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行政法案例

① 法國是什麼法系

目前,我國正在積極參與《政府采購協定》(以下簡稱
GPA)的談判工作,在此背景下,與國際接軌是當前我國政府采購制度進一步完善的著力點。政府采購制度的實施效果需要堅持「結果導向」,救濟制度是保障整個采購程序順利運轉的基石。
法國作為GPA的成員國,其政府采購救濟制度較為完善,筆者通過介紹法國政府采購制度,並比較分析中國與法國政府采購救濟機制的異同,為完善我國政府采購救濟制度提出一些建議。
法國政府采購制度概況
法國的政府采購制度已經發展到比較成熟的階段,自七月王朝時期(
1830—1848年)以來,政府采購就逐漸成為國家管理經濟的一種方式。
為了充分發揮政府采購優勢,法國開始政府采購法典編纂工作,將政府采購制度法典化。第
2001-210號法令的頒布,首次開啟了法國政府采購法典化進程。法令明確了政府采購的流程,從程序上對政府采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禁止違反平等原則和透明原則。此外,法國出台了專門的《政府采購法典》,采購價格的管理主要遵循《政府關於價格的管理指令》,對供應商利益的保護可依據《行政訴訟法典》。
法國政府采購市場的開放度較高,原因在於法國既是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國,也是歐盟的成員國,其政府采購制度受
GPA與歐盟指令的約束。歐盟於2004年發布了兩部公共采購指令,主要涉及政府采購程序和政府采購合同的具體規定。法國緊跟歐盟步伐,恪守透明原則,在第一次法典化的基礎上繼續強化政府采購程序,規范合同授予等環節,在遵守法律規定的前提下,強化政府采購的經濟功能,實現了第二次法典化。
為提升采購效率,發揮政府采購的社會性功能,
2006年法國頒布的第2006-975號法令,開始注重保護中小企業的利益,對采購人、采購行為及定標標准提出了明確的要求,由此完成了第三次法典化進程。
法國政府采購制度由於受到
GPA及歐盟指令的影響,具有高水平的國際化特點,再加上三次法典化加持及嚴格的程序設計,大大提升了政府采購的效率。制度的實施需要程序和實體的雙重配合,而不管是程序的運行,還是實體權利的保障,都離不開有效的救濟機制。
比較政采救濟制度
在筆者看來,法國政府采購制度的救濟方式頗具特色,它和中國的政府采購救濟制度到底有哪些異同?
合同性質方面。政府采購合同性質是決定救濟方式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我國,采購人雖然是公法意義上的主體,但其作為一個市場主體與同為市場主體的供應商簽訂合同,至少在簽訂合同時二者具有平等的地位,作為合同的主體平等地享有權利、承擔義務。我國政府采購合同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合同編的規定,這從立法上認可了我國政府采購合同屬於民事合同的性質。但政府采購合同的簽訂是采購人選擇供應商並通過一系列程序步驟確定供應商的結果,且政府采購是為了降低財政支出、提升資金利用率,是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有效手段,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在合同的簽訂、履行、救濟等方面,政府采購合同雖然不同於一般的民事合同,但仍不能脫離民事合同的本質。
法國是大陸法系國家,被譽為「行政法母國」。由於歷史與經濟因素,法國公權與私權的劃分逐漸演變為公法與私法的「對立」。與我國有很大不同的是,法國的司法系統分為普通法院與行政法院,由獨立的行政法院專門審理行政案件。此外,法國沒有完備獨立的行政法典,實踐中主要依靠判例而進行判決。故法國的行政法屬於判例法,並通過判例確定了行政合同的認定標准。若合同以提供公共服務為內容,超越了私法規則,並且有一方是行政主體,則認定該合同為行政合同。此外,為了提高政府采購制度的運行效率,統一認定標准,2001年法國第2001-1168號決議通過了《對經濟和金融改革採取緊急措施的法律》(MURCEF),其中明確了政府采購合同屬於行政合同。基於各項制度的規定,可以說,法國政府采購合同已基本認定具有確定的行政性質。
監督主體與投訴處理主體方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以下簡稱《政府采購法》),政府采購監督管理部門既要對投訴事項作出處理決定,又承擔著對政府采購活動及集中采購機構的監督檢查職責,對采購過程中的采購人及其代理機構的違法行為,監督管理部門應責令改正或者給予相應處罰。由此可知,在政府采購活動中,我國的監督主體與投訴處理主體統一為各級財政部門。供應商認為采購活動有損其利益時,應首先尋求行政機關的處理。從政府采購本身來說,財政部門更貼近采購活動,有助於快捷地解決糾紛,降低成本,起到案件分流作用,減輕法院的審判壓力。但財政部門畢竟隸屬於政府機關,同時作為爭議處理機關,其中立性和獨立性的程度有待加強。
法國實行監督部門與處理爭議部門二分法,政府采購委員會是政府采購的監督部門,行政法院負責處理投訴事項。法院與政府采購機關屬於完全獨立的兩個系統,直接由法院介入,可以一次性解決矛盾,同時也保證了爭議處理機構的獨立性。但行政法院需要對案件展開充分的調查,審判壓力大。對於供應商來說,尋求法院的救濟需要耗費相當高的成本,不利於權利的即時保護。
對比救濟程序
本文所論述的救濟方式主要針對政府采購合同的締約階段。
目前,我國政府采購制度採取「質疑—投訴—申請行政復議或提起訴訟」的順序型方式進行救濟。這種從行政救濟到司法救濟的傳導機制,能夠使糾紛解決前移。同時,在程序運行過程中為供應商答疑解惑,有助於減輕供應商的顧慮,加強對采購活動的監督管理,有針對性地解決糾紛。由於投訴成本低,實踐中也會存在供應商惡意投訴等濫用投訴機制的現象。從財政部政府采購信息公告來看,針對大部分投訴,監管部門都作出了駁回投訴或定性為無效投訴的決定。
法國政府采購適用行政救濟的方式。依據《政府采購法典》第
131條的規定,政府采購合同雙方可以通過咨詢委員會解決與合同有關的爭議。咨詢委員會的任務是通過尋求法律或事實要素,提出友好和公平的解決辦法。咨詢委員會的組成、組織和運作方式以及主席的權力,都應由法令規定。
在合同簽訂前,參與政府采購的供應商(非中標供應商)可通過提起撤銷之訴維護自身權益。被訴的行為必須獨立於政府采購合同,與合同本身分屬在不同的法律關系之下,即原告必須是基於被訴行為本身具有違法性而提起訴訟。政府采購具有公共性,出於對公共利益的保護,最高行政法院表示撤銷不法行為並不會影響合同的效力,原則上應當繼續履行合同。若撤銷事由不至於導致合同無效或者被解除,則采購人應當重新作出新的行政行為。此種救濟方式對政府采購合同本身不會造成實質影響,但訴訟時間較長,若法官實際審理後作出了合同無效的判決,就否決了合同的簽訂和履行行為,彼時的損失將非常巨大。
為了保障供應商的利益,《行政訴訟法典》第
L551-1條和第L551-2條規定,若采購人沒有遵循公開透明和強制競爭的原則,潛在供應商可以在合同簽訂之前提起訴訟,法官可以要求采購人遵守其義務,並暫停執行與合同有關的任何決定,除非法官暫停活動會給公共利益帶來不利影響。依據第L551-4條的規定,在采購人收到判決結果之前,不得簽訂合同。通過推遲合同簽訂時間,法官在合同成立之前即撤銷采購人的不法行為,可提升政府采購救濟的效率。
完善建議
第一,鼓勵磋商,取消質疑前置。依據
GPA規定,如果供應商對采購活動提出申訴,采購主體所屬參加方應當鼓勵采購主體和供應商通過協商解決爭議。對於任何一方作出影響采購合同實現的行為,每一方都應友善地進行充分磋商。此處的磋商與我國政府采購采購方式競爭性磋商的含義不同,它是指采購雙方對采購爭議進行商討,作出必要讓步達成協議的過程。磋商並非前置程序,只是鼓勵性行為。我國的政府采購制度中雖然規定了質疑前的詢問程序,但筆者認為,詢問是指供應商在對采購過程或相應的采購文件等有疑問時對采購人做出的主動性行為,並不涉及糾紛本身,不屬於真正意義上的救濟方式。而磋商強調發生爭議後雙方的博弈,旨在達成方案解決爭議。我國目前的政府采購救濟程序中不包含磋商,而磋商相對於投訴、復議、訴訟來說,既有很大的成本優勢,又能避免矛盾的激化。筆者認為,從質疑到投訴處理的完成,甚至到進入訴訟程序,整個過程不僅不會使供應商的權利得到及時救濟,甚至會加劇采購雙方的矛盾,降低糾紛解決的效率。因此,建議我國取消質疑前置的程序,鼓勵雙方進行磋商,同時設置合理的時限。若在規定時間內雙方沒有達成合意,也不影響投訴機制的繼續運轉。
第二,設置政府采購調解委員會。上文所述,法國設置咨詢委員會處理爭議。在我國的法律語境中,該咨詢委員會作為中立的第三方實際上發揮的是調解作用。我國可以借鑒法國的這一經驗做法,充分發揮調解大國的特色,將調解制度引入政府采購救濟機制中。目前,我國已有部分地方開啟了調解的大門,例如,深圳市財政局、南京市財政局等充分發揮調解機制的作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杭州市富陽區財政局也開出了浙江省第一份政府采購行政調解書,富陽區財政局作為調解主體,既幫助投訴人與被投訴人完整表達自身訴求,又幫助雙方明晰自身權利與義務,最終雙方達成了調解共識,矛盾得以化解。行政調解本質上是一種行政管理的方式,但其屬於訴訟外調解,行政機關所出具的行政調解書並不具有強制執行力,任何一方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九條,財政部門應依法作出投訴處理決定。
為保證調解的專業性和效率,我國還可以設置專門的政府采購調解委員會,由財政部門的人員和行業協會的人員組成。在投訴之前,調解委員會成立調節小組,其中行業協會的成員不得少於小組總人數的三分之二。藉助行業人員的經驗和專業,出具合理的調解方案,雙方簽字後加蓋委員會的印章,若達成協議後雙方又反言,該調解協議可以作為後續糾紛處理機關的決定或裁判依據。
第三,暫停合同簽訂,完善投訴處理公告。如前文所述,法國的法官在處理政府采購爭議時,會暫停政府采購合同的簽訂活動。采購人確定供應商後,負責人應當通知未成交的其他供應商並說明理由,及時向社會公布成交供應商的信息。依據《行政訴訟法典》第
R551-5條,在供應商起訴後,法官應給與該合同有利害關系的其他供應商留出一定的時間提起訴訟,因此,在規定的時間內法官不得作出裁判。在這個過程中,雙方尚未簽訂合同,法官可利用此「空白」時間對案件進行綜合判定。若在此期間有潛在供應商提起訴訟,法官可合並審理,靈活作出處理,一次性解決糾紛。
依據我國《政府采購法》,監督管理部門可以視具體情形暫停采購活動,並設置了
30天的暫停上限。但暫停采購活動並不完全等於暫停簽訂合同,建議我國借鑒法國的經驗,在監督管理部門接到投訴後作出處理決定之前,雙方當事人不得簽訂采購合同,處理機關在采購人公布中標、成交供應商之後的一定時間內,不得對投訴作出處理,以防再次出現實踐中曾發生的合同簽訂並履行後又進行投訴的情況,及時止損。
除此之外,從地方財政部門發布的信息公告來看,投訴處理決定書中的處理依據過於粗略,詳實度不夠。因此,建議進一步完善投訴處理公告,在列明法律依據的基礎上進行充分說理,對中標、成交供應商的資格有異議的投訴,經調查發現投訴事項不存在或不準確的,還應當說明中標、成交供應商的資質及綜合得分等情況。既能體現監督管理部門的專業性,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打消投訴人的疑慮,讓糾紛在明晰的說理中自動化解。
政府采購制度的有效適用需要完善的救濟機制加以保障,政府采購糾紛的解決並不是非黑即白的選擇,應考慮合同的性質、糾紛處理主體等多方面的因素。在我國即將加入
GPA的國際環境下,完善政府采購救濟機制需要我們「洋為中用」「摸著石頭過河」。

② 法國行政法產生的歷史條件

對於法國行政法學的認識，首先必須提及其「行政法母國」的顯赫地位。作為一種客觀現象，行政法首現見於法國；而作為專門研究這一客觀現象的法學學科，行政法學也被公認為肇端於法國。因此，要了解現代行政法各項制度的生成和原則的發展，要理解現代行政法學的基本精神和原理，就必須對法國行政法特別是法國行政法學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及有基本的掌握。

一、法國行政法學的誕生與發展

法國行政法學的誕生，以現代行政法的出現為前提。現代行政法是相對於古代行政法而言的，它是真正意義上的行政法，只有在依法行政的法治國條件下才能產生。[1]「法治國」要求公民有權讓國家和政府遵守法律，而所遵守的法律又是由公民或者其代表制定。由此可知，現代行政法只能產生於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因為那時才有真正的「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博愛」等法治國觀念的存在。所以說，法國行政法學的誕生不會早於19世紀的中後期。

應注意的是，法國行政法學並非與法國行政法處於一一對應的關系，而是具有滯後性。行政法學作為一門系統的獨立學科，而不僅僅是行政法律和法規的分類、整理和解釋，在法國的發生是相當晚的。[2]與法國其他法學學科，諸如民法學、刑法學，訴訟法學等相比，行政法學算是「朝陽學科」。盡管法國最早的行政法學著作產生於19世紀70年代，然而法國行政法學的研究在19世紀的後期才開始展開。[3]關於法國行政法學誕生的時間與原因，我國著名行政法學家王名揚先生認為有如下幾點[4]：

一是行政法須誕生於法治國條件下才稱其為現代行政法，因而只有到了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才能產生行政法及行政法學，這一點與民法、刑法的產生時間和條件有大大的不同。[5]

二是法國行政法學的產生與法國的行政法院的建制密不可分，因而行政法院的建立與成熟也制約著法國行政法學的發展。法國最高行政法院自從1799年成立以來，逐步改進直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後才完全定型，成為現代的行政法院，作出有影響的判決。法國早期的經典行政法學理論的提出都是與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初期最高行政法院的判例密不可分的。

法國行政法已有大約150年的歷史，但法國行政法學的飛躍發展則是近20內實現的。在此之前，法國行政法學則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期。[6]根據法國著名行政法學家莫里斯·奧利弗的研究，法國行政法學的產生和發展經歷了「潛在的創造期」（1800～1818）、「明顯的形成發展期」（1818～1860）、「組織化的時代」（1860～20世紀20年代）三個階段：[7]

（一）「潛在的創造期」（1800年～1818年）

該時期，法國行政法院的審判職能還不健全，處理行政案件的判例尚未公開，有關行政法研究的系統著作也沒有面世。隨著法國行政法院各種活動的展開，學者們已經注意到它在法國政治和法律生活的重要意義，從此就開始對未公開的判例進行闡釋。1814年出版的馬卡雷爾（Macarel）的《行政判例要論》（E『lemens de jurisprudence administrative）是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二）「明顯的形成發展期」 （1818年～1860年）

該時期在法國行政法學界出現了幾件較大的事件，這些事件有力的推動了法國行政法的發展，從而最終導致了法國行政法學的誕生。第一件大事是1818年至1860年法國行政法學界關於行政法院改革的論戰。由於自1799年法國行政法院建立以來，它的功能並不是十分完善。因而眾多學者都在討論行政法院的功能轉變問題，其中有「行政國家論」的觀點，也有「司法國家論」和「行政裁判國家論」的觀點。經過論戰，「行政裁判國家論」成為主流觀點。第二件大事是行政法講座在法國大學的開設。1819年3月24日根據國王的敕令，在巴黎大學法學院創設了「行政法講座」（une chaire de droit administratif），以此來適應有產階級與市民了解國家租稅、警察行政、土地徵用、公共工程建設事業等方面行政法知識的需要。自此至1837年12月12日，根據法王的敕令，法國全國各個大學的法學院中全部設立了「行政法講座」。第三件大事是「巴黎學派」和「普瓦捷學派」的形成和發展。這兩個學派分別依託於巴黎大學法學院和普瓦捷大學法學院，故而得名。「巴黎學派」和「普瓦捷學派」的形成及其活動，積極地推動了法國行政法學的發展。第四件大事是論述行政法各論的作品大量出現。1840年以後，法國出現了以行政法院成員為核心的構築行政法學總論體系的活動，行政法院副院長、建設部部長和國會議員維因（Vivien）在1845年出版的《行政研究》（Etudes Administratives）一書中，首次將行政法分為總論（總則）和各論（分則）兩大部分，從而在法國（不言而喻，也是在世界上）最早開始對行政法總論的研究。第五件大事是行政法各論的論述作

③ 為什麼法國行政法比較發達

1.
公私法之二元分化

公私法之分自古羅馬有之，而在法國自
17
、
18
世紀始，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和中央集權統
一國家的形成、
產生了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分離，
導致了兩種不同的權力形態
——
私權和
公權，
並以此為調整對象分別形成了法國法律制度特有的基本結構和相對獨立的兩大法律部
門
——
私法和公法，至此方使公私法二元制度結構在法國成形且得以極大發展。

2.
獨立的行政法院系統

「
法國有兩種法院體系。一種是普通法院，也叫私法法院，這種法院審理除行政案件以外的
所有案件。
另一種就是行政法院。兩種法院均有各自明確的審級劃分和管轄，互相獨立，平
行存在。
」
法國法院的這種建制一般稱其為雙軌制，
雙軌制之效用在於使法國
「
有了一部由行
政法庭制定的專門法
---
行政法
」
，
並且行政法庭因
「
更了解行政行為的必要性而通常比普通法
院更多地考慮個人利益
」
更適宜解決法國的社會問題、維護和保障法國的法治秩序。

3.
法國行政法實質是判例法

法國行政法領域把判例制度發揚光大。
「
法國行政法的主要淵源並不是成文法典，而是源於
行政法院的判例。
」
法國的經典行政法理論都是在
19
世紀末期和
20
世紀初期根據最高行政
法院的判決發展而來的。
因為行政法院存在的歷史比較短暫而且行政法沒有像民法和刑法那
樣完備的法典，所以行政法院在實踐中必須更多地依靠判例。

4.
公務法人制度

法國法律承認三種行政主體，即國家、地方團體和公務法人。
對於前二種行政主體，一般國
家行政法理論都無異議，
而單就公務法人制度則大有差異。
可以說在法國，
公務法人制度如
同行政法院與行政判例制度一般構成了法國行政法影響世界各國法治的主要方面。
「
公務法
人是在以地域為基礎的國家和地方團體以外的另一種行政主體。
」「
公務法人是國家行政主體
為了特定職能目的而設立的服務性機構，
與作為機關法人的行政機關不同。
公務法人的職能
側重於服務，而機關法人的職能側重於管理。
」
公務法人是公法人的一種。
法國是大陸法系國家的典型代表,素有"行政法母國"之譽,其行政法被許多國家奉為典範.法國最先從理念上承認行政法是一個獨立的部門法,並通過行政法院富有創造性的努力構建了一個完整的行政法體系.支撐這一龐大的行政法體系的是隱藏在其背後的行政法基本原則.

④ 法國行政法有什麼特點

法國抄行政法有這些特點：
1、設立獨立的行政法院用於處理行政訴訟。不像德國等國由普通法院受理。
2、法國行政法主要由判例構成。
3、行政訴訟一般適用行政法或公法的一般原理。
網上有一篇專門分析法國行政法的論文，裡面很詳細。

⑤ 法國 國家制度

法國國家賠償責任原則的確立

華東政法學院 朱淑麗

國家的賠償責任包含三個基本的理論問題：其一，國家是否對其行政活動產生的損害負賠償責任？其二，國家是一個抽象的人格者，國家的賠償責任由誰承擔？其三，國家賠償責任適用什麼法律原則？以下圍繞這三方面介紹布朗戈案與法國國家賠償責任原則的確立。
一、布朗戈案所確立的原則

1873年2月8日，法國許可權爭議法庭判決了一起案件，因該案原告名叫布朗戈（Agnes Blanco），故名「布朗戈案」。其案情是：這個名叫布朗戈的小女孩路過國有煙草公司門前的大街時，被該公司的一輛運貨車撞傷。這樣一起看似簡單的案件卻產生了難題：法國有兩種法院系統，即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原告應向哪種法院提出訴訟請求？由誰來承擔損害賠償責任？運貨車所屬的煙草公司屬國有企業，如果要求它賠償損失，那麼無疑便是國家承擔了賠償責任，而在此之前，國家奉行不負賠償責任原則。因為國家是主權者，主權的特徵是對一切人無條件地發布命令，沒有國家通過法律表示同意，不能要求國家負擔賠償責任，否則即是取消國家主權。而且公民由於國家的行政活動而受益，承受行政上的損害，是享受利益的代價，不能追問國家的責任。

然而，許可權爭議法庭否定了國家不負賠償責任的理論，在沒有法律根據的情況下，創造性地肯定了這樣的原則：國家由於其行政活動方面的過錯而給公民造成損害時，應承擔賠償之責。法國由此確立了國家賠償責任原則。這一原則的確立並非布朗戈案審判法官的偶然創造，而是19世紀下半葉以來西方國家行政職能不斷擴張的一個必然性的法律結果。當國家的觸角已經延伸到社會生活各個角落的時候，如果不承認國家的侵權賠償責任，那麼公民的人身及財產必定面臨著比以往更大的威脅，這種情況顯然不利於整個社會秩序的穩定。所以，這一制度乃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

二、賠償責任的主體：個人還是國家？

以布朗戈案為標志，法國明確承認了國家對其違法或不當行政行為所造成的損失負賠償責任。大陸法系其他國家也出現了類似的發展。例如日本的明治憲法確認的是國家無責任原則，但在後來制定的《國家賠償法》中便明確地規定了國家或公共團體對行使行政權力過程中所造成的損害負賠償責任。然而，接踵而來的一個重要問題有待解決：國家所為的行政行為都是通過具體的個人即公務員來進行的，作為抽象人格的國家並不能為具體的行為，那麼承擔損害賠償的究竟應該是國家，還是公務員？

通常對賠償主體的認定有三種：一是由公務員個人負賠償之責，這種觀點實際上仍然沒有承認國家的賠償責任，而且由於個人財力有限，常使受害者的訴訟請求落空。但它有助於強化公務員個人的責任心。第二種認定是由國家負賠償責任。因為公務員所為的行政行為是作為行政機構的代表人做出的，所以理應由國家負賠償之責。這一賠償原則保證了受害人得到及時和充分的賠償，卻可能助長公務員在執行公務過程中的粗心和魯莽。法國在布朗戈案到20世紀50年代之間所實施的基本上是這種制度。第三種解決辦法則是由國家與公務員共同承擔賠償責任。這種賠償方式多發生於個人過錯與職務過錯同時存在的情況下。受害人可以職務過錯為由向行政法院起訴行政主體，同時又以公務員個人過錯為由向普通法院起訴公務員個人。任何法院均不得以該受害人已經行使其中一項起訴權而拒不受理另一項起訴。在並合過錯下，行政主體與公務員個人負並合賠償責任。受害人通常傾向於向行政法院起訴，由行政機關負擔全部賠償責任，這樣可以使其權利得到有效保護。國家對受害人賠償損失後，再根據公務員的過錯程度，要求公務員個人承擔賠償金額的相應部分。反之，如果受害人的損失由公務員賠償，行政法院也判決他有權要求行政機構承擔其應賠償的部分。目前，法國和其它大陸法系國家即採用這種賠償方式。

三、適用何種法律規則

在涉及國家由於其過錯而導致的損害賠償案的處理中，應當適用什麼法律規則呢？能否適用私人賠償責任的普通規則呢？法國的一般見解認為，行政責任與民事責任之間存在很多差異：首先，國家與個人之間法律地位並不平等，行政責任則是對這種必要的不平等的一種補救，而不僅僅是一種損害賠償；其次，由於前項差異又導致行政賠償責任有別於私人間賠償責任的多方面特徵，比如其救濟並非即時出現，不適用恢復原狀或實物賠償等；最後，名義上承擔賠償責任的並非行為者個人，而是行政主體，即中央或地方行政機構。

基於這樣的差異，布朗戈案的判決確認：「國家由於其僱用人員的公務行為對個人造成損害的責任不能根據民法典所規定的有關個人間關系的原則確定……這種責任既不具有普遍性，也不具有絕對性；它有自己的特殊規定，即出於公務的需要以及協調國家權力與個人權利的必要性而制定的法律規范。」因此，國家的賠償責任不適用私人賠償責任的普通規則，而適用國家賠償的特別規則。布朗戈案所確立的這一原則，至今仍然是法國行政賠償制度的主導原則。

國家賠償法是近代資本主義經濟與民主法制充分發展的產物，國家賠償制度的有無和賠償標準的高低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文明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尺。在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封建專制社會，或「君權神授」，或「國王不能為非（thekingcandonowrong）」，或「王權就是主權」而「主權是最高的權力，不受法律限制」①，國傢具有最高的統治權，在這種絕對主權的思想下，國家的行為不受任何約束，國家對其行為亦不負任何法律責任。故無論從經濟基礎、政治制度抑或人們的思想觀念而言，均不具備建立國家賠償制度的條件。資產階級革命後，資產階級思想家提出了民主、法制、人權等口號，方才為國家賠償制度的產生提供了政治思想條件。②
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國家傳統的消極維持社會秩序的「夜警」角色已很難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於是世界各國紛紛對社會經濟生活伸出了干預之手。國家職能迅速擴張，國家所代表的集團利益和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也越來越頻繁地發生沖突，國家侵權現象日益增多，加之民權運動的高漲，人民對缺乏救濟手段的現實逐漸不滿，國家主權豁免理論日漸式微。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民主政治和人權事業取得了長足進步，而各國也汲取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開始檢討自己的人權和法治觀念及相應的法律制度，國家不負賠償責任的觀念才開始動搖並逐漸被擯棄，以法國、德國、英國、美國等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先後通過判例和立法建立健全了本國的國家賠償制度。至此，在歷經了從否定到相對肯定再到完全肯定的漫長且艱辛的發展過程後，國家賠償制度在世界范圍內被普遍認同。如今，國家賠償制度已成為各國貫徹法治原則、保障公民權益的重要措施。
二、法國國家賠償制度的產生發展
法國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最徹底的國家。作為大陸法系的代表性國家之一，法國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對世界各國具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就國家賠償制度而言，法國是世界上最早確立這一制度的國家，該制度不僅在法國的法律制度中佔有重要地位，其理論和實踐也極大地促進了世界范圍內國家賠償制度的建立。
在法國大革命之前，法國信奉博丹的「絕對主權理論」，否定人民主權，從而也就不可能產生國家賠償責任。1786年《人權宣言》用「人民至上」原則代替了「國王至上」原則，確立了國民主權、公共負擔平等以及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原則，為國家賠償奠定了憲法基礎。法國大革命後的法律規定了行政機關對因實施公共建築工程所致損害，應當予以賠償。但法國建立國家賠償制度的標志則是1873年許可權爭議法庭對「布朗戈(Blanco)案件」的判決③。在判決中，許可權爭議法庭確認了國家賠償的三項基本原則：國家應當對其公務員的過錯承擔損害賠償責任；行政賠償責任應當適用不同於民法的特別規則；行政賠償責任的訴訟屬於行政法院管轄。布朗戈一案使國家賠償責任的特殊性得到了肯定，此後，法國的國家賠償制度開始脫離民法的掣肘，走上了一條獨立發展的道路。布朗戈案雖使法國確立了國家賠償制度，但直到19世紀末其適用范圍仍相當有限。1896年出版的、法國最高行政法院副院長拉弗里耶爾所著的《行政審判和訴訟救濟》中仍聲稱：「立法權的特徵是五條件的發布命令，國家的行政活動大多數情況下，不負賠償責任。」④20世紀初至40年代，法國的行政賠償制度才有了較大發展，國家幾乎對全部行政行為承擔賠償責任。
法國的國家賠償制度，起始於行政職能領域，之後拓展於立法和司法職能領域。法國立法賠償首先出現在20世紀初的法國行政合同中，合同當事人如因國家法律而受到特別損害的，只要法律沒有排除賠償的規定，國家就當負賠償責任。而其正式確立則是在1938年1月14日法國最高行政法院對「小花牛奶公司(La Fleurette)案件」的判決中⑤。該判決正式承認國家對合同以外的行為，包括立法行為，只要法律沒有排除性規定，國家均負賠償責任。不過由於立法行為所產生的損害，多發生於經濟立法過程中，故國家的賠償責任僅以經濟立法致人損害為限。另需注意的一點是，法國行政法院並不能審理議會立法的合法性，且必須適用議會制定的法律，如果法律明示或默示禁止賠償，則不能判決國家負賠償責任。⑥1958年11月12日，法國的法令又規定，國家必須對議會中的行政管理所產生的一切損害負賠償責任。這樣，法國的立法賠償范圍又得到了進一步擴大。⑦
在司法賠償方面，1895年法國在其刑事訴訟法中規定了「冤獄賠償」條文，規定被告經高等法院判決無罪確定後，對原審做出的有罪判決所發生的損害，可請求國家賠償，從而初步推翻了國家對司法行為不負責任的做法。此後法國相關法律在1933年進一步規定，國家對司法官有關保釋令的行為，有重大詐騙或過失行為時，應負相應的賠償責任。法國民事訴訟法第505條也規定，司法官因詐騙、瀆職、拒絕裁判或其他職務上的重大過失，而做出錯誤判決時，受害人可請求國家賠償。1956年11月，法國最高法院在審理吉里(Giry)案件的判決中，首次承認對國家的司法警察活動負賠償責任。1970年其刑事訴訟法又將司法賠償的范圍擴大到刑事追訴的全過程，國家對於臨時拘禁但無罪的人，對預審結果決定不起訴或起訴後無罪釋放的人，如果他們受到了損害，國家應承擔賠償責任。1972年法國制定了《建立執行法官和關於民事訴訟程序改革法》，其第11條規定：「國家必須賠償由於司法公務活動的缺陷而產生的損害，發生此種責任的前提是存在重大過錯或拒絕司法的情形。」時至今日，法國已經建立了一套較完整的司法賠償制度。⑧
就法國國家賠償的具體內容而言，在國家賠償的早期階段，行政法院只對能以金錢計算的物質損害判決行政主體賠償，而對精神損害不予賠償。例如對近親屬的死亡，只賠償醫療費、殯葬費、撫養費等，並不賠償死者近親屬感情上的痛苦。直到1961年的「勒迪斯昂(Letis－serand)」案件中，最高行政法院才首次判決賠償死者近親感情上的損害⑨。之後，法國行政主體對物質損害和精神損害等一切損害均承擔賠償責任。
在國家賠償的歸責原則方面，法國確立了公務過錯原則和無過錯原則。「公務過錯」，指公務活動欠缺正常的標准，它與個人過錯相脫離，即其雖源於公務人員，但並不歸責於公務人員，換言之，公務過錯不象傳統民法過錯或刑法過錯以個人為歸宿，而是將目光投向行政機關主體，以行政機關公務活動是否達到公務活動水準為客觀標准來衡量公務過錯的存在與否。在特殊情況下，只要公務員執行公務的行為與損害之間有因果關系，無論其是否有過錯，國家都要承擔賠償責任。公務過錯適用於除無過錯之外的全部賠償責任。無過錯責任主要是指國家所承擔的危險責任⑩，例如1919年法國行政法院判決國家因對彈葯庫爆炸而造成的損害承擔損害賠償責任。自19世紀末期始，一來由於公共事業的急速發展和行政活動范圍的擴大，二來由於社會公平觀念的發達，國家危險責任的適用范圍不斷擴張，甚至向來以公務過錯為必要的事項，也開始由國家承擔無過失責任。{11}截止20世紀末，國家危險責任主要適用於以下領域：基於職業的危險責任：基於社會的危險責任：使用危險物的行為之責任；使用行政的危險活動的責任；使用社會安全的要求致產生個人財產收益上的危險責任等。
綜觀法國國家賠償法的歷史發展過程，可就其突出特點歸納如下：
1．法國國家賠償法的淵源以判例為主。法國雖為成文法國家，但其國家賠償制度的建立，則主要是靠許可權爭議法庭和行政法院的判例完成的，這與其自身的法律傳統大異旨趣。究其原因，概為法國在確立國家賠償制度時世界上並無先例或立法可資借鑒，故採取判例法的方式，「摸著石頭過河」，不失為一種較穩妥的方法。
2．國家賠償范圍較為廣泛。其表現之一為國家除對行政職務造成的損害普遍承擔賠償責任外，還對司法職務和一定范圍內的立法職務造成的損害也承擔賠償責任。表現之二為國家既對物質損害負賠償責任，也對精神損害負賠償責任；其三，由於無過錯責任原則的確立，國家賠償的范圍進一步擴大。
3．國家賠償案件由行政法院管轄，適用行政法的原則。除非有法律特別規定，或根據法的一般原則由普通法院管轄的事項外，國家賠償案件由行政法院管轄

法國國家賠償就其具體賠償內容來講，不僅包括物質損害賠償，亦涵蓋精神損害賠償。我國在賠償內容方面只賠償直接物質損失，精神損害、間接損失或預期利益損失並不在賠償范圍之內。我國拒絕國家賠償的理由大體有三：一是精神損害的無形性決定了賠償的無法量化性，二是社會大眾關於精神損害心理定位的非價值性決定了精神損害賠償的非可取性，三為國家財力的有限性決定了賠償的非現實性。{20}不可否認，與物質損害相比，評定精神損害確實因其無形性的特徵而致難以完全量化計算，但並不能據此否認精神損害後果實際存在的現實。如僅因此而對賠償予以根本性否定，表面上是無奈之下的妥協，實質是對人權價值的根本性否定，是對國家機關的侵權行為的遷就、默認甚至放縱。隨著物質文化水平的提高，對人的尊嚴的重視程度日益加強，如果依然堅持對精神損害拒絕賠償，必將使潛在的價值沖突加劇。反對的第二個理由認為在我國文化中名譽重於金錢，精神權利受損，應給予非財產性救濟措施，如果通過金錢賠償，本身就是將人等同於商品，是對人格的侮辱。這種說法是有一定的道理，但在賠禮道歉、恢復名譽、消除影響等非財產性措施不足以抵消其所遭受的精神損害時，如若不給予一定程度的賠償，本身就是對人的價值、人格的不尊重。何況許多後果的消除、精神創傷的彌和有時也確實需要恢復性治療。社會對麻旦旦案和杜培武案的熱烈關注和傾向性評價也從一側面反映了社會大眾對精神損害予以國家賠償的法律呼喚和法律質疑。就第三個反對理由而言，其亦不成立，國家財力相對有限並不足成為拒絕國家賠償的理由。在《國家賠償法》制定之初，不可否認國家財力確實難以承受精神損害賠償之重，即使在現有財力顯著增強情況下客觀上也很難容許超越國情的賠償數額和賠償幅度，但並不能因此簡單地否定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建立的合理性。隨著我國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我國現在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早已非制定《國家賠償法》之時可比，故以國力有限否定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精神損害賠償的可行性，理由顯然不足。所以我國理當借鑒法國做法，將精神損害納入賠償范圍，這不僅是對精神權利的尊重，也是法律公正的要求，更是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精神在普通法律制度中的體現。
綜觀法國國家賠償法的歷史發展過程，可就其突出特點歸納如下：
1．法國國家賠償法的淵源以判例為主。法國雖為成文法國家，但其國家賠償制度的建立，則主要是靠許可權爭議法庭和行政法院的判例完成的，這與其自身的法律傳統大異旨趣。究其原因，概為法國在確立國家賠償制度時世界上並無先例或立法可資借鑒，故採取判例法的方式，「摸著石頭過河」，不失為一種較穩妥的方法。
2．國家賠償范圍較為廣泛。其表現之一為國家除對行政職務造成的損害普遍承擔賠償責任外，還對司法職務和一定范圍內的立法職務造成的損害也承擔賠償責任。表現之二為國家既對物質損害負賠償責任，也對精神損害負賠償責任；其三，由於無過錯責任原則的確立，國家賠償的范圍進一步擴大。
3．國家賠償案件由行政法院管轄，適用行政法的原則。除非有法律特別規定，或根據法的一般原則由普通法院管轄的事項外，國家賠償案件由行政法院管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