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刑事訴訟法程序
『壹』 美國刑事訴訟法的研究對象是什麼
什麼國家刑事訴訟法
都是以刑事案件為中心
在案件的審理中注重公平,公正,訴訟效率
『貳』 求美國刑事訴訟法的論文
美國刑事訴訟一審程序_司法制度論文
眾所周知,美國實行的是當事人主義審判模式,這種模式的基本特點是對抗式,法官和陪審團作為案件的裁決者,不主動調查證據,傳喚證人及對證人詢問,而處於一種消極、超然的地位,負責聽取控辯雙方提出的證據和所作的陳述,控辯雙方向法庭提出各自的證人和證據向本方進行詢問,並向對方證人作反駁性的詢問,法官和陪審團分別就案件的法律問題和事實問題承擔司法裁判職能,以下將根據這些特點就美國的一審程序作一簡要分析。
一、法庭審判正式開始前的程序
(一)罪狀認否程序
被告人在罪狀認否程序中可以做出三種答辯:有罪答辯、無罪答辯和不予爭辯的答辯。如果被告人作有罪答辯,經法官查明答辯系出於被告人自願的,對於已經認罪的指控既不再進行正式審理,而直接進入判刑程序。如果被告人作無罪答辯,法官應當確定開庭日期,准備正式審理。在正式的法庭審判開始前,法官需要就一系列的程序事項進行必要的准備,如對於控辯雙方可能提出的排除某一證據、要求對方展示證據等方面的申請,法庭應盡可能在開庭之前解決。控、辯雙方也需要做一系列准備工作,如調查走訪證人、收集證據、開示證據等,有的准備工作可能還需要法院參與或者由法院就雙方有爭議的問題作出裁定,如審前動議、審前會議等。
(二)挑選陪審員程序
在美國因被告人不認罪而需要進入正式審理程序的案件,通常由陪審團進行審理,除非被告人放棄陪審團審判,法院在第一審程序時必須召集陪審團。為了組成一個公正的陪審團,聯邦和州的法律規定了兩種程序機制:一是隨機的初選程序。隨機挑選的陪審員經過法院與當事人之間必要的調查與反饋程序之後產生一份名單,書記官根據這個名單准備候任陪審團的名單,然後通知這些人到庭。二是嚴格的「庭選」程序。到庭的候任陪審員經法官告知案件的性質和雙方律師對陪審員之後,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嚴格的資格審查才能成為真正的陪審員。經過上述程序篩選後,候任陪審員的人數達到法定的陪審人數時,本案的陪審團就正式組成了。
二、法庭審判正式開始後(在這里,我將僅就陪審團組成後的法庭審判程序而言,大體上經過以下幾個步驟)
(一)開場陳述
這是指在法庭審理中控辯雙方向法庭所作的第一次陳述,其陳述在各司法系統是一致的,即檢察官先陳述,辯護律師後陳述。
檢察官的開場陳述是為了告訴陪審團指控的性質、案件的發生經過,簡述支持控訴的證據。目的使陪審團更好的了解案情。
辯護律師的開場陳述則說明主要的辯護要點,總的意圖是使陪審團對控方的案件產生疑問,說明被告人無罪。辯護律師出於訴訟策略考慮,也可以放棄作開場陳述。在少數州,也允許辯護律師等到控方證人作證結束以後、辯方舉證開始以前作開場陳述。
控辯雙方做開場陳述時,應當清楚、簡要地說明本方案件的基本立場,以明確下一步舉證的方向。因此,雙方所陳述的案情必須有相應的可采證據支持,所提到的證人和證詞必須在庭審中兌現。不得涉及缺乏可采證據支持的事項以及被告人的性格、特徵,也不得使用爭論性或高度情緒化的語言。否則,法官可以應對方的異議或者依職權予以制止,並在必要時對陪審團提出相應的忠告。
(二)起訴方舉證
在開場陳述之後,起訴方應當向法庭提供證據以支持控訴,包括出示物證和傳喚證人出庭作證。證人作證之前,應當宣誓或以其他方式保證如實回答提問。首先由起訴方進行直接詢問,目的是使證人說出所了解的案件事實,展示證據。直接詢問中不能提出誘導性的問題。
然後,由辯護律師發問,這稱作交叉詢問,其目的在於暴露證人作證的缺陷和不足,向陪審團揭示證人的不可信。在辯護律師交叉詢問之後,起訴方還可以進行再直接詢問,以重新聚集被交叉詢問推翻的證據堆,恢復證人的可信性,澄清證人證詞中的模糊之處。
辯護律師也可以再交叉詢問,繼續攻擊證人證詞的真實性以及證人本身的可信性,再直接詢問和再交叉詢問可以反復進行數輪,直到無可再問或沒必要再問,但各管轄區均規定了再直接詢問和再交叉詢問的范圍,限制進行再直接或再交叉詢問的機會。在整個直接詢問和交叉詢問期間,雙方律師都必須遵守證據規則,如果觸犯了一項證據規則,無論是詢問的方式,還是證人回答問題的方式。反方都可能反對,陳述反對的理由,然後提問的律師可能簡短地說明正當理由或以更詳細地解釋為什麼提這個問題或回答問題應該經法官允許。然後法官決定證據規則是否被觸犯。如果法官不同意,反對提問或回答律師的意見。法官就否決反對證人繼續回答,如果法官同意詢問或回答的律師意見。法官就支持反對,詢問的律師必須提另外一個問題,如果反對證人的回答,法官會建議陪審員不必理睬這個回答,一些案件因為證人的回答可能對案件的審判結果非常有利,律師於是提出無效審判的動議。
總之,交叉詢問的規則相復雜,其過程往往非常冗長,但美國訴訟法理論高度評價這套證據調查方式,認為它是查明案件事實真相的最佳法律裝置。
當起訴方出示了所有的證人和證言並認為這些證據已充分地證明罪行,起訴方就歇訴。審判到了這一階段,被告方常規地提出直接裁決動議,要求法官認定起訴方並沒有出示支持罪行各個要件的證據。惟一的公正裁決只能是宣告無罪。一些情況下,若起訴方准備不充分,審判時潦草地出示證據或案件確實存在問題,直接動議裁決就被接受。結果被告人被宣判無罪而審判馬上停止,然而,大多數案件,這個辯護動議如辯護方常規地提出動議那樣,常規地受到拒絕,只有當辯護方申請沒有得到法官批准時,庭審進入辯方舉證階段。
(三)辯方舉證
對辯護方傳喚作證的證人,同樣由辯護方和起訴方進行直接詢問和交叉詢問。需要注意的是,在美國刑訴中,被告人既不得被迫自證其罪,也不要求被告人證明自己無罪,因此,除非被告人希望作證。否則,不要求被告人在法庭上提供證言。
(四)總結辯論
證據調查之後,由控辯雙方作總結辯論。起訴方首先作辯論發言,按照對己方最有利的觀點,對證據進行總結和辯論,由辯護方作辯論發言,對起訴方的辯論發言作出問答,陳述於被告方有利的事實和理由,揭示對方舉證中存在的矛盾和疑點,強調法律要求控方舉證達到排除合理疑問的程度才能給被告人定罪,否則應裁決無罪,起訴方在辯護答辯後可以就其中的爭論點予以反駁,無論起訴方還是辯護方進行辯論發言,都不允許對被告人是否有罪發表個人的評斷,根據雙方的舉證和辯論確定被告人是否犯有被控罪行,是陪審團的神聖職責和權利。
(五)法官指示陪審團
由於陪審員是法律的外行,在陪審團退庭評議之前,主持庭審的法官要對陪審團作總結提示,內容包括:陪審團的職責和義務;與案件有關的法律;由證據引起的爭議;解釋有關法律術語的確切含義。除此之外,許多州授權法官對證據作出評論,但一些州卻禁止這樣做。在刑事訴訟中,當事人,特別是辯護律師,還可以請求法官作出特定的指示,對此法官必須決定是採納還是拒絕,或者作必要修改,甚至為此法官要召集進行非正式的磋商。
(六)陪審團評議
在陪審團退庭評議之前,由法官指定陪審團長或告知陪審團選出一名陪審團長和一名副團長,然後全體陪審員進入評議室進行評議,由陪審團長主持。陪審團評議秘密進行,內容保密,不準任何人進出評議室。而且不管評議結果如何,此後不能對評議活動進行法律調查。關於陪審員在審判期間或者評議期間是否需要集中住宿、與外界隔離的問題,法律沒有明確,各地做法也不一。有的允許陪審員回家過夜或者度周末,許多州將此問題留給法官裁量決定。
(七)陪審裁決
盡管陪審團的人數各司法系統不完全相同,但普遍要求必須一致裁決,只有路易斯安娜和俄勒岡兩個州不要求一致裁決。如果經過長時間的評議,陪審團仍然不能得出一致結論時,法官可以宣布「誤審」,解散該陪審團。對於這樣的案件,檢察官可以重新起訴,由法院另行召集陪審團重新審判。
陪審團就被告人有罪還是無罪作出裁決後,回到公開法庭,由陪審團長向法庭宣告裁決結果。如果是無罪裁決,法官必須接受,宣布將被告人當庭釋放。如果裁決有罪,法官可以命令將被告人押回監獄或取保釋放以等待課刑。至此,正式庭審過程就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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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叄』 求助:【美國法精解書系】之《美國刑事訴訟法》誰有
什麼國家刑事訴訟法都是以刑事案件為中心在案件的審理中注重公平,公正,訴訟效率
『肆』 對比我國刑事訴訟法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規定上與美國的立法有何異同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大致分為三種情況,一為非法獲取之言詞證據排除規則,二為違反法定程序獲取之物證資料排除規則,三為「毒樹之果」排除規則。
一、美國證據排除規則
1、美國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是以反對不合理的搜查扣押、保護公民的憲法權利為基礎展開的。
1914年2月24日,美國最高法院對弗里蒙特.威克斯訴美國聯邦政府一案做出終審判決,「它宣告,違反第四修正案的保護、通過不合理搜查扣押取得的證據不能在聯邦法庭上使用以反對被告人」。標志著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正式登上歷史舞台。
2、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最終以馬普案的判決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強制推行於各州。
威克斯規則原則上僅強制適用於聯邦警察採取非法搜查行為獲取證據的判決,各州法院仍可選擇性適用。美國最高法院通過沃爾夫案正式賦予了各州法院拒絕適用威克斯規則的權力, 後來綜合考慮威克斯案對各州產生的影響及沃爾夫案後各州法院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態度,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最終以馬普案的判決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強制推行於各州。
3、「毒樹之果」排除規則的確立,進一步使得正當程序原則在刑事訴訟領域有了獲得救濟的可能。
以第五修正案為基礎的「反對自我歸罪特權」和以第六修正案為基礎的「獲得律師幫助權」也先後被納入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范圍,「毒樹之果」排除規則的確立,進一步使得正當程序原則在刑事訴訟領域有了獲得救濟的可能。這一系列的適用規則,組成了美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基本架構。
4、制度之例外
馬普案的判決使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得以推廣適用於各州,為規則在司法中被實現提供了可能。但立法規范的支撐卻未能平息包括在各種判決中頻繁出現的反對性意見,即相當一部分公眾的感知上——放縱了犯罪。共和黨尼克松當選總統後,連續啟用了「更為遵守社會秩序」的人擔任大法官,在這些人的推動下,聯邦最高法院不但極大地限制了排除規則的適用范圍,也催生出了如作為彈劾證據使用的例外、善意的例外等一系列排除規則的例外,以避免產生「事實上有罪的被告人逃脫制裁」的不利後果。
2006年,哈得孫案的判決宣告了「敲門並表明身份」之例外規則得到了認可,即執行法官在取得合法令狀的前提下,未圓滿履行「敲門並表明身份」義務的行為,不能作為所取得的用以反對犯罪人的證據被排除的理由。
在言詞證據領域,米蘭達規則也備受爭議,雖然早在2002年的迪克遜一案中美國聯邦法院就已經申明:米蘭達規則是最高法院的一個憲法性判例,但關於「自願性」這一問題的判斷歸屬權卻始終處於法院與國會的相互爭奪狀態。直到最高法院以7比2的壓倒性優勢通過了一項司法意見,再次重申了迪克遜一案中確立的米蘭達規則的憲法性質,才使長久的爭論得到了平息。
二、中美的立法差異
1、總結美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立法進路不難看出,美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建立,沿襲了一種由憲法到刑事訴訟法、由原則到規則的轉變路徑,在美國,排除規則的憲法性多由判例構成,多年來對其存廢領域也爭論不斷,最終,美國最高法院以已通過的判例表明,排除規則本身並非憲法的要求,國會可以通過立法進行廢止。因此,有學者認為,在美國針對非法獲取之物證領域,排除規則的前景堪憂。
2、與美國不同,在我國,不論是「兩個證據規定」,還是新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都承認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保障人權方面的重要意義。而理論界也普遍承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最重要的意義乃是在於體現了行使訴訟中的憲政價值,保障了行使程序的實施。因此,憲政基礎性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我國刑事法律體系中不可動搖的地位,這種地位不會因為個案適用上的缺位或不當應用而喪失立法上的合理性,反而會隨著「依法治國」理念在我國的深入和加強而日益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