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證明責任分配製度

A. 民事訴訟法中的舉證責任倒置

舉證責任倒置是舉證責任分配的重要問題。我國民事訴訟法未明確規定舉證責任倒置。一般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4條以司法解釋的形式就此做出了規定， 即「在下列侵權訴訟中，對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被告否認的，由被告負責舉證：（1）因產品製造方法發明專利引起的專利侵權訴訟；（2）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3）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4）建築物或者其他設施以及建築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5）飼養動物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6）有關法律規定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的。」上述規定對指導司法實踐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同時，由於該規定行文簡練，就舉證責任倒置的基本概念、具體倒置內容以及同《民事訴訟法》第64條第1款規定的「誰主張、誰舉證」的關系等未做展開，實踐中對該問題的認識和做法也不盡一致。並且，該規定將舉證責任的適用范圍基本限於民事實體法的規定，並明確限於法律的規定，而司法中的實際做法已超出了上述范圍，這也提出了舉證責任倒置的適用范圍問題。特別是，在實踐中，針對各類民事案件的實際情況，應否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往往成為難點和焦點，對案件的處理有重大影響。這些情況的存在，客觀上要求對舉證責任倒置進行較為全面的研究。但理論上目前對於舉證責任分配和舉證責任倒置的研究較少且不夠深入，正如學界所說：「我國理論界就何謂『正置』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看法，『倒置』就更難以講清楚了。」 這種情況與舉證責任的重要地位及實踐需要不相稱。有鑒於此，本文擬對民事舉證責任倒置做一研究，為此並對「正置」兼做探討，以資理論和實務上參考運用。

一、對主張的界定與確定

一般認為，舉證責任倒置是指一方當事人提出的主張不由其提供證據加以證明，而是由對方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 通俗地說，也即誰主張，誰之對方承擔舉證責任。顯然，舉證責任倒置是相對「誰主張、誰舉證」而言的。正是先有了「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責任「正置」，才有了舉證責任倒置。同時，作為舉證責任分配的兩種方式，舉證責任「正置」與倒置是立足於特定主張而言的，無特定主張即無二者的區分。正因如此，筆者認為，准確地把握舉證責任倒置，應立足於其同舉證責任「正置」的對立關系，並先把握好舉證責任「正置」；而要區分舉證責任倒置與「正置」，則應首先明確何謂主張，如何確定主張。應當看到，關於主張問題在以往並未受到應有注意，由此產生的一個不良後果是實踐中存在著將提出一個事實和單純否定該事實均當作主張，而由當事人雙方均承擔舉證責任的認識，這一認識並成為理論上有觀點否定「誰主張、誰舉證」是我國民事舉證責任分擔原則甚至主張刪除《民事訴訟法》第64條第1款規定的依據。

何謂主張？主張是訴訟上的范疇，可分為事實主張和權益主張。舉證責任是關於證明案件事實的責任，因此與舉證責任相聯的主張實際上即事實主張。訴訟中，事實主張與實體權益爭議及處理密切聯系，當事人對特定事實的主張旨在通過司法裁判取得爭議實體權益上的特定效果。可見，事實主張即當事人在訴訟中用以支持其對爭議權益特定裁判效果追求的事實依據的聲明。應當看到，這種效果既包括對特定權益的主張，也包括對特定權益請求的抗辯或否定。而舉證責任是在事實主張之上產生的，其實質是結果責任，即特定事實處於真偽不明時不利訴訟後果的負擔， 其正是要解決爭議實體權益的最終歸屬，從另一個角度，也即在司法上明確支持當事人哪一方對於爭議權益裁判效果的追求。由此可見，事實主張、對爭議權益特定裁判效果的追求以及舉證責任是環環相扣，一一對應的，相互間具有唯一性。「一項事實主張，只會產生一個結果責任」 ，也只能由當事人一方來承擔。這一方面決定了事實主張在訴訟與實體上的重大意義，即主張的確定直接關繫到舉證責任的確定，是探討舉證責任「正置」與倒置的前提，而對於主張的不明確或混淆也必然帶來當事人雙方舉證責任的不明確或混淆；另一方面也決定了確定主張的依據，即當事人是否旨在並能夠以此追求爭議實體權益的特定裁判效果。

B. 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分配的司法認定是怎樣的

民事訴訟中的舉證分配原則

舉證責任分配規則是指法律按照一定的標准規定由何方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以及證明何種事實存在或法律要件事實的存在。由於民事案件乃民事權益之爭，在當事人之間，一方主張權利，對方必然要設法主張對方的權利不存在或已變更消滅。這些權利主張或免除利益的主張必須建立於一定的法律事實之上，而這些事實只有符合法律規定的條件才會得到法律的認可，稱為法律要件事實。由於法律要件事實中只有存在符合法律規定的要件時才能導致法律的適用，故認定哪些是法律要件事實要根據法律規定來確定。當事人主張的法律規范以及作為訴訟主張基礎的法律要件事實都是具體的，這就要求對各種有關法律規范及法律要件事實進行具體分析。根據《民法通則》和《民事訴訟法》及其他法律的有關規定，可以從分析舉證責任劃分來確定民事舉證責任分配的原則：

（一）誰主張、誰舉證原則。這是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即原告對自己提出的訴訟以及有關事實負舉證責任;被告反駁原告的訴訟請求、提出反訴也要舉證加以證明;第三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或請求，也應承擔舉證責任。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後果。」

（二）無過錯責任原則。對於實行無過錯責任的高危作業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勞動事故等訴訟，依立法精神原告方或反訴方只需要舉證證實發生了侵權後果即可，被告方必須證明對方是故意的或者是重大過失並提供充分的證據，否則就要承當民事責任。

（三）推定過錯責任原則。在執行推定過錯的責任中，原告方或反訴方的責任是證明自己因為對方沒有履行法定義務而受到了傷害或損失;被告則必須承擔舉證證實自己已經盡到了法定責任。《民法通則》第 125 條規定：「在道路、公共場所施工的應當設置警示標志並採取安全措施，否則應當承擔民事責任。但能夠證明自己提供了相應的警示標志並採取了安全措施的除外。」在這種情況下，原告方或反訴方一要證明自己因為對方的失誤給自己造成了人財損失，二要證實對方沒有履行法定義務;而被告方則要舉證證明自己確實履行了法律規定的警示和安全義務。從數量上看，原告方或反訴方似乎去證明兩個法律事實即損害結果和損害原因;但實質上，舉證的重心依然在被告方，因為受損害事實已經是鐵定了，否則就不會有訴訟（欺詐訴訟除外）。被告方不舉證，就意味著自己敗訴，這是法律事先設定的。法律的天平是向受損害方傾斜，特別加重了施工方的義務。

（四）過錯原則。無論是有關合同的訴訟還是有關侵權的訴訟，過錯原則都是適用的。從證據學的意義上講，證實對方的過錯，侵權之訴中的權利主張者必須用證據證實法律事實，而相對方也必須如此。即使是合同中一方給對方造成了損失，合同雙方都有將運用自己已經掌握的證據來放大自己利益要求，削弱對方證據的攻擊力，並減小權利要求的幅度。這種訴訟舉證責任是對等的。

（五）公平原則。在民事訴訟中有一種特殊的案情，就是原被告雙方都不能舉出足夠的證據來證實自己主張。但是，如果不對原告方或反訴方予以賠償或補償，或者要求被告方承擔一定責任，就不足以體現法律的公平、公共，不足以安慰受害方，不足以安慰受害方及其親屬的心靈。於是法院按照《民法通則》第117條規定的「公平原則」，當事人各方對損害結果都沒有過錯或責任，但是一方因為該民事行為享受了權利或避免了損害，應當對另一方予以補償。

C. 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證明責任的分配

我國民事證明責任分配以「誰主張，誰舉證」為一般原則，以舉證責任倒置為例外。
證明責任是指司法機關或者當事人提供證據證明主張的案件事實成立或者有利於自己主張的責任，否則將承擔其主張不能成立的危險。
現行司法解釋中關於證明責任分配的規定，多數屬於證明責任分配一般原則的具體化，只有很少的內容屬於一般原則的例外，構成舉證責任倒置。同時作為上述兩類分配原則的補充，賦予了法官根據個案具體情況，在法無明文規定時自由裁量分配舉證責任的權利。
舉證責任分配的核心問題是應當按照什麼樣的標准來分配舉證責任，如何分配舉證責任才能既符合公平、正義的要求，又能使訴訟較為迅速地得到解決。
《民事訴訟法》對舉證責任的分配，規定了「誰主張，誰舉證」的一般原則，即第64條第一款規定的「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
《民事訴訟法》沒有關於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4條對舉證責任倒置規定了六種情形，即以下案件實行舉證責任倒置：
（1）因產品製造方法發明專利引起的專利侵權訴訟；
（2）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
（3）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
（4）建築物或者其他設施以及建築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
（5）飼養動物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
（6）有關法律規定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的。
《民事證據規定》第7條賦予法官有條件分配證明責任的許可權，從而確立了我國法定分配與裁定分配相結合的模式。
但是，在一些特殊類型的案件中，按照證明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確定雙方的證明責任，有時可能導致訴訟結果的不公正。所以，又需要例外規則進行補充。因此，目前我國的舉證責任分配規則可以歸結為以下三類： （一）我國民事訴訟證明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
（二）我國民事訴訟證明責任分配的例外規則；
（三）我國民事訴訟中特殊情況下證明責任的分配原則 。

D. 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證明責任倒置情形

舉證責任倒置是舉證責任分配的重要問題。

我國民事訴訟法未明確規定舉證責任倒置專。

一般認為，最高人民法院屬《關於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4條以司法解釋的形式就此做出了規定，
即「在下列侵權訴訟中，對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被告否認的，由被告負責舉證：
（1）因產品製造方法發明專利引起的專利侵權訴訟；
（2）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
（3）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
（4）建築物或者其他設施以及建築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
（5）飼養動物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
（6）有關法律規定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的。」

E. 詳細論述我國民訴訟法及司法解釋規定的證明責任分配

論我國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分配規則

在進行本文正文論述以前，有必要對舉證責任的概念加以明確，說明在何種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以避免不必要的歧義及誤解。民事舉證責任發展至今，已是一個含義豐富的概念，既包含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也包含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所謂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在大陸法系中被稱為主觀的舉證責任，是指當事人就其主張的事實負有提供證據加以證明的責任，又稱行為責任、提供證據責任。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在大陸法系中被稱為客觀的舉證責任，是指在事實真偽不明時，主張該事實的當事人所承擔的不利益訴訟後果，又稱結果責任、證明責任。行為責任與民事訴訟的實際過程相契合，從當事人舉證活動的角度來觀察、分析舉證責任，動態反映舉證責任的訴訟內容。在民事訴訟中，只要當事人提出一定的主張，且主張的事實不屬於免證事實，就要對其主張的事實提供證據。因此，行為責任是外在的、表象的，且是人們可以感知的。而結果責任則靜態地反映舉證責任的內容，原、被告在訴訟中所應主張的要件均由法律預先做出規定，在訴訟開始前即已安排完畢，不受訴訟實際進程的影響。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概念雖然產生於辯論主義訴訟模式主導的大陸法系國家，但由於在職權探知主義訴訟模式下進行的訴訟中也會出現事實真偽不明的情況，因此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與訴訟模式並無必然聯系。在任何民事訴訟中，不管當事人是否提供證據，以及提供的證據是否充分，也不管法院是否主動調查收集證據，只要出現案件事實真偽不明的狀態，法院就需要依據舉證責任做出裁判，將由此而生的不利法律後果判歸對該事實負舉證責任的一方當事人承擔。行為責任和結果責任是舉證責任概念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二者之間是表和里、形式和內容、程序與實體、動態與靜態的關系，「承擔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的可能性的存在，是當事人必須履行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的原因」 ，因此只有結果責任才能真正反映舉證責任概念的本質，是舉證責任的實質性含義。
民事訴訟制度是國家為禁止人民採用自力救濟解決糾紛，作為代償而設置的解決法律上的糾紛的制度。因此，法官有義務對提起的各類糾紛做出裁判，即使是案件事實因各種原因無法查清而處於真偽不明狀態的案件，法官也不能拒絕裁判。此種情況下，現代民事訴訟中，法官必須藉助舉證責任規范做出判決，也因此有「證明責任乃訴訟的脊樑」的法諺。形象的法諺道出了舉證責任的重要。舉證責任不僅體現在每一個訴訟之中、影響著訴訟結果，而且在訴訟開始之前它已經在指揮著人們的行為。
長期以來，由於我國的民事訴訟法學理論深受前蘇聯相關理論的影響，在對於舉證責任的認識上，特別是對於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經歷了一個由淺入深、甚至是從無到有的認識過程。前蘇聯民事訴訟理論中的舉證責任概念，並不承認結果責任的存在，僅僅局限於提供證據責任，即行為責任。我國在繼受該理論後，在舉證責任方面也沒有任何突破。另外，由於建國以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各種非學術因素的介入及干擾，使得對該領域的研究也成為理論禁區。直至1982年《民事訴訟法》（試行）頒布後，對於舉證責任的研究才開始受到理論界、實務界的關注。但是，由於在訴訟認識論上強調追求絕對真實，否認訴訟中真偽不明現象的存在，在訴訟體制上堅持職權探知主義的訴訟模式，注重法院在民事訴訟程序中的主導作用，此種條件下，連當事人提供證據責任的必要性都被大大弱化，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就更無從談起了。
作為對上述立法指導思想的集中體現，《民事訴訟法》（試行）第56條在規定「當事人對自己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的同時，還規定「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觀地收集和調查證據」。1991年頒布的新《民事訴訟法》第64條基本沿襲了民事訴訟法（試行）第56條的宗旨，只是對法院收集和調查證據的范圍和條件作了一些限制性規定。雖然該條通過將過去由法院負責全部證據收集調查的行為，一部分轉移到了當事人身上，以減輕法院的工作負擔，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強調當事人提供證據行為與敗訴責任之間的聯系。但是新民訴法並沒有對結果責任做出任何規定，它與試行民事訴訟法一樣，從法律規定上排斥了結果責任的設定。
通常認為，1991年民訴法第64條第1款的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誰主張，誰舉證」，是我國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筆者以為，將該條款確認為我國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存在理論上及邏輯上的缺陷。首先，該條款的內容僅僅涉及提供證據責任的部分內容，對於舉證責任的本質內涵——結果責任未曾觸及。其次，該條款規定以抽象的「主張」，而不是以當事人主張的事實性質或類別作為分配舉證責任的標准，違反了一條基本的訴訟規則：即決不容許讓當事人對同一事物從正、反兩個方面都承擔證明責任。因此，這一規定缺乏邏輯性，對審判實踐缺乏指導性，經不起理論和實踐的檢驗。
應該說，從立法上體現對於舉證責任的全面認識，始於《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證據規則》）的頒布與實施。《證據規則》對於我國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分配做出了明確而具體的規定，既確立了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也明確了相對於該分配原則的例外規定，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舉證責任倒置；同時作為上述兩類規定的補充，賦予了法官根據個案具體情況，在法無明文規定時自由裁量分配舉證責任的權利。
一、《證據規則》第二條依據法律要件分類說確立了我國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
《證據規則》第二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後果。
法律要件分類說，又稱規范說，是由德國天才訴訟法學家羅森貝克提出來的舉證責任分配理論。規范說主張以法規要件分類為出發點，並主要以法律條文的表意和構造為標准分析法律規定的原則和例外，以及基本規定與反對規定之間的關系。羅森貝克認為，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只有一條原理，即「對不適用某一法律規定就不能獲得訴訟請求效果的當事人而言，其應當對該項法律規定的構成要件在事實上為存在，承擔主張和證明責任」。規范說將民事實體規范按對立關系分為兩大類：一是權利發生規范，又稱基本規范、請求權規范，指能夠發生一定權利的法律規范。二是對立規范，羅森貝克又將對立規范分為三種：其一是權力妨礙規范，即在權利發生開始時，對權利的發生效果進行妨礙，使權利不能發生的法律規范。其二是權利消滅規范，指在權利發生之後，能使已經存在的權利歸於消滅的法律規范。其三是權利限制規范，即在權利發生以後，准備行使之時，能對該權利的效果加以遏制和排除，使該權利不能實現的法律規范。在對法律規范進行上述四種分類基礎上，羅森貝克提出了自己的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即「主張權利存在的當事人應當對權利發生的法律要件存在之事實承擔證明責任；否認權利存在的當事人應當對妨礙權利的法律要件、權利消滅的法律要件或權利限制的法律要件之存在的事實承擔證明責任」。規范說所體現出來的哲學思想是：基於我們現實生活中事實過程的復雜性和反映現實生活的法律規范系統的復雜性，我們在社會生活中必須堅守這樣的信念，即必須信任所給予的現狀的正確性和理智性，如果與現實的正確性和理智性作對，就必須證明現實的反面 。表現在訴訟中，也就是要承擔舉證責任。同時，從實體法的角度觀察，規范說與進攻者原則，與對佔有的保護，對權利安定的保護以及禁止私力救濟是一致的。規范說對當事人舉證責任的分配實現了訴訟武器均等、風險均分、機會均等的基本原則，同時也阻止了累訟和阻礙司法的危險。由於該規則與每個人應當對其行為負責的思想也相吻合，而這種自我負責的精神正是權利交換必不可少的，在符合實體法目的的同時，也符合訴訟的目的，具有訴訟威懾功能和訴訟預防功能，體現了證明接近、對證明手段的保護和避免消極性證明的思想 。
規范說產生於二十世紀初的德國，從產生至今，一直被奉為舉證責任分配的通說。雖然對規范說的批判學說被不斷提出，但至今為止，沒有任何一種相關學說可以取而代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規范說已經經歷了相當時間的實踐檢驗，屬於人類法律文化的共同遺產。我國的法律體制深受大陸法系傳統的影響，因此，借鑒吸收規范說確立我國的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並不存在實質性障礙。我國作為成文法系國家，既定的法律秩序及立法模式使得立法者不可能在制定法的每一個條文中對法律適用都明確舉證責任的分擔，這樣做既不符合制定法的傳統表現形式，也不具備可行性。同時，由於成文法系國家進行的訴訟均為法規出發型訴訟，注重裁判的統一性、法的安定性及可預測性，因此，確定一條舉證責任的基本原則就具有了極高的理論和實踐價值。《證據規則》借鑒其他大陸法系國家的做法和學術界通說，依據規范說，在第二條確立了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第二條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指由誰提供證據證明案件事實，二是指當不能提供證據證明案件時的不利益訴訟後果由誰承擔。體現在審判實務中，當遇有當事人所主張的待證事實不明，且在雙方均不能予以證明的情況下，法官可據此逕行對該待證事實進行歸類，從而確定應付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根據舉證責任履行的效果，做出相應的裁決，將敗訴的結果判給經舉證責任分配之後產生不利影響的一方當事人。
二、舉證責任分配的例外規定
規范說作為舉證責任分配理論的通說，歷時幾十年，其主導地位無可動搖。但由於該學說產生年代較早，作為近代民法的產物，不可避免的帶有概念法學的弊病。首先，規范說獨尊國家的成文法，以法律條文的形式分類確定舉證責任的分配標准，排斥習慣法和判例；其次，規范說強調法律體系的邏輯自足性，認為社會生活中發生的案件，均可依邏輯方法從民法典中獲得解決，不承認法律有漏洞；再次，在民法解釋上，規范說注重形式邏輯的操作，強調文義解釋和體系解釋，排斥法官對具體案件的衡量；最後，規范說否認法官的能動作用，將法官視為適用法律的機械，只能對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做三段論式的邏輯操作，遇有疑義時強調應探究立法者的意思 。
為了修正規范說所存在的種種弊端，二十世紀又出現了若干舉證責任分配的新學說。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危險領域說、損害歸屬說、蓋然性說等。這些學說都是在自由法運動的旗幟下提出來的，是自由法運動學說在舉證責任分配製度中的變體。這些新學說的共同點在於，針對現代社會，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技術的巨大進步而帶來的社會問題，從維持法的妥當性出發，提出了一系列舉證責任分配的實質性依據。比如危險領域說，該學說認為，在一定的民事訴訟領域，應當以危險領域作為分配證明責任的標准，以修正規范說的不足。所謂危險領域，是指加害方能夠依據法律上的或事實上的方法進行實際控制的生活領域。
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國的法制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吸收借鑒外國先進立法經驗，建立了相對完善的法律體系。但我國所制定的民事實體法習慣於對法律規范條款即法律要件事實作粗略、籠統的規定，與德、日等大陸法系國家相比，較少考慮到實體法的訴訟功能，特別是舉證功能，即在實體法上不能象當初羅森貝克在創立規范說時那樣，從德國民事實體法條文中發現立法者預先設定的較為完備或較為系統的舉證責任的一般原則。這就需要我國在今後立法中提高立法技巧，對上述缺陷做出適時補救。
基於上述三方面的考慮，《證據規則》在第四至六條的規定中，對舉證責任的分配做出了具體規定。第四條規定了八種侵權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具體分擔，第五條第一款確立了合同糾紛訴訟中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第二、三款則對涉及合同履行及代理權爭議的訴訟明確舉證責任的分擔。第六條主要明確勞動爭議案件中，用人單位應承擔的舉證責任。
這三條規定的內容，根據與規范說確立的舉證責任基本規則的關系，可以劃分為兩類；一類是對規范說確立的舉證責任分配基本規則的細化，最典型的是第五條第一款；另一類是根據其他舉證責任分配學說所提出的實質性標准做出的與規范說相反的舉證責任的分配，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舉證責任倒置」。
舉證責任倒置這一概念出自德國法，德語本意指「反方向行使」，其含義不是指「本來由此方當事人承擔的證明責任轉換給彼方當事人承擔」，而是指「應由此方當事人承擔的證明責任被免除，由彼方當事人對本來的證明責任對象從相反方向承擔證明責任」。 《證據規則》中規定的舉證責任倒置，是相對於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而言的，表現的是法律適用的一般性與例外性的關系。
在《證據規則》頒布以前，我國學者及大多數教科書通常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4條是我國法律中對於舉證責任的明確規定。該條規定，在訴訟中，當事人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但在下列侵權訴訟中，對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被告否認的，由被告負責舉證，1、因產品製造方法發明專利引起的專利訴訟；2、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3、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4、建築物或者其他設施以及建築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5、飼養動物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這條規定從其字面表述上看，舉證責任倒置的意圖似乎非常明顯，相關的司法解釋及學理解釋也將這一規定明確視為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但事實上，在這一規定出台時，我國並未確立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在基本原則缺失的前提下，相對於該原則的例外是無從談起的。撇開該條規定邏輯上存在的缺陷，由於文字表述上過於籠統，在具體內容上也存在一些不足。通常在侵權訴訟中，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侵權行為，2、侵權結果，3、侵權行為與侵權結果之間有因果關系，4、侵權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若干意見》第74條規定，被告對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否認的，被告應當舉證。該條將被告的舉證限定在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范圍之內，就存在這樣一種可能，如果原告沒有提出被告的行為與結果之間有因果關系的事實或加害有過錯時，有關這些方面的事實由哪一方當事人提出證據來證明呢？另外，侵權結果通常包括損失的物質形態和各類損失的程度，按照74條的規定，對於原告提出的侵權結果，被告否認的，被告需承擔舉證責任。被告是否應當對侵權的損害狀況加以證明呢？實際上，要讓被告來證明不存在損害是很困難的 。
《證據規則》完全擺脫了以前立法中存在的缺陷，首先確立了以規范說為依據的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規則，在此基礎上，對規則適用的例外做出了具體規定。它不是象《若干意見》74條那樣，籠統地規定被告對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否認的，被告應當舉證，而是不僅規定例外規則適用的訴訟類型，而且對應當證明的要件事實也予以明確規定。例如，《證據規則》第四條第（七）項規定，因共同危險行為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實施危險行為的人就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根據《證據規則》確立的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規則，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屬於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發生規范的構成要件，應當由主張該請求權的受害人對該要件事實承擔舉證責任。該項規定將針對該要件事實的舉證責任分配給加害人承擔，屬於典型的舉證責任的倒置。需要澄清的一點是，《證據規則》第四條並不都是有關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條目的內容是對舉證責任基本規則在特定訴訟類型中的細化。例如，該條第六項規定，因缺陷產品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產品的生產者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承擔舉證責任。免責事由屬於權利妨礙規范的構成要件，根據規范說基本規則，在產品責任訴訟中，生產者要想否認受害人因使用缺陷產品遭受損害而向其主張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必須證明法定免責事由的存在。也就是說，對於免責事由這一要件事實的舉證責任，依據規范說確立的基本分配規則，原本就應當由生產者承擔。因此，該項規定反映的並不是舉證責任的倒置，而是「正置」。
三、《證據規則》確認了在特定條件下，法官可以根據公平、誠信原則分配舉證責任的原則。
《證據規則》第七條在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依本規定及其它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任承擔時，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
成文法系的最顯著的特點，即在於全部法律都以制定法的形式頒行於世。由於社會生活的復雜性和人類認知能力的有限性，使得制定法的漏洞在所難免。成文法系國家的法官被認為是法律的實施者，而不是創造者。法官將法治國家的制定法適用於已認定的事實，過程是，以假言命題的法為大前提，以法官認定的事實為小前提，按照三段式的演繹邏輯程序，得出作為歸結命題的判決規范。日本訴訟法學家中村英郎將這一過程稱之為「客觀法的確證」。法官只有在例外情況下才能按照法定的方法論對法律漏洞進行填補或者跨越法律漏洞從而改變某個規則。
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分配非常復雜，審判實踐中存在不屬於法律和司法解釋規定的舉證責任倒置、依照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又無法確定舉證責任負擔的情形。《證據規則》第7條賦予了法官在此種情況下分配舉證責任方面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權，前提條件是必須出現了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依本規定及其它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任承擔的情況，此時，法官才可以根據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在沒有窮盡現有法律規定以前，法官在舉證責任分配問題上行使自由裁量權是不具備合法性的。因此，本條規則的適用具有層次的效力性和使用前後順序的排列性 。

F. 談談你對民事訴訟證明責任的理解

民事訴訟證明責任制度，其承擔的基本原則和指導思想與刑事訴訟、行政訴訟有所不同。刑事訴訟一般由公訴人承擔證明責任；行政訴訟一般由被告即國家行政機關承擔證明責任；而民事訴訟中的證明責任的主體並不固定於原告或者被告，而是按照一定的分配原則由原、被告分擔。
一、我國民事訴訟證明責任的分配規則
1、民事訴訟證明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證明責任又叫舉證責任，它有兩項基本原則。其中，一般規則是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規定「誰主張，誰舉證」原則，即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對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含義的全面概括；二是明確了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
證明責任的分配的一般原則遵循下列規則：一、有法律規定情況下，應當以法律規定為准；二、沒有法律具體規定的情況下，應依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來確定舉證責任分配；三、沒有法律或司法解釋確定舉證責任的分配時，人民法院在審理案件時應當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承擔。因此，法官在審理案件時，首先遵循上述證明責任的一般分配規則，然後根據具體的案情來確定當事人證明責任的分擔。
2、民事訴訟中證明責任一般規則的例外。所謂「有原則，就有例外」，如舉證責任倒置規定。是指在一定情況下，不應當按照證明責任的一般性分配原則決定某個案件的證明責任分配，而應當適用與該一般原則相反的分配標准分配證明責任，即不由提出事實主張的一方當事人承擔證明責任，而由否認其主張存在的相對一方當事人承擔證明責任。如環境污染損害賠償等特殊侵權案件，由於原告因受客觀條件限制，原告既無舉證的條件，也無舉證的能力，要求其就損害事實與被告侵權行為存在因果關系負擔舉證責任幾乎是不可能。相反被告卻有條件、有能力舉證，在此情況下，為了平衡雙方當事人的舉證利益，更好地保護社會弱者的合法權益，民事實體法規定對這類特殊侵權行為實行無過錯責任，在舉證責任上規定了由被告負擔舉證責任，即舉證責任倒置。
設置舉證責任倒置主要有三類情況：一是實體法上為了保護特定主體，明確將舉證責任進行倒置；二是程序法上為了實現特定的價值，明確將舉證責任進行倒置；三是法律或者司法解釋均無明確規定，但為實現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特別是在舉證者的舉證能力明顯弱於對方的情況下，將舉證責任倒置。第三種情況屬於法官的自由裁量范圍。我國《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四條規定了對特殊侵權訴訟中的舉證責任分配，實行證明責任倒置：
（1）因新產品製造方法發明專利引起的專利侵權訴訟，由製造同樣產品的單位或者個人對其產品製造方法不同於專利方法承擔舉證責任；
（2）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損害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
（3）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由加害人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及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
（4）建築物或者其他設施以及建築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對其無過錯承擔舉證責任；
（5）飼養動物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動物飼養人或者管理人就受害人有過錯或者第三人有過錯承擔舉證責任；
（6）因缺陷產品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產品的生產者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承擔舉證責任；
（7）因共同危險行為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實施危險行為的人就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
（8）因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由醫療機構就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承擔舉證責任。有關法律對侵權訴訟的舉證責任有特殊規定的，從其規定。」
在司法實踐中，適用舉證責任倒置規則時需要注意的是：（1）舉證責任倒置規則適用的范圍一般應限定在民法通則等實體法規定的幾種特殊侵權案件和相關法律明確規定須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的案件；（2）舉證責任倒置並不意味著原告不負任何舉證責任而由被告證明一切。如侵權訴訟中的原告就仍應對主張權利發生的侵權事實承擔舉證責任。
3、舉證責任妨礙的推定。 所謂舉證妨礙，是指一方當事人拒不提供、銷毀、毀損其持有的能夠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從而妨礙案件事實的認定。舉證妨礙的推定，是指在一方當事人舉證妨礙的情況下，推定對方當事人的主張成立。舉證責任妨礙的推定是程序法根據誠實信用原則，對舉證責任分配所做的規定。《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七十五條對此有明確規定：「有證據證明一方當事人持有證據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對方當事人主張該證據的內容不利於證據持有人，可以推定該主張成立。」該條規定在審判實踐中有較好實用性，此條規定即是依舉證妨礙之推定進行舉證責任分配。它是將舉證責任分配到持有證據的當事人一方，從而在該當事人拒不提供、銷毀、毀損證據時推定該事實成立。
4、舉證責任的免除。舉證責任的免除，指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一方提出訴訟主張及事實理由，一方當事人予以認可（涉及身份關系除外）或者人民法院認為當事人不需要其提供證據加以證明，而免除其負擔的舉證責任。其主要情形有：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當事人陳述的案件事實及訴訟主張明確表示認可的；眾所周知的事實和自然規律定理；根據法律規定或已知事實，能夠推斷出的另一事實；已為人民法院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確定的事實；已為有效公證書所證明的事實；人民法院保全的證據。如當事人反駁以上事實則應負擔舉證責任。
二、我國證明責任分配的不足，或者說法官在審判實踐中確定舉證責任分配還應當特別注意以下問題：
1、考慮個案的實體公正性。 在難以按照法律要件分配方法分配舉證責任前提下，法官在個案中確定當事人的舉證責任，首先應考察舉證責任分配後可能導致的結果，如果由此而導致裁判結果不公，從而會損害司法公正性和權威性的，則應對舉證責任適當予以調整，以兼顧實體公正。
2、遵循誠實信用原則。誠實信用原則要求當事人不得以損害對方當事人、案外人或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的或以不正當手段謀取個人利益。個案中，如果當事人存在故意做偽證、所作陳述前後不一、濫用訴訟權利等違背誠信原則情形的，應適用加重其或減輕對方當事人舉證責任。
3、考慮當事人的舉證能力。訴訟中，當事人的舉證能力依其所擁有的資源、權力、經驗、知識、智力等因素存在較大差距。在應由法官分配舉證責任情況下，法官不應機械按照學理分配舉證責任，而應當在兼顧實體公平與程序公正訴訟目的指引下，對當事人舉證能力給予考察，綜合當事人調查取證能力、取得證據難易程度等情況恰當分配證據責任。
4、 考慮待證事實發生的可能性大小、損害原因事實發生於加害方控制領域還是受害方控制領域等多種因素，從而最終合理分配舉證責任，體現裁判結果公正性。

G. 民事訴訟法中醫患糾紛的舉證責任分配

2002年4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內4條第2款第8項規定，因醫療容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由醫療機構就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承擔舉證責任。這個規定與民事訴訟法中「誰主張誰舉證」的方式正好相反。這意味著從2002年4月1日開始，在我國醫療侵權訴訟中，開始實行舉證方式的改革，患者不再承擔對「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的因果關系及醫療過程無差錯」的舉證責任，上述兩項責任由醫療機構來承擔。

H. 民事訴訟法中醫患糾紛的舉證責任分配

2002年4月1日生效的最抄高人民法院《關襲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4條第2款第8項規定，因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由醫療機構就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承擔舉證責任。這個規定與民事訴訟法中「誰主張誰舉證」的方式正好相反。這意味著從2002年4月1日開始，在我國醫療侵權訴訟中，開始實行舉證方式的改革，患者不再承擔對「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的因果關系及醫療過程無差錯」的舉證責任，上述兩項責任由醫療機構來承擔。

I. 民事訴訟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是什麼

依據法律規定和司法解釋分配舉證責任
(1)一般規則：該規則主要採用法律要件說。要求在司法實踐中根據現行成文法規來分配舉證責任。我國《民事訴訟法》第64條第1款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即將「誰主張，誰舉證」作為舉證責任分配的原則標准。
200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通過的《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2條：「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後果。」這一規定，只停留在一般表述的層面上，對當事人在訴訟中應對哪些具體事實負舉證責任不夠明確，無法解決事實真偽不明時法官如何裁判的問題，影響了審判的公正性。為了進一步完善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第5條、第6條又分別對合同糾紛案件和勞動爭議案件中的舉證責任分配問題作了詳細的規定，例如第5條第1款規定：「在合同糾紛案件中，主張合同關系成立並生效的一方當事人對合同訂立和生效負舉證責任；主張合同關系變更、解除、終止、撤銷的一方當事人對合同關系變動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
(2)特殊規則：危險領域說、蓋然性說、損害歸屬說等理論是隨著環境污染、交通事故、產品責任、醫療事故等新型案件的大量產生而出現的,因此一些國家的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時,考慮到與法律要件分類一般規則不同的一些規律應採用例外規則,即舉證責任倒置。

J. 舉例說明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舉證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1款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第3款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第4款規定：「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後果。」該規定第七條又規定：「在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依本規定及其他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任承擔時，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以上法律法規闡明了我國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誰主張誰舉證」的制度，同時也確立了法官在審判中對舉證責任進行分配的要權利。
雖然對舉證責任的分配，法律法規已經有了明確具體的規定，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因法官舉證責任分配不當而導致案件出現截然不同的裁判結果的案例仍時有發生。
原告李某持有署名為被告王某的借條一份，李某因王某未按期歸還借款，訴訟至法院，要求被告王某歸還借款。但被告王某認為借條中借款人署名非其所簽，即借條是虛假的。一審法官認為，原告李某就其主張已經提供借條證明，被告認為借條是虛假的，應由其提供證據證明，即將借條虛假的舉證責任分配給被告王某。因被告王某未申請筆跡鑒定，未能證明借條署名的虛假性，一審法官對被告的主張未予採信，判決被告王某歸還原告李某借款。二審法官認為，原告提供借條證明自己的主張，但其舉證應符合證據的「三性」——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本案中被告王某對借條的真實性提出異議，則原告應就借條的真實性申請鑒定，而被告在鑒定中有協助義務，即被告王某應提供自己的書寫真跡，用於鑒定中進行比對。經鑒定，借條署名確實非為被告王某所書，二審遂判決駁回原告李某的訴訟請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