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大學生權利和行政法律救濟

1. 論述我國的行政救濟措施對於維護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的法律意義

體現司法公正公平，也有利於對行政錯誤的糾正，和對受害人的合法權利的保護以及賠償，

2. 什麼是行政救濟的法律關系

行政救濟抄是指行政相對人認為襲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造成自己合法權益的損害，請求行政主體審查，有權的行政主體依照法定程序審查後對違法或不當的行政行為給予補救的法律制度。行政救濟是行政系統的內部監督，是基於行政監督理論而產生的一種監督制度，其任務和目的是通過這種監督糾正違法或不當的行政行為，彌補行政相對人的損失，它是現代法治社會國家保護相對人合法權益不可或缺的一種制度。

《行政復議法》第28條第2款第3項規定:"具體行政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決定撤銷、變更或者確認該具體行政行為違法;決定撤銷或確認該具體行政行為違法的，可以責令被申請人在一定期限內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
特徵：
(1)行政救濟以行政管理相對方的請求為前提;

(2)行政救濟以行政爭議為基礎;

(3)行政救濟的最終目的是保護相對方的合法權益。

3. 論行政法的基本原則

[論文摘要] 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是指指導和規制行政法的立法、執法以及指導、規制行政行為的實施和行政爭議的處理的基礎性規范。行政法基本原則貫穿於行政法具體規范之中，同時又高於行政法具體規范，是在行政法調控行政權的長時期中形成的，體現行政法基本價值觀念，是整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是貫穿於整個行政法的主導思想和核心觀念，是行政法的靈魂。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是指導和統率具體行政法律規范，並要求所有行政法律關系主體在行政管理中必須遵循的基本准則。行政法基本原則對行政法的制定、實施等全部活動過程具有「指導」作用。「指導」作用是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核心價值所在。據此，本文認為我國行政法基本原則為：合法性原則、民主性原則、及時救濟原則和統一原則。

關於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概念，歸納起來無外乎下列四種：一是指導行政法制定、執行、遵守以及解決行政爭議的基本准則，是整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是貫穿於整個行政法的主導思想和核心觀念；二是貫穿行政法之中，指導行政法的制定和實施等活動的基本准則，它是人們對行政法規范的精神實質的概括，反映著行政法的價值和目的所在；三是貫穿行政法律規范之中，指導行政權的獲得、行使及對其監督的基本准則，也是揭示行政法基本特徵並將其與其他部門法區別開來的主要標志；四是只貫穿於行政法始終，指導行政法的制定和實施的基本准則或原理，是行政法精神實質的體現，是行政法律規范或規則存在的基礎。這四種不同的定義體現了學者們對行政法基本原則認識的逐步深化，也體現了其所依據的行政法基礎理論的發展。同時，上述四種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概念都包含了相同的含義，即對行政法制定、實施等全部活動具有指導作用。在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功能中，其「指導」作用才是最根本的，才是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核心價值所在，也是行政法基本藉以建立和展開的基礎。
基於此，筆者認為我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應為：合法性原則、民主性原則、及時救濟原則和統一原則。
一、合法性原則
對此原則有學者稱之為行政法治原則，並大都認為這一原則要求行政主體的各種行為都應嚴格依法，強調依法行政是行政法作為獨立法律部門存在的最根本性原則，也是行政法與其他部門法區別的主要標志，它是貫穿行政權力過程始終，是指導、規范行政權利運作的基本准則。首先，行政合理性問題應屬合法性原則的一個方面，理由如下：第一，行政合理性原則，有學者認為又稱公正、公平原則，是行政法基本原則之一。它要求行政主體行使權利應當客觀、適度、符合理性。學者們把行政合理性原則作為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前提是，行政活動千變萬化，錯綜復雜，行政法律規范不可能對每一種權利的每個具體方面都規定的細致入微，必然會有遺漏，特別在變動性很強，行政法律規范永遠也不可能趕上每個變化，因此，法律規范必須留給權利行使的自由空間，即行政自由裁量權。行政機關形勢行政權力，必須對行為的方式、范圍、種類、幅度享有一定的選擇權。正是由於自由裁量權的存在，所以要求行政權力主體在法定范圍內盡可能合理、適當地做出行政決定，採取行政措施，即行使行政權力時應適度，符合理性，符合行政法的目的，歸納為一點，即符合行政法的精神實質。法律共同的基本價值追求為自由、平等、正義、程序、效率等，行政法的精神實質應是對法律基本價值的一種反映、體現。那麼，行政法精神實質就在於保護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權益，維護平等，追求正義，確保行政秩序穩定，並保證行政管理的高效率。行政法基本原則就應全面體現行政法的這種精神實質。同時，直接實用性應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則特徵之一。故此，在行政法具體規范有所遺漏之下，自由裁量權的行使，仍應嚴格地依據行政法的基本原則行使，也即仍是嚴格依法行政，此合理性原則應屬合法性原則之列。第二，行政法的精神實質也包涵在行政法的規范之中，由行政法的規范得以具體體現。行政合理性原則其實也是要求行政主體依法行政，應屬於行政合法性原則的一個方面，是蘊含在行政法規范之中的。若因法律規范沒有以明確的文字形式表述其精神實質，就認為依此所謂行為為合理性之考慮，不為合法性行為，那麼，推而廣之，任何部門法都存在合理性行為問題，如刑法的量刑幅度，這豈不要求刑法基本原則也應有一合理性原則。因為刑法規范也不可能將各種犯罪行為一覽無遺地加以規定，而各種犯罪行為是多種多樣的，並隨社會進步，科技發展，犯罪手段與形式呈多樣化、復雜化。這顯然是違背立法初衷的。第三，合理性原則應當也必須包含在合法性原則之中，否則就不符合我國行政法追求「法治」的發展趨勢。「法治」應是行政法追求的主要目標，它要求法律的權威，削弱甚至消滅「人治」。如果合理性原則不是以合法為基本前提就違背了「法治」的基本要求。自由裁量權的行使也必須在行政法的規范內進行，它不是任意裁量，也應有一個依據，按照行政法規范規定的幅度、范圍行使自由裁量權，既然行政法已規定了相應的幅度、范圍，就只能依據這一范圍幅度進行，不能有任何超過范圍幅度的自由裁量權，這更應是嚴格依法行政的問題，而不僅僅是合理問題。只要嚴格依法，就能合法，也能合理。
其次，行政合法性原則除了強調行政主體的各種行為都應嚴格依法，並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之外，該原則還應強調行政法關系中的相對人應對行政主體的行政管理行為依法進行配合、支持，並切實履行其行政法上的義務。理由為：隨著社會的發展，特別是中國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行政主體直接干預經濟、社會事務的范圍越來越小，而更多行政事務的管理、社會秩序的維護需要與行政相對人共同完成。合法性原則要求行政相對人對合法行政行為予以配合、支持，並積極地依法履行自己的行政義務，這樣就能很好地約束行政相對人，使之不會無理抗拒。同時，有利於保護其他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維護公共利益。故此，行政合法性原則不僅要求行政主體的各種行政行為嚴格依法和符合行政法的精神實質，還應強調行政相對人在行政立法、行政執法等活動中要依法配合、支持的義務。
二、民主性原則
該原則要求一切與行政主體行使行政權力有關的活動都要實行民主，必須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採用適合廣大人民群眾的方法。人民對事物的認識是一個由淺入深，由表及裡，並隨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行政法基本原則也應是如此。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認為行政民主原則是行政管理的組織原則范疇，沒有貫穿行政法律關系始終，這只是當時社會背景下的認識，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民主化程度總是越來越高，人們的民主、法制觀念逐步增強。我國行政法的發展趨勢是更趨民主化。「法治」也成為我國治國安邦的重要途徑。「法治」的第一要求便是有「良法」，何謂「良法」，其價值核心應是公正、平等，它要求立法、執法等都要講求民主，特別作為影響面廣的行政法，更需要充分的民主，因行政法無時無刻地影響著人們的切身利益，行政執法最容易侵害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故而，行政立法、執法等各種行政活動都較其他部門法更重民主。這一趨勢已被目前的法理所確認，如：我國的《行政處罰法》和《物價法》均規定了聽證制度。還有《立法法》也規定了行政法規、規章制定中的聽證會、論證會、座談會等。在現實中，因為行政法不同於刑法具有嚴格的懲罰性；也不像民法所規定地位平等的當事人之間本就蘊含了民主因素，致使一直以來部分行政主體片面理解並認為，行政法就是管理法，是單方面要求行政管理相對人的服從，而社會需要行政管理過程的充分民主，以求得行政相對人的配合與支持。這是一對矛盾且經常影響行政執法的效率與水平。這一矛盾的解決取決於行政主體及其執法人員的民主意識的進一步提高。要做到這一點，我們應在行政法基本原則的高度來認識民主的指導作用，將民主性作為我國行政法的一項基本原則。這無疑對我國行政法的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並在根本上扭轉部分行政主體的片面觀念，進一步提高行政執法的效率與水平。另外，現實中還有部分行政主體和行政相對人認為行政民主沒有貫穿行政法律關系始終，這也過於片面，當今更重民主的社會，行政法律關系中當事人即行政主體和行政相對人的各種行為無不從始自終強調民主，要求民主：首先，行政主體的行政立法行為，要求其舉行聽證會、論證會、座談會，這就要求充分發揚民主，集思廣益，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不僅是我國行政管理的組織原則，更是立法的一項基本原則，行政立法更應如此。其次，行政執法行為中，為了取得行政相對人的理解、支持、配合、信任，更應強調民主。這已在《行政處罰法》和《物價法》中得到體現。最後，在現實的行政立法、行政執法行為中，無不要求行政相對人服從民主原則，不能以單個利益違背整體利益、多數人利益。使行政相對人知曉其享有民主權利的同時，也明白民主的終極關懷為多數人的意見和利益。
民主性原則應作為行政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其中包含參與性原則、公開性原則，內容包括：（1）行政法規、規章的制定程序，除不宜公開外都應公開，充分徵求利害關系人的意見，必要時還得舉行立法聽證會、論證會和座談會的民主性形式。這樣做才能符合「法治」的前提要求，即有「良法」，使行政法規范的內容充分體現民主。行政法規范的調整涉及作為管理者的行政主體及被管理的行政相對人之間的行政權利和義務，該行政權利和義務與當事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它是行政執法的依據和基礎，如果行政法內容不能充分體現民主，就不會確保人民群眾利益的切實維護，也不能取得行政相對人對行政管理行為的信任、理解和支持，勢必影響行政管理的效率。只有行政法規范的內容充分體現民主，才能在行政執法中真正做到民主，更有效地實施對社會的管理。（2）公民有權要求政府提供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的信息，回答有關咨詢，以便公民參加經濟和社會活動，對此，各行政主體應創造條件。這也是行政相對人積極參與各種社會管理活動，主動配合並履行其行政法義務的重要保障。（3）在做出具體影響行政相對人權利義務的決定時，必須聽取相對人的意見，即建立聽證程序。（4）行政相對人應遵循民主程序的約束機制，在其充分行使民主權利的同時，當其私自、個別利益與意志與公共利益、多數人意志發生沖突時，其應讓位於公共利益及多數人利益，服從行政主體的行政管理行為，積極支持、配合，並切實履行其行政法義務。
三、及時救濟原則
這一原則要求行政主體在行使行政權影響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時，行政主體應始終確保行政相對人受損權益的及時恢復和補救。
行政法所追求的價值之一就是促進行政效率的提高，而行政效率除了講求時間、數量等量上的效率外，還應包括質的效率，亦即取得較好的社會效益，它要求得到行政相對人的心悅誠服並積極地予以協助。單純的強制服從是不能取得很好的效率的。若某一行政行為不能取得行政相對人的支持與協助，甚至認為侵害其合法權益，這就應給予行政相對人一定的救濟途徑。但行政救濟也應講求效率，盡快地解決爭議，否則也會影響整個行政效率的提高。而目前我國的現實是：無論是某一具體行政行為是否為明顯的違法與不當，都只能通過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來解決，這對於那些需要調查取證的違法不當不很明顯的具體行政行為來說是可行的、必要的，可對那些有明顯的違法不當的具體行政行為，就顯得不必要而徒耗時間、人力、物力，無疑也導致行政效率低下，要解決這一問題，我們還應把視線放在行政實體法本身上。要求行政主體在做出行政行為時，包括行政立法行為，始終有一套給予行政相對人及時救濟的機制，要建立這一機制，就應有一指導性原則給予概括或指導，這便是及時救濟原則，它要求行政主體行使行政權的整個過程中，始終以合法行為行使其獲得及時救濟的權利，監督行政主體的各種行政行為。為此，才能做到行政法治。
行政法較其他部門法而言，其影響是最廣泛的，涉及到公民、法人等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法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僅次於憲法，也正是這個道理。那麼，行政主體在各種行政行為中，最經常也最直接地影響甚至最有可能侵害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這是行政法及其實施過程中的特點。這樣，給權益受侵害的行政相對人一個及時救濟就尤顯重要，並且這種救濟應貫穿於行政法的始終，也體現了行政法的精神實質。及時救濟的原則要求建立行政糾錯制度，「對於行政行為特別是具體行政行為存在一般人都能以常理判斷為違法不當的，應有一個獨立於行政復議、行政訴訟制度之外的行政糾錯制度，並相應地在行政機構內部設立獨立辦案的行政糾錯機構，以經常性地對明顯違法不當的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及時地修正，以盡快地恢復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提高行政效率」。同時，及時救濟原則是和合法性原則相輔相成的，共同保證行政法治的實現，並促使行政主體能及時主動地糾正錯誤，盡快地理順行政法律關系。
四、行政統一原則
這一原則要求國家行政權的實施必須統一，與國家行政管理有關的活動都必須統一協調，統一指揮，統一組織，統一規定。同時，要求行政相對人服從行政主體的統一管理行為，並予以支持配合。
伴隨我國改革開放的展開和深入進行，行政事務及行政法律關系急劇增長，行政法作為一個獨立部門法的地位在我國得到確立。在行政法學領域深入研究的展開以及行政法的實施、實踐取得一定成功並積累相應經驗的同時，也暴露出了一些問題，需要吸取一定的教訓。如：行政規章之間的矛盾問題及其繁雜無序問題；行政主體之間的行政執法行為的彼此沖突、矛盾和重合、重復等等；不同行政的相對人因同種或類似的違法行為卻受到行政機關不同的處罰決定，皆因依據不同的行政法規及規章，使其不能申辯，獲得及時救濟，等等。「法治」時代，就是要求事事皆有法可依，特別是涉及人們切身利益的行政事務的管理，都要於法有據。行政主體之間的行政行為應密切配合、彼此協調，行政相對人的同種行為應同等對待。所有這些都有賴於行政統一性原則的指導。行政立法、行政執法和行政守法都應遵循這一原則，具體有五個要求：
一是理順現有行政法規之間、行政規章之間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消除彼此沖突的地方，並在以後的行政立法中始終本著統一的要求，實行行政立法程序的統一化，確保我國行政法律規范體系的統一和協調（如我國已經頒布的《立法法》）。
二是要求行政法能盡其涵蓋力，應根據國家行政事務不斷發展變化及其趨勢，及時將新生的乃至今後可能產生的行政事務統一由行政法規加以規定，使行政執法的法律依據協調、一致、統一（當然，這還依賴於一定的立法技術性規定）。
三是要求實行行政程序統一化。盡快制定統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使各種行政行為的程序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不致行政行為之間前後矛盾和沖突。不同的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必須統一、一致不應彼此矛盾、相互沖突。
四是要求國家行政機關及其機構設置應以職能為依據，以統一精簡為原則，在一定行政區域內的國家行政機關各個機構要形成一個完整統一的整體，防止機構重疊，職能重復，相互推委扯皮，防止政出多門，朝令夕改；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職位、職權、工資、任免、獎懲、選舉、退休等等都要有統一的規定，以便使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管理走上統一的法治軌道。
五是要求行政相對人服從行政主體的統一管理，同時監督行政主體的各種行政行為，使同一行政主體的前後行為及不同行政主體之間的行政行為的協調一致，促進我國行政法治進程。

參考文獻資料：
1、韓國章.行政法學[M].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4.52.
2、王連昌.行政法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42.
3、王連昌.行政法學（修訂版）[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19
4、方世榮.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48
5、姜明安.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45
6、胡建淼.行政法教程[M].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0.53
7、羅豪才.行政法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47
8、薛剛凌.行政法基本原則研究[J].行政法學研究，1999，（1）
9、應松年.行政法新論[M].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1999.36
10、朱維究，吳華.論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兼論21世紀行政法基本原則的發展趨勢[J].政法評論，2002，（4）
11、修斯歐E.公共管理導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6
12、皮純協.對行政管理學研究的可貴探索[J].中國行政管理，1998，（8）
13、高軒.行政效率機制的行政法保障[J].華中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4）.
14、任建新.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基本知識[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56
15、黃賢宏，吳建依.關於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再思考[M].法學研究，1999，（6）

4. 如何理解行政許可的權益保障和救濟原則

《行政許可法》第七條規定了行政許可的權益保障和救濟原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行政機關實施行政許可，享有陳述權、申辯權；有權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其合法權益因行政機關違法實施行政許可受到損害的，有權依法要求賠償。」現代法治原則要求任何權力必須公正行使，對當事人不利的決定必須聽取其意見。據此，《行政許可法》規定了當事人的陳述權和申辯權。陳述權是當事人對行政機關准予行政許可所認定的事實及適用法律是否准確、適當，陳述自己對事實的認定以及主觀的看法、意見，同時也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張、要求的權利。申辯權是行政許可當事人有權對行政機關的決定、依據，提出不同的意見和質問，以法律規定的正當手段駁斥行政機關的不予受理等決定以及駁斥行政機關提出的不利證據的權利。陳述權和申辯權屬於憲法上的言論和表達自由的范疇，是行政許可當事人實現權利保障的有效手段。此兩項權利主要在許可實施過程中行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在申請行政許可時，在行政機關審查自己的申請材料時，在行政機關對自己實施被許可行為進行監督檢查時，均可向行政機關陳述自己的觀點、主張所基於的事實根據、法律根據以及其他理由，以爭取行政機關作出對自己有利的行為；在行政機關可能對自己作出不利的行為時，則可向行政機關提出申辯，指出行政機關擬作出的行為可能是錯誤的，辯明自己的清白，以避免行政機關作出對自己不利的行為。
《行政許可法》還規定了權利救濟措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行政機關實施行政許可行為依法享有提起行政訴訟和行政復議的權利。行政復議是一種行政救濟，行政訴訟是司法救濟。行政復議是行政機關系統內部通過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的違法行為進行糾正，來保護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行政訴訟是通過司法審判程序的一種法律救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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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權是保障公民權利的最後一道防線，如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侵害了其合法權益，可以請求法院審查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並請求法院裁決的訴訟行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這一權利通常是在行政機關對其作出某種不利決定之後行使的。例如，行政機關作出不予許可的決定，行政相對人可依據《行政復議法》或者《行政訴訟法》對之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又或者行政機關實施的其他行政許可行為侵犯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利害關系人也可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

取得國家賠償權是行政訴訟和行政復議的必然結果。建立行政訴訟和行政復議的目的就是要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被侵犯的合法權益得到合理補救，所以《行政許可法》規定了國家賠償請求權。這也是公民憲法權利的具體化，我國憲法規定：「由於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侵犯公民權利而受到損害的人，有依照法律的規定取得賠償的權利。」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執行職務的過程中，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的損害，應當承擔行政賠償責任。方式有金錢賠償、恢復原狀、返還原物、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等。

5. 「退學處理」的法律效力及法律救濟

「退學處理」的法律性質
對於「退學處理」的法律性質，在理解上並不一致。根據傳統理論，高校的該類管理行為可歸人特別權力關系的范疇或大學自治的領域，①近年來，也有司法判例將與「退學處理」類似的「勒令退學」定性為學校的內部行政行為。②對於「退學處理」法律性質理解的差異，導致了高校校規在制定上的混亂性和隨意性，並對於正確認識是否應將高校的「退學處理」決定列入行政訴訟受案范圍也產生了不利的影響，因此有必要加以認真分析。
「退學處理」的法律定性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學校作出「退學處理」決定的行為既非學校的內部行政行為或特別權力關系行為，也不應屬於高校的自治范圍。其法律性質究竟如何定位?我們認為，它就是一種具有外部處理特徵的行政處理行為，也就是《行政訴訟法》上所說的具體行政行為，這種定性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可行的。
長期以來，高校都被定位為一種民事主體。在1986年實施的《民法通則》中，根據高校從事的業務活動，將之歸人事業單位序列，高校以民事主體的身份參與社會活動。1998年8月29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在內容上也採取民法上的定位，其第30條規定：「高等學校自批准設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資格，校長為法定代表人。高等學校在民事活動中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責任。」但高校的法律地位又不僅僅局限於民事主體，《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第8條第1款規定：「學士學位，由國務院授權的高等學校授予；碩士學位、博士學位，由國務院授權的高等學校授予。」基於上述法律規定，我國高校在學位授予活動中又是以行政主體的身份出現。在「退學」制度中，學生一旦被學校予以退學處理，不但要喪失學籍，並且將無法取得畢業證書和學位證書。在這一法律關系中，學校與學生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學校行使的是一種教育管理權，並且基於該權力的行使，也對相對一方，即受退學處理的學生的利益產生了直接影響。因此，學校行使的這種教育管理權力應為一種公權力，學校與學生之問的法律關系應為行政法律關系。
但是，法律並未明確授權高校可通過「退學處理」的方式限制和剝奪學生的受教育權。因此，在職權要件上，「退學處理」行為並不完全符合具體行政行為的要求，筆者以為這種情況的出現是由於現階段我國立法體系還不完善所造成的。如果以此斷然一概否定該行為的效力，將造成學校管理上的混亂，反而更不利於學生合法權益的保護。對此，一方面我們可以採取更為有效的監督手段，規范學校校規的制定，並為相對人提供有效的救濟途徑，保護學生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另一方面，應盡快修改和完善立法，從根本上規范高校的各種管理行為。對此，我們將在下文中予以論述。
「退學處理」的法律救濟：
應當對「退學處理」進行司法救濟 一般來說，當公民認為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可以通過司法途徑和非司法途徑兩種方式獲得救濟。對於受到退學處理的學生，《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中只規定了非司法的救濟途徑，即：學生對退學處理決定有異議的，可以向學校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訴，由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對學生提出的申訴進行復查；學生對復查決定有異議的，可以向學校所在地省級教育行政部門提出書面申訴。對於被學校予以退學處理的學生是否有權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尋求司法救濟，該規章中沒有明確規定。我們認為，允許被退學處理的學生向法院提起訴訟，對於保護其受教育權不受非法侵害，監督和規范學校的管理行為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首先，司法權有介人大學管理領域的必要性。傳統的「大學自治」理論和「特別權力關系」理論為大學排斥司法權力的干預設立了一道堅固的防火牆。所謂大學自治，本應限於學術自由相關的事項，但是在這樣的口號之下，卻有可能出現大學自治權力濫用的危險。事實上，許多與學術自由核心關系過遠、甚至無關的事項，常常被利益相關的人主張為大學自治涵蓋的范疇。因此，當大學自治權力演變為一種高度特權、損害權利相對人的基本權利時，司法機關的有限介入就成為了一種必要。同樣，由於特別權力關系排斥了法治行政原理的適用，因而受到現代行政法學的全面批判，為了保障人權、厲行法治，不應當漠視特別權力關系下的人民，如軍人、公務員、公立學校、學生的基本權利，而應當規定司法救濟，使其成為法治主義保障的對象。 其次，「退學處理」的法律性質為司法審查提供了可能。以往對於學生以學校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法院經常以不屬於《行政訴訟法》第11條規定的受案范圍為由，駁回起訴。但通過上文分析，「退學處理」性質符合具體行政行為的內涵，應歸於《行政訴訟法》第ll條(8)所規定的受案情形。正如有學者所言：「學校的紀律處分、退學決定或不發畢業證、學位證等決定，均屬於具有行政行為效果的行為，對於這些決定不服，完全可以通過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等途徑解決，而不宜將其推人民事訴訟范圍或置之不理。」 再次，圍繞學生被予以「退學處理」而產生的糾紛不斷出現，傳統救濟途徑不足以保護學生的合法權益，這也要求法院依法提供司法救濟。近年來，有關學生與學校之間的糾紛不斷產生，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圍繞學校的「退學處理」、「勒令退學」、「開除學籍」等處分決定。這其中不乏有對學生的合法權益造成侵害的案例，但是，通過傳統的申訴途徑以期達到改變原處理決定的可能性幾乎為。由法院提供司法救濟，這也是學生通過法律渠道維護合法權益的最後一道屏障。 最後，已有的法院判例為司法審查提供了有益的實踐經驗。人民法院在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一案中確立了高等學校具有行政主體資格的原則，法院認為：「本案被告北京科技大學是從事高等教育事業的法人，原告田永訴請其頒發畢業證、學位證，正是由於其代表國家行使對受教育者頒發學業證書、學位證書的行政權力時引起的行政爭議，可以適用行政訴訟法予以解決。」在其後的劉燕文訴北京大學案中，該原則又得以堅持。盡管這些案件的訴訟要求都是要求頒發學業證書或學位證書，但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一案的起因正是由於學校以「按退學處理」的方式取消了田永的學籍。並且，一旦學生被予以退學，其必然後果也是無法取得學業證書、學位證書。可見，對於學生直接以學校的「退學處理」決定為由提起訴訟的，法院也應當予以受理。 綜上所述，如果學生對退學處理決定有異議，可依《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向學校的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提出申訴，由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對學生的申訴進行復查。學生對復查決定仍有異議的，不但可向學校所在地省級教育行政部門提出書面申訴，也可直接提起訴訟，並且起訴不應以申訴的提出為前提條件。對於起訴，人民法院經審查不存在諸如時效、管轄等問題，符合立案條件的應當予以立案，並由行政審判庭加以審理。 結 語 盡管允許就高校的退學處理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有利於保護學生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但司法救濟畢竟是事後救濟，不能從根本上規范高校的學籍管理行為，可以說是「治標而不治本」。為了最大限度地減少高校在學籍管理活動中對學生合法權利的侵犯，有必要對我國的高等教育立法進行相關的「立、改、廢」。一方面，在國家立法的層面明確規定高校在學生學籍、學位等相關方面的管理許可權，確定高校在該類管理活動中的行政主體資格，另一方面，要改革現行高校學籍管理的制度，廢除行政法規和高校校規中涉及侵犯學生受教育權的種種規定，完善學分制管理體系。

6. 教師法律救濟的途徑一般分為幾種

1、教來師法律救濟的途徑是指教自師認為其權益受到損害時，請求解決或補償的渠道或方式。一般可分為：司法救濟 、行政救濟 、社會救濟三種。
2、司法救濟是指當憲法和法律賦予教師的基本權利遭受侵害時，人民法院應當對這種侵害行為作有效的補救，對受害教師給予必要和適當的補償，以最大限度地救濟他們的生活困境和保護他們的正當權益，從而在最大程度上維護基於利益平衡的司法和諧。
3、行政救濟是指教師認為具體行政行為直接侵害其合法權益，請求有權的國家機關依法對行政違法或行政不當行為實施糾正，並追究其行政責任，以保護行政管理相對方的合法權益。
4、社會救濟是指國家和社會為保證每個公民享有基本生活權利，而對貧困教師提供物質幫助。

7. 請問行政違法行為的法律救濟途徑有那些

1.行政訴訟。
《行政訴訟法》第二條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第十一條 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對下列具體行政行為不服提起的訴訟：

（一）對拘留、罰款、吊銷許可證和執照、責令停產停業、沒收財物等行政處罰不服的；

（二）對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對財產的查封、扣押、凍結等行政強制措施不服的；

（三）認為行政機關侵犯法律規定的經營自主權的；

（四）認為符合法定條件申請行政機關頒發許可證和執照，行政機關拒絕頒發或者不予答復的；

（五）申請行政機關履行保護人身權、財產權的法定職責，行政機關拒絕履行或者不予答復的；

（六）認為行政機關沒有依法發給撫恤金的；

（七）認為行政機關違法要求履行義務的；

（八）認為行政機關侵犯其他人身權、財產權的。

除前款規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規規定可以提起訴訟的其他行政案件。

2.行政復議。
第二條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向行政機關提出行政復議申請，行政機關受理行政復議申請、作出行政復議決定，適用本法。
第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可以依照本法申請行政復議：

（一）對行政機關作出的警告、罰款、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非法財物、責令停產停業、暫扣或者吊銷許可證、暫扣或者吊銷執照、行政拘留等行政處罰決定不服的；

（二）對行政機關作出的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等行政強制措施決定不服的；

（三）對行政機關作出的有關許可證、執照、資質證、資格證等證書變更、中止、撤銷的決定不服的；

（四）對行政機關作出的關於確認土地、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塗、海域等自然資源的所有權或者使用權的決定不服的；

（五）認為行政機關侵犯合法的經營自主權的；

（六）認為行政機關變更或者廢止農業承包合同，侵犯其合法權益的；

（七）認為行政機關違法集資、徵收財物、攤派費用或者違法要求履行其他義務的；

（八）認為符合法定條件，申請行政機關頒發許可證、執照、資質證、資格證等證書，或者申請行政機關審批、登記有關事項，行政機關沒有依法辦理的；

（九）申請行政機關履行保護人身權利、財產權利、受教育權利的法定職責，行政機關沒有依法履行的；

（十）申請行政機關依法發放撫恤金、社會保險金或者最低生活保障費，行政機關沒有依法發放的；

（十一）認為行政機關的其他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

3.行政賠償。
第二條 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違法行使職權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

第三條 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行政職權時有下列侵犯人身權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
（一）違法拘留或者違法採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強制措施的；
（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的；
（三）以毆打等暴力行為或者唆使他人以毆打等暴力行為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
（四）違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
（五）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其他違法行為。
第四條 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行政職權時有下列侵犯財產權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
（一）違法實施罰款、吊銷許可證和執照、責令停產停業、沒收財物等行政處罰的；
（二）違法對財產採取查封、扣押、凍結等行政強制措施的；
（三）違反國家規定徵收財物、攤派費用的；
（四）造成財產損害的其他違法行為。
第五條 屬於下列情形之一的，國家不承擔賠償責任：
（一）行政機關工作人員與行使職權無關的個人行為；
（二）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自己的行為致使損害發生的；
（三）法律規定的其他情形。

以上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因違法具體行政行為侵害其合法利益可以採取的法律救濟途徑；針對抽象行政行為的法律救濟途徑還有規范性文件審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