾就修改縱火罪說過,其贊同直到那時的司法判例中拒絕進行這樣的限制的做法,更進一步地說,縱火罪的類別是不同於目的性限縮的。如果人們贊同對任一危險的排斥,那麼《德國刑法典》第306條(a)第1款的抽象危險犯就向具體危險犯方向轉移了。而這在《德國刑法典》第306條(a)第2款中就已經這樣規定了。最終,第306條(a)第3款對情節較輕的情況予以了認可,基於此,該條能考慮科以和罪責相適應的刑罰。也就是說,若贊同構成要件的目的性限縮的話,人們再也不能呆在狹小棚房茅舍旁邊了。

五、結語

抽象危險犯並不需要一概地加以反對。進一步地,如果把具有可罰性的行為前置於法益侵害的前在范圍內並且遵循罪責原則的獨立模型的話,完全能夠找到其可靠性。取代既有的批判需要對於每一種犯罪案件的批判性分析,其間除了具體的構成要件的設置也包括被保護的法益在內。

【注釋】
該文為約克·艾斯勒博士(Prof. Dr. J?;rg Eisele)2006年關於抽象危險犯的一篇會議論文,收錄於《風險與診斷——韓國、日本和德國從民法、公法、刑法角度控制風險的法律手段》(德-日-韓多邊對話研討會論文集)(Risiko und Prognose–Rechtliche Instrumente zur Regelung von Gef·hrngen in Korea, Japan und Deutschland aus zivil-, ?;ffentlich- und strafrechtlicher Sicht, Vortr·ge des 2. trilateralen - deutsch-japanisch-koreanischen –Seminars),2006年6月20日—22日舉辦於德國康斯坦茨大學,沃爾夫岡·海因茨(Wolfgang Heinz)出版發行,第1—9頁。本文的翻譯取得了作者的授權。

約克·艾斯勒博士是德國康斯坦茨大學教授,研究領域為歐洲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信息法以及庭外爭端解決;亦是阿道夫·舍恩克/霍斯特·施羅德(Sch·nke-Schr·der)的《刑法典評論集》之合作作者。約克·艾斯勒博士是一位青年教授,其主要學術經歷如下:1991—1995年在埃伯哈德-卡爾斯圖賓根大學學習法律科學,1995—1999年工作於圖賓根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教授烏爾里希·韋伯(Prof. Dr. Ulrich Weber)之教研席。1999年在斯圖加特通過國家司法考試。1997年在(圖賓根)揚·施羅德教授(Prof. Dr. Jan Schr·der)門下獲得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非營利團體之成員和團體機構之免責》,他因此出類拔萃地獲得了萊茵胡德和瑪麗亞魔鬼基金會(Reinhold-und-Maria-Teufel-Stiftung)的獎金。1999—2003年他在圖賓根弗伊特約夫·哈夫特教授(Prof. Dr. Fritjof Haft)的刑法、刑事訴訟法、法哲學和信息法學教研席任學術助教。2003年,他被圖賓根大學法律系授予德國和國際刑法和刑訴法、信息法學和庭外爭端解決專業的教職。2004年,他在康斯坦茨大學被任命為大學教授。(以上簡介系譯者搜集德文資料並翻譯整理加入。值得注意的是,格爾德·克萊因海爾和揚·施羅德主編的《九百年來德意志及歐洲法學家》已由我國學者許蘭譯為中文,法律出版社2005年10月版;弗伊特約夫·哈夫特教授的作品《LEX計劃——藉計算機協助、運用自然語言處理法律案件的專家系統》已由台灣政治大學王海南副教授譯為中文,發表於台灣《政大法學評論》(1988)第38卷,第289—296頁。)

譯者系北京大學法學院2008級博士研究生(碩博連讀)。本文的翻譯有幸得到了德國漢堡大學的李瑾同學和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林純潔的大力幫助和支持,謹表衷心謝忱。當然,譯事上的任何謬誤概為自負。

[①]德語「(der) Erfolg」一詞通常是「成功、成果」之意,是個積極的詞。——譯者注
[②] 《德國刑法典》第212條,以下若未註明條文出處則均為此法典。——譯者注
[③]亦即適格性犯罪(Eignungsdelikt),等同於「抽象—具體」犯罪(abstrakt-konkreteDelikt)。——譯者注
[④]亦可以譯為准備行為,Vorfeld一詞有前場、前部地帶、前沿陣地和准備階段等含義。——譯者注
[⑤]也就是以陳述或者言辭(Aussage)為內容的犯罪形態,亦可譯為陳述性犯罪或言辭性犯罪。——譯者注
[⑥]這點可以參見哈塞默(W. Hassemer),《現代刑法的特徵和危機》

㈢ 刑法226條二款的「不受前款限制」是僅指一款前半部分的二審,還是包括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規定,以暴力、威脅手段強買強回賣商品、強迫他人提供服務或者答強迫他人接受服務,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並沒有所謂的「不受前款限制」的相關規定。請當事人自行根據實際情況及相關法律規定進行核實確定。

相關法律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二百二十六條以暴力、威脅手段強買強賣商品、強迫他人提供服務或者強迫他人接受服務,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

㈣ 司法考試一共多少分

客觀題180分及以上,主觀題108分及以上,兩者同時滿足才算及格。
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客觀題考試共兩卷。分為試卷一、試卷二,每張試卷100道試題,分值為150分,其中單項選擇題50題、每題1分,多項選擇題和不定項選擇題共50題、每題2分,兩張試卷總分為300分。
具體考試科目如下:
試卷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法理學、憲法、中國法律史、國際法、司法制度和法律職業道德、刑法、刑事訴訟法、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
試卷二:民法、知識產權法、商法經濟法、環境資源法、勞動與社會保障法、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民事訴訟法(含仲裁製度)

主觀題考試為一卷,包括案例分析題、法律文書題、論述題等題型,分值為180分。主觀題考試設置選做題的,應試人員可選擇其一作答。
具體考查科目為: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法理學、憲法、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商法、民事訴訟法(含仲裁製度)、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司法制度和法律職業道德。

㈤ 劉繼元要判多少年

文書正文
當事人信息
公訴機關溫嶺市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男,****年**月**日出生於浙江省溫嶺市,漢族,小學文化,農民,住浙江省溫嶺市。因本案於2020年10月21日被溫嶺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27日被依法逮捕,羈押於溫嶺市看守所。經本院決定,於2021年3月15日被取保候審。
辯護人袁偉力,浙江法校(溫嶺)律師事務所 律師。
被告人陳燕,女,****年**月**日出生於浙江省溫嶺市,漢族,初中文化,農民,住浙江省溫嶺市。因本案於2020年10月21日被溫嶺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27日被依法逮捕,羈押於溫嶺市看守所。經本院決定,於2021年3月15日被取保候審。
辯護人張和剛,湖北今天(恩施)律師事務所 律師。
被告人劉繼元,男,****年**月**日出生於吉林省榆樹市,漢族,初中文化,農民,住吉林省榆樹市。因本案於2020年10月21日被溫嶺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27日被取保候審。
被告人陳露丹,女,****年**月**日出生於浙江省玉環市,漢族,初中文化,農民,住浙江省玉環市。因本案於2020年10月28日被溫嶺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27日被取保候審。
被告人王衛紅,女,****年**月**日出生於浙江省溫嶺市,漢族,初中文化,農民,住浙江省溫嶺市。2009年5月20日因吸毒被溫嶺市公安局行政拘留15日;2016年5月16日因賭博被溫嶺市公安局罰款500元;2021年1月13日因賭博被溫嶺市公安局行政拘留10日(因懷孕不執行)並處罰款五百元。因本案於2020年10月26日被溫嶺市公安局取保候審。
被告人王紅超,女,****年**月**日出生於吉林省磐石市,漢族,本科文化,居民,住天津市東麗區。因本案於2020年12月18日被溫嶺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21年1月15日被取保候審。
辯護人金千軍,浙江法校(溫嶺)律師事務所 律師。
審理經過
溫嶺市人民檢察院以台溫檢一部刑訴〔2021〕45號起訴書指控被被告人*****、陳燕、劉繼元、陳露丹、王衛紅、王紅超犯開設賭場罪,於2021年2月26日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受理後,依法適用簡易程序,並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溫嶺市人民檢察院指派檢察員楊麗華出庭支持公訴,被告人*****及其辯護人袁偉力、被告人陳燕及其辯護人張和剛、被告人劉繼元、陳露丹、王衛紅、被告人王紅超及其辯護人金千軍到庭參加訴訟。現已審理終結。
經審理查明:
2020年10月10日至2020年10月20日期間,被告人*****夥同陳燕在微信、支付寶上建立賭博群並制定賭博規則,招攬20人以上的賭博人員在群內賭博,招攬被告人王紅超、劉繼元、陳露丹、王衛紅等人充當發包手,由發包手在賭博群內發每個金額人民幣185元且限定7個人搶的紅包,後賭博群內參賭人員按照賭博規則,由搶到最大或最小紅包金額的人返還人民幣200元給發包手,差額人民幣15元作為賭場抽頭獲利(其中發包手分到人民幣3元,*****和陳燕平平分剩餘的人民幣12元)。賭場開設期間,被告人王紅超、劉繼元、陳露丹、王衛紅分別累計發出715個紅包、362個紅包、325個紅包和447個紅包,賭資額達人民幣342065元,賭場抽頭獲利至少為人民幣27000餘元。除去賭場為獎勵賭博人員的開支等外,被告人*****非法獲利人民幣10510.50元,被告人陳燕非法獲利人民幣10510.50元。被告人劉繼元參與期間,賭場賭資額共計人民幣222925元,被告人劉繼元非法獲利人民幣1086元;被告人陳露丹參與期間,賭場賭資額共計人民幣208495元,被告人陳露丹非法獲利人民幣975元;被告人王衛紅參與期間,賭場賭資額共計人民幣208125元,被告人王衛紅非法獲利人民幣320元;被告人王紅超參與期間,賭場賭資額共計人民幣160210元,被告人王紅超非法獲利人民幣2145元。
2020年10月20日,溫嶺市公安局石塘鎮派出所民警在本市××鎮××幢××單元××室抓獲被告人*****,在××街道××村××號抓獲被告人陳燕,在××××美發店抓獲被告人劉繼元。2020年10月27日,溫嶺市公安局石塘鎮派出所民警在××街道××村路邊抓獲被告人陳露丹;2020年10月25日,被告人王衛紅經民警電話傳喚到石塘派出所接受調查;2020年12月18日,天津市公安局津南分局新家園派出所民警在××××路邊抓獲被告人王紅超,石塘派出所民警於2020年12月24日將被告人王紅超帶回溫嶺。被告人*****、陳燕、劉繼元、陳露丹、王衛紅、王紅超歸案後,均如實供述其涉案事實。
被告人陳燕、劉繼元、陳露丹、王衛紅、王紅超自願認罪認罰,被告人陳燕認可公訴機關提出的對其所犯開設賭場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七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的量刑建議;被告人劉繼元、陳露丹認可公訴機關提出的對其所犯開設賭場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個月,適用緩刑,並處罰金的量刑建議;被告人王衛紅認可公訴機關提出的對其所犯開設賭場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個月,並處罰金的量刑建議;被告人王紅超認可公訴機關提出的對其所犯開設賭場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緩刑一年,並處罰金的量刑建議。
在審理過程中,被告人*****自願認罪認罰,認可公訴機關提出的對其所犯開設賭場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九個月,緩刑二年,並處罰金人民幣四萬元的量刑建議。公訴機關並調整了被告人陳燕的量刑建議,建議以開設賭場罪判處被告人陳燕有期徒刑一年七個月,緩刑二年,並處罰金人民幣四萬元。被告人陳燕認可上述量刑建議,並在認罪認罰具結書上簽字具結。
上述事實,被告人*****、陳燕、劉繼元、陳露丹、王衛紅、王紅超在開庭審理過程中亦無異議,並有證人羅某、趙某、王某的證言,被告人*****、陳燕、劉繼元、陳露丹、王衛紅、王紅超的供述,提取筆錄,電子數據檢查筆錄,辨認筆錄,光碟,U盤,微信截圖,微信交易明細,扣押決定書及清單,六被告人戶籍信息,行政處罰決定書,偵查人員出具的歸案經過證明等證據證實,足以認定。
法院觀點
本院認為,被告人*****、陳燕結伙,以營利為目的,開設賭場,被告人劉繼元、陳露丹、王衛紅、王紅超明知他人開設賭場,仍提供幫助,其行為均已構成開設賭場罪,系共同犯罪。公訴機關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陳燕、劉繼元、陳露丹、王衛紅、王紅超開設賭場的犯罪行為發生在2021年3月1日之前,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之前,根據《刑法》從舊兼從輕原則,應按照修訂前的《刑法》追究六被告人的刑事責任。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陳燕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王衛紅有劣跡,應酌情予以從重處罰。鑒於被告人*****歸案後如實供述其犯罪事實,在法院審理階段能認罪認罰;被告人陳燕歸案後如實供述其犯罪事實,並能認罪認罰。被告人劉繼元、陳露丹、王衛紅、王紅超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從犯。被告人王衛紅案發後能自動投案,並如實供述其犯罪事實,系自首,且自願認罪認罰;被告人劉繼元、陳露丹、王紅超歸案後如實供述其犯罪事實,並能自願認罪認罰。被告人*****、陳燕、劉繼元、陳露丹、王紅超確有悔罪表現,決定對被告人*****、陳燕、劉繼元、陳露丹、王紅超分別予以從輕處罰並適用緩刑,對被告人王衛紅依法予以從輕處罰。被告人*****、陳燕、王紅超的辯護人就此提出對各自被告人從輕處罰的辯護意見成立,本院予以採納。公訴機關對被告人*****、劉繼元、陳露丹、王衛紅、王紅超的量刑建議適當,對被告人陳燕調整後的量刑建議適當,本院均予以採納。綜上,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零三條第二款、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二十六條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條、第六十七條第一、三款、第六十四條、第七十二條第一、三款、第七十三條第二、三款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第二百零一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案件結果
一、被告人*****犯開設賭場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九個月,緩刑二年,並處罰金人民幣四萬元。
(緩刑考驗期限,從判決確定之日起計算;罰金款已繳納。)
二、被告人陳燕犯開設賭場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七個月,緩刑二年,並處罰金人民幣四萬元。
(緩刑考驗期限,從判決確定之日起計算;罰金款已繳納。)
三、被告人劉繼元犯開設賭場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個月,緩刑一年,並處罰金人民幣四千元。
(緩刑考驗期限,從判決確定之日起計算;罰金款已繳納。)
四、被告人陳露丹犯開設賭場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個月,緩刑一年,並處罰金人民幣四千元。
(緩刑考驗期限,從判決確定之日起計算;罰金款已繳納。)
五、被告人王衛紅犯開設賭場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四千元。
(刑期從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罰金款限在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一個月內繳納。)
六、被告人王紅超犯開設賭場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緩刑一年,並處罰金人民幣四千元。
(緩刑考驗期限,從判決確定之日起計算;罰金款已繳納。)
七、被告人*****的違法所得人民幣10510.50元、被告人陳燕的違法所得人民幣10510.50元、被告人劉繼元的違法所得人民幣1086元、被告人陳露丹的違法所得人民幣975元、被告人王衛紅的違法所得人民幣320元、被告人王紅超的違法所得人民幣2145元,均予以追繳,上繳國庫。
八、被告人*****用於作案的蘋果手機四部、VIVO手機一部、被告人陳燕用於作案的蘋果手機三部、被告人劉繼元用於作案的VIVO手機一部、被告人陳露丹用於作案的蘋果手機一部、被告人王衛紅用於作案的OPPO手機二部、被告人王紅超用於作案的蘋果手機一部,均予以沒收。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通過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台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書面上訴的,應當提交上訴狀正本一份,副本七份。

㈥ 司法考試入門知識和考試范圍

司法考試考試欄目整理「司法考試入門知識和考試范圍」希望可以幫到廣大考生,更多信息,請繼續關注我們網站的更新!

一、法律職業規劃之司法考試認識

絕大多數人對法律職業的認識皆源於影視媒體中法官、檢察官、律師在法庭中抗辯搏弈的精彩場景。在新聞媒體和影視作品的渲染之下,許多年輕人在童年時期就充滿了對從事上述職業的嚮往,以至於在其青年時期就開始積極規劃法律職業生涯。

那麼法律職業到底有那些?我國《國家司法考試實施辦法》第一條給出了明確的答案。該條規定:為建立和規范國家司法考試制度,提高和保障法官、檢察官、律師、公證員隊伍素質,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官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證法》的規定,制定本辦法。因此,我國法律職業當然包括了法官、檢察官、律師、公證員等四類職業。由於我國正在進行政治和經濟體制的改革,為了填補法律專業人才短缺的現象,200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人事部下發了《關於調整企業法律顧問執業資格考試有關規定的通知》,該通知規定了企業法律顧問資格考試工作的組織機構和法律顧問的歸口管理機構。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也規定了基層法律服務人員資格的考核辦法和申請程序,該辦法的實施也相應的填補了社會各基層對法律服務人員的需要。因此,在筆者看來廣義的法律職業當然包括了法官、檢察官、律師、公證員、企業銷閉法律顧問和基層法律服務人員六類人群。但是,無一例外的是上述法律職業皆須通過相應資格考試,其中司法資格考試以其權威性和廣泛的適用性處於法律職業資格考試的頂端。

二、法律職業之司法考試備考范圍

司法考試是法律職業大門的敲門磚。那它考些什麼?這是眾多潛在的法律職業從業者熱衷探討的問題。下面筆者以2009年國家司法考試考試科目為藍本,幫助大家了解司法考試的棚鍵考察科目及分值分布情況。

1、試卷一考察科目。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系2009年新增的考察科目,在卷一試題中佔有較大比重,如單選題的前五道全部都是考查《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此外,卷四第一道簡答題更是直接考察考生對《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領悟。該科目的總分達到了25分,儼然成為司法考試新貴;

《法理學》一科考了7道單選題、6道多選題和4道不定項選擇題,加上卷四一道25分的論述題,總分為48分;

《法制史》依舊是考查分數最少的科目,共考了5道單選題、3道多選題共11分;

《憲法》考了6道單選題、6道多選題和2道不定項選擇題,共計22分。;

《經濟法》的分值比2008年增加了5分,總分達到45分,是卷一分數最高的一科,考查的形式是5道單選題、12道多選題和3道不定項選擇題。「三國法」方面;

《國際法》考了4道單選題、2道多選題、1道不定項選擇題,共計10分;《國際私法》考查7道單選題、4道多選題和1道不定項選擇,共計17分;《國際經濟法》考查7道單選題、4道多選題和1道不定項選擇,共計17分。「三國法」合計考查44分,與往年分值基本持平;

《司法制度與法律職業道德》考查了4道單選題、3道多選題,共計10分,是2009年司法考試中考查分值最少的科目。

2、試卷二考察科目。

《刑法》客觀題考了20道單選題、15道多選題和4道不定項選擇題,共計58分;

《刑事訴訟法》客觀題考查18道單選題、14道多選題和3道不定項選擇題,共計52分;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客觀題考查12道單選、11道多選和3道不定項選擇題,共計40分。

3、試卷三考察科目。

《民法》考查了24道單選題、20道多選題和3道不定項選擇題,共計70分,考查分值為各科之最;

《商法》考查了10道單選題、9道多選題和3道不定項選擇題,共計34分,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商法》的案例題繼2008年之後,不再列入卷四進行考察,所以分值與去年的28分相比,沒有太大增長。

《民事訴訟法與仲裁製度》共考查16道單選題、11道多選題和4道不定項選擇題,共計46分。

4、試卷四考察科目。

試卷四將考察科目以主觀題的形式出現,其目的是考察考生的法學理論功底。該卷的考察范圍包括《社會虧和裂主義法治理念》簡答題20分、《法理學》簡答題25分、《刑法》案例22分、《刑事訴訟法》案例21分、《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案例20分、《民法》案例22分和《仲裁法》案例20分。綜上所訴,結合各考察科目客觀題部分,《刑法》總分80分、《刑訴法》總分73分、《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總分60分、《民法》總分92分、《民事訴訟法與仲裁製度》共66分,與往年基本持平。

以上筆者介紹了司法考試的考察科目和分值,下面筆者將繼續介紹司法考試的分數線和錄取率

司法考試從2002年至今已經進行了8年。那麼其分數線如何劃定?8年中到底有多少人通過了司法考試呢?下表系有關調查機構統計了前7年的參考人數、分數線劃定及合格率:

年 份 報考人數 實際參考人數 合格人數 全國合格分數線 放寬地區合格分數線 通過率

2009年 42萬 37萬 未公布 360 315 未公布

2008年 37萬 32萬 8萬 360 315 25%

2007年 29.4萬 27萬 5.8萬 360 320 22.39%

2006年 27.8萬 24.4萬 3.66萬 360 325 15%

2005年 24.4萬 21.9萬 3.2萬 360 330 14.39%

2004年 19.5萬 17.9萬 2萬 360 335 11.22%

2003年 19.7萬 17萬 1.7萬 360 225 10.18%

2002年 36.1萬 31萬 2.48萬 360 235 7.70%

通過觀摩該表,相信大家對歷年司法考試的通過率有了初步的了解。下面筆者將詳細介紹我國司法資格證的分類。司法資格證-----即法律職業資格證。該證因其發放條件和適用范圍的不同而分為A、B、C三類。A類證的發放人群是通過司法考試360分的分數線的考生,該證適用於全國范圍。B證則是少數民族自治地方和西部欠發達地區通過司法考試放寬地區分數線的考生,該證僅在上述放寬地區適用。C證僅發放給新疆、西藏地區通過司法考試單獨劃定分數線的考生,該證僅適用於新疆和西藏。因此,司法考試360分的分數線只是一個相對值。我國司法考試最終的錄取率是由司法部、最高法、最高檢組成的國家司法考試委員會進行調控的。據司法部高層人士稱,我國將在推行司法考試的十年時間內儲備50萬個具有司法資格的法律人才,以備我國司法體制改革之用。近年,隨著國家對西部欠發達地區司法系統的投入以及法學專業的畢業生的不斷膨脹,自2007年以來,我國司法考試錄取率有所增長,其主要表現為嚴格控制A證的通過比率,適當放寬B證和C證的通過比例,引導取得法律職業資格證的人員投身於西部建設,以緩解西部地區司法系統法律職業人員斷層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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