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證據制度

Ⅰ 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證據」概念符合一下哪幾種觀點A根據說B事實說C證據的表現形式D形式和內容統一說

答案是：D 形式和內容統一說
證據學：（三）證據的內容和形式的統一專 1．證據屬的內容是證據本身內在具有的證明能力，它具有客觀實在性和關聯性； 2．證據的形式是證據在法律上所具有的外在表現方式和正當的獲取手段。
具體內容參見：http://ke..com/view/2089352.htm

Ⅱ 對比我國刑事訴訟法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規定上與美國的立法有何異同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大致分為三種情況，一為非法獲取之言詞證據排除規則，二為違反法定程序獲取之物證資料排除規則，三為「毒樹之果」排除規則。

一、美國證據排除規則

1、美國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是以反對不合理的搜查扣押、保護公民的憲法權利為基礎展開的。

1914年2月24日，美國最高法院對弗里蒙特．威克斯訴美國聯邦政府一案做出終審判決，「它宣告，違反第四修正案的保護、通過不合理搜查扣押取得的證據不能在聯邦法庭上使用以反對被告人」。標志著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正式登上歷史舞台。

2、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最終以馬普案的判決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強制推行於各州。

威克斯規則原則上僅強制適用於聯邦警察採取非法搜查行為獲取證據的判決，各州法院仍可選擇性適用。美國最高法院通過沃爾夫案正式賦予了各州法院拒絕適用威克斯規則的權力， 後來綜合考慮威克斯案對各州產生的影響及沃爾夫案後各州法院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態度，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最終以馬普案的判決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強制推行於各州。

3、「毒樹之果」排除規則的確立，進一步使得正當程序原則在刑事訴訟領域有了獲得救濟的可能。

以第五修正案為基礎的「反對自我歸罪特權」和以第六修正案為基礎的「獲得律師幫助權」也先後被納入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范圍，「毒樹之果」排除規則的確立，進一步使得正當程序原則在刑事訴訟領域有了獲得救濟的可能。這一系列的適用規則，組成了美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基本架構。

4、制度之例外

馬普案的判決使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得以推廣適用於各州，為規則在司法中被實現提供了可能。但立法規范的支撐卻未能平息包括在各種判決中頻繁出現的反對性意見，即相當一部分公眾的感知上——放縱了犯罪。共和黨尼克松當選總統後，連續啟用了「更為遵守社會秩序」的人擔任大法官，在這些人的推動下，聯邦最高法院不但極大地限制了排除規則的適用范圍，也催生出了如作為彈劾證據使用的例外、善意的例外等一系列排除規則的例外，以避免產生「事實上有罪的被告人逃脫制裁」的不利後果。

2006年，哈得孫案的判決宣告了「敲門並表明身份」之例外規則得到了認可，即執行法官在取得合法令狀的前提下，未圓滿履行「敲門並表明身份」義務的行為，不能作為所取得的用以反對犯罪人的證據被排除的理由。

在言詞證據領域，米蘭達規則也備受爭議，雖然早在2002年的迪克遜一案中美國聯邦法院就已經申明：米蘭達規則是最高法院的一個憲法性判例，但關於「自願性」這一問題的判斷歸屬權卻始終處於法院與國會的相互爭奪狀態。直到最高法院以7比2的壓倒性優勢通過了一項司法意見，再次重申了迪克遜一案中確立的米蘭達規則的憲法性質，才使長久的爭論得到了平息。

二、中美的立法差異

1、總結美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立法進路不難看出，美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建立，沿襲了一種由憲法到刑事訴訟法、由原則到規則的轉變路徑，在美國，排除規則的憲法性多由判例構成，多年來對其存廢領域也爭論不斷，最終，美國最高法院以已通過的判例表明，排除規則本身並非憲法的要求，國會可以通過立法進行廢止。因此，有學者認為，在美國針對非法獲取之物證領域，排除規則的前景堪憂。

2、與美國不同，在我國，不論是「兩個證據規定」，還是新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都承認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保障人權方面的重要意義。而理論界也普遍承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最重要的意義乃是在於體現了行使訴訟中的憲政價值，保障了行使程序的實施。因此，憲政基礎性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我國刑事法律體系中不可動搖的地位，這種地位不會因為個案適用上的缺位或不當應用而喪失立法上的合理性，反而會隨著「依法治國」理念在我國的深入和加強而日益穩固。

Ⅲ 我國刑事訴訟法的改革是更多的是要借鑒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的邢訟法制度

您好。
其次，從比較法角度上考察，西方國家的證據補強規則與我國基本證據規則相接近，但兩者的規定卻有一定的差別。從繼承關繫上看，證據補強規則並不能推導出孤證不能定案。

1、從傳承上看，在美國等英美法系國家，一般規定對於被告人在法庭上的自願自白（即口供），不需要補強證據，直接可以作為認定被告人有罪的證據使用；而對於法庭外的自白則需要進行補強。在大陸法系國家，則一般要求無論是法庭上的自白還是法庭外的自白，都需要補強證據。[3]我國刑事訴訟法實際上是繼承了大陸法系的相關規定。而大陸法系中並沒有規定孤證不能定罪的規則，也沒人認為能從證據補強規則中推導出該規則。

2、從證據補強的原因來看，不管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雖然證據補強規則具體規定有所差別，但是規定證據補強規則的原因基本相同，都是考慮到被告人的身心容易受到審訊人員的強制，其口供的可信性較低，所以需要其他證據給予補強，以擔保口供的真實性。而其他證據則不存在著這方面的原因，因此一般不要求進行特殊的補強。

3、從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對證據補強作不同要求的原因來看，兩者的規定之所以有差別，與其庭審制度有一定的關系。英美法系國家中, 審判制度程序復雜,定罪相對來說較為困難,庭審效率不高，但其庭審的對抗性強，被告人的防禦非常充分,在法庭上作出供述的自願性能夠得到充分保證，因此在法庭上僅有供述也能定罪,沒有必要再另行通過特別規則予以保護，在一定程度上也緩解庭審效率低下的問題。如美國的訴辯交易制度，檢察官只要得到了被告人自白，不需要其他證據就可以進行辯訴交易，法官只要認定被告人自白是自願作出的，就能不需要其他證據就可以採納辯訴交易協議並作出判決，快速地解決了近90%的刑事案件，大大提高了訴訟效率。[4]而大陸法系的庭審程序相對來說更注重於探明事實真相，法官在法庭上有主動調查的傾向，其中立性沒有英美法系法官超然，整個訴訟程序相對簡約而有效率，控訴有力，但被告人防禦能力相對不足，因此就有必要對被告人的口供，包括在法庭上的口供，進行特殊的制約，以加強對被告人權利的保護，從而減少冤案發生的可能性。

我國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在很多方面借鑒了英美法系的做法，特別是庭審制度改革，呈從職權式轉為抗辯式的傾向。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僅針對被告人口供，被告人是審判階段的特殊稱謂，而在其他法條中，都是同時使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因此從字面上理解，應當是特指被告人口供需要補強。但實踐中，該條文並不僅僅在審判階段使用，在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一樣運用。筆者認為這種做法，一方面是因為審判起著指導偵查和審查起訴方向的作用，偵查和審查起訴工作必然要考慮法院能否作有罪判決的情況；另一方面，雖然在條文上對庭審方式做出了改革，但從實際效果上來看，我國的庭審對抗性不但跟英美法系差距很大，就是跟大陸法系比也遠不如，因此適用大陸法系的證據補強制度更符合我國的司法實際。

我國司法實踐中存在的諸多誤區導致了定罪量刑的相對困難，究其原因固然有司法實踐和理論脫節的因素，但其根源還是來自於我國刑事訴訟證據的證明標准。

誠然，我國證據制度對形式合法性要求比不上西方國家，但是對證據真實性的追求卻並非如此。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第一百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一款、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三款等條文的規定，足以說明我國的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是證據確實充分。要求定案的證據確實充分，這無疑是十分正確的，是一個哲學意義上的真理。但是「確實充分」應當說只是一個一般性、總體性、政策性要求，而不是具有規范意義的、具有操作性的法律要求。[9]

為解決缺乏標准性和操作性的問題，司法實踐中人們不得不提出一些具體的、比較具有可操作性的要求和標准。不管是持「客觀真實說」還是持「法律真實說」觀點，學術界比較一致認可的，可以作為我國證據標準是「排他性」標准，即從證據的調查和運用上要排除一切矛盾，從運用證據對案件事實所得出的結論上，本結論必須是排除其他一切可能，而且是本案惟一的結論。有學者認為，排他性證明標准對證據確實、充分的要求明確、具體。理由是:(1)作為定案根據的每一個證據必須具備客觀性、關聯性和合法性；(2)根據認識論的矛盾法則，全案的證據經過排列、組合、分析之後，必須是排除了一切矛盾，而達到每一個證據的前後一致，證據與證據之間一致，全案證據同案件的發生、發展的過程和結果一致，形成一個完整的證明體系；(3)作為證明對象的案件事實、情節均有相應的一定數量的證據加以證明；(4)全案證據所得出的結論是本案惟一的結論(具有排他性) 。[10]筆者贊同此觀點，「排他性」證明標准強調絕對意義上的排他性，即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而得出唯一的結論。

不管是法律條文規定的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准，還是理論界歸納的「排他性」標准，均體現了我國在對待證明標准強調了對客觀真實（真理）的孜孜追求。而西方國家的刑事訴訟證明標准則更側重於作為標准基本要求——實用性。

在西方國家，證明標准有「高度蓋然性」、「排除合理懷疑」、「建立內心確信」等幾種主張[11], 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排除合理懷疑」。「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准最早產生於18、19世紀的英美法系國家。除「排除合理懷疑」的表述以外, 西方國家證明標准還有「建立內心確信」。這是法德等大陸法系國家著名的證據法原則「自由心證」的基本內容。可以說內心確信, 就是刑事證明標準的正面表述。應當說「排除合理懷疑」與「建立內心確信」二者有明顯的同一性,突出表現在二者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建立內心確信, 就意味著排除合理懷疑, 反之亦然，一是證實主義，一是證偽主義。因此可以說, 二者只是一個標準的兩個方面或者說是一項標準的兩種操作性表述。由於英美法原則的普遍化以及英美證據標准可能更具操作性, 應當說,「排除合理懷疑」作為證據標准具有普遍性趨勢。但不管是建立內心確信還是排除合理懷疑，都認為證據證明只能達到「最大程度的蓋然性」，至於這種蓋然性有多高，如果對這一標准進行量化，通說是在90%左右。正如英國《大不列顛網路全書》所稱：「由於取得證據的方法有顯著不同和區別，證據只能產生程度不同的蓋然性，而不會有哲學上的絕對真理的意義。」[12]

相比較而言，我國學者普遍認為，我國刑事訴訟中的「排他性」標準的要求要比西方國家的排除合理懷疑標准和內心確信標准要高，而非更低。排除合理懷疑與相對真實論緊密關聯，以此表述證明標准，雖然比「客觀真實」、「證據確實充分」等提法更為准確和更具可操作性，但在語義與語感上，顯出證明標准與證明要求的一種下降。[13]也有學者認為，雖然與西方國家一樣, 我們也認為訴訟中認識的案件事實與客觀發生的案件事實通常是有差別的，但我們主張的排他性證明標准比西方國家的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准更加嚴格。在現有的證明體系被打破之前，現有的證據內部必須環環相扣,形成一個嚴密的證明體系, 足以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也就是要求法官和陪審員在主觀上達到完全確信的程度,而不能滿足於僅達到90 % 的可能性。[14]換句話說，我國的排他性證明標准，是在證據確實充分這一原則的要求下，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最終達到百分之百的相信，而西方國家的證明標准則不要求裁判者達到完全的確信,即並非要求排除一切可能的懷疑,而僅要求此種被排除的懷疑,必須能夠說出理由,擺出道理,經得起理性論證,而不是無故置疑,吹毛求疵。

筆者認為，從希望能減少冤案、錯案的角度出發，適度提高證明標准雖然有現實必要性，但當然這樣美好的願望，在現實中能否實現，那是很值得商榷的。畢竟個人的認識能力只能達到一定程度，並不可能在任何時候都能達到全知全覺，這是客觀現實，並不是你希望能達到就能達到的。當然，這更是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證明標準的提高必然導致很多案件因為達不到該標准而使很多嫌疑人被作無罪處理，而另一方面，因為證明標準的提高，而減少的冤案、錯案則是微乎其微的。所以這是一個利益權衡的結果。這一次，我們與其他制度的出發點正好相反，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們選擇了側重保護人權，而西方國家側重了打擊犯罪。

根源於證據確實充分要求的排他性標准，在實踐中主要體現為證據間的相互印證性、不矛盾性、證據鎖鏈的閉合性、結論的唯一性和排他性。這些證明方法、手段因為其本身要求的相對嚴格性，所以這也是實踐中我們在辦理具體案件中對證據認定事實的要求更加嚴格的根源所在。

一個國家選擇被告人是否擁有沉默權，是一個利益衡量、價值選擇的過程，是以極少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有可能被侵犯為代價，換取更加有效的打擊犯罪，最終保護了大多數人不受犯罪的侵害；還是寧願放縱很多犯罪，使人們忍受可能更多的犯罪侵害，而來保護極少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不受侵犯。因此，沉默權制度是現代法制發展的必然方向。

一國的證據制度的選擇同樣也是如此。沉默權之所以能夠根植於西方法律制度之中且能夠有序地實施，除了依賴於西方價值觀念和訴訟理念支撐外，還有一系列配套的訴訟制度，得以保證刑事訴訟在被告人「不開口」的情況下，依然可以有效、順利地進行。我國與西方國家不同，在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平衡之間，用的是更加嚴厲的證據實體（即真實性）適用規則和標準的方式。而西方國家則普遍採取使用加強證據形式合法性等直接保護人權的方式，比如沉默權制度、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直接言詞原則等等，而對證據實體認定則在承認人的認識能力有限的前提下，進行了適度的放寬，從而有利於定罪。這是兩種不同的防止冤案發生的制度設計，都有其合理性。我們不可能也不合適在引進沉默權制度等來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制度的同時，繼續採用嚴格證據實體適用規則和標准。這樣的話，天平將完全傾向了保護人權一邊，平衡會將被打破，導致犯罪打擊不力的後果，我們只能二者相權選其一。

沉默權制度體現了人只能是目的、不能將人當作手段的現代民權主義刑法思想，已經被絕大多數國家所採納，並被《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為不可保留的七項最基本人權之一。我國於1998年參加了該公約，批准該公約並付諸執行是履行國家承諾的必然要求，有助於體現我國信守承諾的國際形象。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以人為本的理念也逐漸深入人心，使引進沉默權制度具有了一定的思想基礎。相對來說，沉默權制度的合理性遠超過其局限性，這也是被大多數國家認可的根本原因之一。而通過前文的分析，我國的證據實務中嚴格把握證據事實認定關，卻具有很明顯的不合理性；相對更為嚴厲的證明標准，則有違特定人在某個時期對個別事物認識是有限的這一客觀事實，具有明顯的理想主義色彩，現實操作性差。所以，選擇沉默權制度相比較更具有合理性，也是我國法治發展和與國際接軌的必然。我國如選擇引進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的沉默權制度，就要求我們不能堅持原有較為嚴厲的認定事實的證據制度，應該對證據制度進行一定改造。

1、降低證明標准，把證據確實充分改為排除合理懷疑。無論是學界歸納的排他性標准還是實務中嚴格的把握事實認定的做法，其根源均在於證據確實充分這一哲學意義的、不具有現實操作性的、理想主義的證據標准。將證明標准從百分之百的確信降低到90%的高度蓋然性，有利於維持因引進沉默權而被打破了的打擊犯罪與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之間的重新平衡。

2、改變審查證據主要方式，從審查與庭前書面證據間的相互印證性、不矛盾性、證據鎖鏈的閉合性、結論的唯一性和排他性等方面轉變到由親歷而感受真實性上來。在筆者看來，對於被告人口供證據價值的不同定位，將直接影響人們對於沉默權的態度。如果一項訴訟制度不能擺脫對口供證據的迷戀和依附，那麼這個訴訟制度對於沉默權制度必然產生天然的恐懼和排斥。事實上，接受、確立沉默權制度後，完全可以通過證據制度的設置來降低口供證據的價值及對口供證據的不恰當期待，以改變依賴口供辦案的習慣做法。

3、完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在立法方面應當完善證人（包括警察、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1）建立強制性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對因特殊原因（非主觀原因）不能出庭作證的例外情形，要列舉的方式嚴格加以限制，並明確規定證人非因法定事由拒不出庭作證是一種危害社會的違法行為，應視其情節應給予相應的制裁；（2）建立和完善證人及其家屬保護制度和司法救濟制度。對證人及其家屬在證人出庭時的人身權利和應享有的各種權益予以保障，特別是要規定對直接或變相打擊報復出庭證人的行為人，不論處於何種訴訟階段，均應當給予經濟、行政或法律的嚴厲制裁；（3）明確證人作證經濟損失補償制度和獎勵制度。對於履行出庭作證義務的證人，應根據公平、合理的原則對因作證支出的費用和誤工費給予經濟補償，明確規定出庭作證的補償標准及實施辦法，由專職部門（法院）進行管理和分配，對積極作證的證人給予一定的榮譽和物質獎勵。

4、健全證據補強規則。明確補強的對象、補強范圍、補強內容等。對此可以借鑒日本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以及以此為參考的我國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確立的民事訴訟證據補強制度，對刑事證據補強規則可作如下規定：（1）犯罪事實的認定必須有補強證據,而非犯罪事實,如前科、沒收、追征事由等無須補強;（2）對於犯罪構成客觀要件事實的認定,必須具備補強證據;（3）在犯罪事實中被告人與犯罪人同一的認定不需要補強證據;（4）犯罪構成要件中的主觀要素,如故意、過失的認定也不需要補強證據;（5）對於非犯罪構成的事實,即犯罪阻卻事由不存在的認定,也不需要補強證據。 及時收集證據能使律師更加充分地了解案件情況並有效發揮辯護職能。聯合國《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第21條規定:「主管當局有義務確保律師能有充分的時間查閱當局所擁有或管理的有關資料、檔案的文件,以便律師能向當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協助。」

在英美法系當事人主義訴訟結構之下,辯護方與控訴方都是訴訟當事人,鑒於控訴方與辯護方實際力量的不平衡,英美法系國家普遍賦予辯護方充分的訴訟權利,並對偵查行為進行了一定限制,辯護方與控訴方都有獨立收集證據的權利。在美國,被告人的律師幫助權被作為憲法性權利規定於《聯邦憲法第六修正案》和各州的憲法中,調查取證權是律師的基本權利之一。在「雙軌」制偵查模式下,雙方分別進行偵查,都可以調查案情和收集證據。由於雙方偵查能力對比懸殊,辯護方的調查往往只是控訴方調查的補充,其主要方式有:自行調查、②預審程序中的證據開示、③申請法院調取(保全)的證據、④特定偵查行為(如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律師在場。在英國,辯護方在偵查階段獲取證據的方式主要有:證據開示制度、律師的調查取證權、⑤卷宗材料的閱卷權[ 1 ]。

在大陸法系傳統職權主義訴訟結構下,偵查職能由控訴方行使,辯護方與控訴方的訴訟地位並不完全平等。辯護方如認為存在證明被告無罪或罪輕的證據,只能請求偵控機關收集,而不能自行收集。隨著程序正義觀念的深入,職權主義訴訟結構在大多數國家逐漸被修正,這不同程度地強化了辯護方獲取證據的權利[ 2 ] 。例如,《日本刑事訴訟法》規定偵查階段辯護方獲得證據的主要方式有:「詢問證人及鑒定人時的在場權」(第157—159、170條)、「申請證據保全的請求權」(第179條) ;在法國預審程序中,律師可以在場聽取預審法官對犯罪嫌疑人的訊問,辯護方可以向預審法官申請並參與司法鑒定、請求預審法官詢問證人以及進行新的調查,預審法官拒絕的,辯護方可請求上訴法院起訴審查庭復議[ 3 ] ;《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163條a規定了被指控者請求收集與其有利的證據的權利;辯護人也可以公民身份收集案件信息[ 4 ] ,辯護人可以勘驗犯罪現場、詢問證人、製作私人鑒定報告、請求被追訴者的親友行使證言拒絕權等[ 5 ] ;義大利法律規定在初期偵查期間,被調查者可以要求法官調取證言、進行鑒定或者司法實驗、組織辨認[ 6 ] , 2000年12月7 日頒布的法律還確立了辯護方偵查的規則[ 7 ]。

Ⅳ 我國刑訴法中的證人制度

新刑訴法第187條規定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證人證言有回異議，且該證人答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本次修改刑事訴訟法針對司法實踐中證人應當出庭而不出庭的問題比較突出的現象，對證人出庭作證制度作出了較大的修改和補充，進一步完善了重要證人的出庭作證制度和強制證人出庭作證制度。
新刑訴法第188條規定，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證人沒有正當理由拒絕出庭或者出庭後拒絕作證的，予以訓誡，情節嚴重的，經院長批准，處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被處罰人對拘留決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復議。復議期間不停止執行。這是關於強制證人出庭制度和對證人拒絕出庭作證的懲罰措施的規定。在實踐中，要注意把握強制證人到庭的條件，一是證人經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證；二是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三是證人不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只有符合以上三個條件的證人不出庭，才可以採取強制手段。

Ⅳ 刑事訴訟法與民事訴訟證據規定的異同

刑事訴訟法與民事訴訟證據規定的異同：
1、民事訴訟證據與刑事訴訟證據在內涵上是有所不同的。民事訴訟證據是指能夠證明民事案件真實情況的客觀事實材料。而新刑訴法對刑事訴訟證據的概念進行了完善,將其概念修改為「可以用於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相比而言,民事訴訟證據較注重客觀真實,而刑事訴訟證據不僅注重客觀真實,更加註重法律真實,實現了證據形式與內容的統一,更具有科學性。從外延上看,根據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我國民事訴訟證據的表現形式可以分為:當事人陳述、書證、物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證人證言、鑒定意見和勘驗筆錄。
2、民事訴訟證據與刑事訴訟證據證明力的不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73條規定了「高度蓋然性」證明標准,即「雙方當事人對同一事實舉出相反的證據,但都沒有足夠的依據否定對方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結合案件情況,判斷一方提供的證據的證明力是否明顯大於另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並對證明力較大的證據予以確認。因證據的證明力無法判斷導致爭議事實難以認定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據舉證責任分配的規則作出裁判」。根據該條規定,在民事訴訟中,雙方當事人對同一事實舉出相反證據且都無法否定對方證據情況下,一方當事人的證明力較大的證據支持的事實具有高度蓋然性,人民法院應當依據這一證據作出判決。相比較而言,刑事案件有著比民事案件更為嚴格的證據證明標准。
《刑事訴訟法》第195條規定「 在被告人最後陳述後,審判長宣布休庭,合議庭進行評議,根據已經查明的事實、證據和有關的法律規定,分別作出以下判決:(一)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依據法律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有罪判決;(二)依據法律認定被告人無罪的,應當作出無罪判決:(三)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第48條規定「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上述兩條規定,就是確定我國刑事訴訟證據證明標準的法律規定,其證明標準的實質內涵是「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確實」。
刑事案件中刑事訴訟證據須具有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准。這說明客觀真實性是刑事訴訟證據的本質屬性,是可予採信的重要標准。只有「查證屬實」的證據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在刑事訴訟中,無論是提供、收集、調取證據,還是審查證據,每個環節都應貫徹真實性的原則。真實性主要體現在證據的來源必須是客觀存在的,而不是主觀臆造出來的,證據的採信過程必須主觀服從客觀,防止主觀偏見,證據的審查過程必須經過復核及各單個證據之間能相互交叉印證等。與民事審判比較,在刑事審判中,尚未從立法上確立優勢證據規則。對於證據指向的待證事實,可能出現其它合理情況的證據,或者是可能產生其它合理的懷疑,該證據就不能作為刑事案件的定案依據。因此,在刑事案件的審理中,法官只能追求客觀真實,這也是「寧縱不枉、疑罪從低從無」刑事審判理念的必然要求。

Ⅵ 淺析當前我國刑事證人出庭作證制度，相比1996年刑事訴訟法，該制度有哪些變化

1996年執行的《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證人。
而現行的《刑事訴訟法》不僅僅規定證人的資格，還規定了對證人的保護，以及其他待遇。根據現行《刑事訴訟法》第六十條規定， 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
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證人。
第六十一條規定，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
對證人及其近親屬進行威脅、侮辱、毆打或者打擊報復，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夠刑事處罰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
第六十二條規定， 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採取以下一項或者多項保護措施：
(一)不公開真實姓名、住址和工作單位等個人信息;
(二)採取不暴露外貌、真實聲音等出庭作證措施;
(三)禁止特定的人員接觸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及其近親屬;
(四)對人身和住宅採取專門性保護措施;
(五)其他必要的保護措施。
證人、鑒定人、被害人認為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請求予以保護。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依法採取保護措施，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配合。
第六十三條規定， 證人因履行作證義務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費用，應當給予補助。證人作證的補助列入司法機關業務經費，由同級政府財政予以保障。
有工作單位的證人作證，所在單位不得剋扣或者變相剋扣其工資、獎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Ⅶ 我國刑事訴訟法對於運用證據規定的指導原則有哪些

在庭審過程中，法官對公訴人出示的證據可采性的判斷，不僅對檢察機關在提起公訴之前對控訴證據的衡量與判斷有重大影響，而且對偵查機關的偵查、取證行為產生巨大影響。因為，如果違反了證據可采性的判斷要求，偵查取證活動和公訴人的公訴活動就無法達到最終追訴犯罪、懲罰犯罪的目的。可見，對證據可采性的判斷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筆者擬從證據能力和證據證明力兩個層面對此問題作粗淺探究。 一、 證據能力和證明力的概念 刑事訴訟證據與其他證據一樣有其自身固有的證據能力和證明力。證據能力是大陸法系證據理論的概念，相當於英美法系證據理論的可采性，也就是有無充當證據的資格。某一材料是否在嚴格的證明中用來證明控辯雙方所主張的、並且需要由事實的裁判者加以判斷的事實，完全由充當證據的證據能力來決定。司法實踐中，一般要求證據能力具有證據的合法性：一是證據必須具有合法的形式；二是證據必須經法定人員依法定程序收集和提取；三是證據的內容和來源必須合法。對證據可采性的判斷就是對證據能力的判斷，對證據合法性的判斷。 證據的證明力則是與證據能力完全不同的概念。它表現證據的價值，是證據在認定事實上發揮作用的力量，是證據對於待證事實有無證明作用以及證明作用有多大的表現。證明力包含證據的可信性和狹義的證明力兩個方面。可信性是撇開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間的關系，來判斷證據本身是否值得相信；狹義證明力則是指證據在同待證事實的關繫上，能否證明待證事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證明待證事實。 二、 證據能力和證明力的相互關系 包含於證據本身之內的證據能力和證明力有其必然的聯系和區別。它們之間的聯系表現在，一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和證明力，最終都取決於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間的關聯性。一個明顯沒有證明力的證據，在訴訟中不會產生證據能力的問題；同樣，依法沒有證據能力的證據，也必然沒有證明力。證據能力從形式上解決證據資格問題，證明力則從實質上解決證據有無價值以及有多大價值的問題。有證據能力的證據不一定有證明力，如出於被告人自由意志的虛假口供；而無證據能力的證據可能具有證明力，如運用刑訊方法獲得的真實口供。作為定案根據的證據必須既有證據能力，又有證明力。司法人員在審查判斷證據時，應當首先審查證據有無證據能力，然後再對確認有證據能力的證據的證明力進行判斷，否則，不必考慮有無證明力。 證據能力解決的是證據能否在法庭上提出，讓事實的審理者（法官）看見和聽見。而證據的證明力則是對在庭審中提出的證據的可信度和關聯性進行的判斷，要在評議中、形成判決的時候根據全案的證據予以確定。證據能力是英美法系證據法的核心問題，由職業法官裁定；在大陸法系及我國的參審制度之下，由法官和陪審員共同審查判斷證據能力和證明力。 我國目前的法律和司法解釋中沒有採用證據能力這一概念。在司法實踐中，當論及這一問題時一般表述為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不能作為證據使用、不具有證據效力等。有學者主張在立法上使用證據能力這一概念，目的在於當事人雙方在庭審開始前以及在庭審過程中，可以針對不具有證明能力的證據向法庭提出申請的動議，要求法庭予以排除，並說明其申請所依據的法律規定。這樣可以提高庭審質量和訴訟效率。 三、 證據能力的判斷應遵循的基本原則 1、相關性原則。刑事訴訟證據（表現為證據能力） 的本質屬性是它的關聯性，即相關性。就是指作為證據內容的證據材料與待證事實之間存在某種客觀的聯系。如因果聯系、時間聯系、空間聯系、偶然聯系和必然聯系、直接聯系和間接聯系、肯定聯系和否定聯系等。這些聯系必須都是確定存在的，能夠反映與案件有關的一定事實，能夠為人們所認識。在具體案件中，對某一特定證據能力上否具有關聯性的判斷，取決於待證事實的內容和控、辯雙方爭議的性質以及證據能力本身的特點，必要時可以採用相應的技術鑒定方法加以確定。在偵查過程中應緊緊圍繞案情就與之相關的問題調查取證，以防止證據調查范圍的無限擴大，而影響證據能力。 2、實體公正性原則。實事求是，忠於事實，還案件的本來面目，是收集證據的關鍵。收集證據的過程同時也是判斷證據能力的過程。檢察機關在審查證據能力時，應排除諸如那些可能引起不可靠以及不能經過主詢問和反詢問來檢查其真實性的傳聞證據，以防止可能不真實的證據進入法庭。同樣，法官應對公訴機關出示的證據的證據能力是否具有實體公正性進行全面衡量與審查，並且必須經過法庭調查、質證才能決定是否採信和認定。 3、程序公正性原則。證據的收集過程必須符合法定程序，嚴格依據刑事訴訟法排除非法證據規則，不採信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