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訴訟法492條解釋
㈠ 禁令的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的訴前臨時措施制度
知識產權訴前臨時措施制度起源於英國，均是通過判例法確認的救濟措施，主要包括中間禁令、訴前財產保全和訴前證據保全三種。這三種措施中國的訴前臨時措施制度基本上是相對應的。禁令在英國歷史上是由衡平法院發展出來的一種由法院以自由裁量給予的救濟，其目的在於彌補普通法法院所給與的法律救濟的不足。它包括中間禁令和終局禁令。一項經單方程序作出的中間禁令一般僅持續一個星期左右時間，直到雙方聽證再決定是否繼續該項禁令，如是否需要持續到正式庭審。
美國法律將禁令視為一種「非常的法律救濟」，即，是一種必須嚴格依據法律才能給予當事人的救濟。在美國，禁令一般包括臨時限制令（TRO / temporary retraining order) 、初步禁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和永久性禁令（permanent injunction）。《美國民事訴訟法》第65條規定了前兩種中間禁令。臨時限制令（TRO）一般在單方程序中作出並且僅在一個非常有限的時間內有效，如10天左右，直到雙方到場進行全面審查聽證。臨時限制令可以僅憑單方申請而作出。初步禁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的持續有效時間較長但仍然不是終局性的。
《法國新民事訴訟法典》第484條至第492條是關於「臨時裁定」（Ordonnance de référé）的一般規定，第808至811條是關於法國大審法院（Grand d『Instance）臨時裁定的內容。它規定，應一方當事人的請求，另一方當事人到場或對其傳喚後，法律賦予並非受理本訴訟的法官立即採取某種必要措施的權力。「為防止即將發生的損失，或者為制止明顯非法的擾亂，大審法院院長得始終緊急規定採取保全措施，或者規定採取必需的恢復原狀措施」。但是「在所有緊急情況下，大審法院院長得緊急命令採取不會遇到嚴重爭議的任何措施」。這就是所謂「裁定命令的措施不得觸犯重大的爭端」的原則。可見臨時裁定程序中的法官的權力是很有限的。原則上他不得就權利存在與否作出裁決，因此有人稱之為「浮薄」的管轄權。第812條規定，大審法院院長在法律有專門規定的情況下得依申請受理。由於案情要求，不能經對席審理而採取緊急措施時，大審法院院長得依申請作出裁定，採取任何緊急措施。《法國知識產權法典》對知識產權案件中的臨時措施制度也作出了規定。例如，第716—6 規定，受理侵權訴訟的法庭庭長得依緊急訴訟程序臨時禁止被告繼續被指控的侵權行為，並判逾期罰款或者判令為繼續其行為提供擔保以賠償商標所有人或專用權受益人的損失。要求禁止令或被告提供擔保的，只有在實質訴訟可能成立並且在商標所有人或專用權受益人得知侵權事實短時間內起訴的方予准許。法官可要求原告提供擔保供其敗訴時以賠償被告之損失。第716—7規定，注冊申請人、注冊商標所有人或專用權受益人得依大審法庭應請求開具的命令，要求任何執達員在他指定的專家配合下，或者對他認為非法標有、銷售、提供的商品或服務作詳細筆錄並扣押少量樣品，或者進行實際扣押。法庭庭長可要求申請實際扣押者提供擔保以供其敗訴後賠償被告損失。自扣押之日起15天內扣押申請人沒有提起民事或刑事訴訟的，扣押自動失效，並且不影響他人可能提出的損害賠償要求。
在德國法律中，行為保全的內容內含於假處分（einstweilige Verfugung）中。《德國民事訴訟法》第940條規定，因避免重大損害或防止急迫的強暴行為，或因其他原因，對於有爭執的法律關系，特別是繼續性的法律關系，有必要規定其暫時狀態時，可以實施假處分。假處分的具體內容由本案法院自由裁量，它包括但不限於命令對方當事人為一定行為或禁止對方當事人為一定行為，並且原則上不因對方當事人的反擔保而撤銷。在緊迫的情形下，可以不經言辭辯論作出裁決。德國民事訴訟法關於假處分規定的一個顯著特點在與它強調假處分程序的獨立性。雖然假處分是在第八編強制執行中規定的，但它並非執行程序，而是簡化了的加速判決程序，其訴訟標的是要求擔保之權利，而非債權本身，假處分的請求並不中斷債權本身的訴訟時效，假處分的裁決也對本案主訴程序也沒有任何的拘束力。
㈡ 法院變賣沒賣出後,怎麼辦
變賣不成的財產，首先應在債權人同意的基礎上，實行「以物抵債」或者「強制管理」。不能「以物抵債」或「強制管理」的。應當在六十日內再行拍賣。申請人在此流拍財產查封到期後向法院申請續封的，法院一般不會拒絕。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民事執行中拍賣、變賣財產的規定》
第二十六條拍賣時無人競買或者競買人的最高應價低於保留價，到場的申請執行人或者其他執行債權人不申請以該次拍賣所定的保留價抵債的，應當在六十日內再行拍賣。
依據《民訴法司法解釋》第492條規定，應當解除查封等控制性措施，並根據是否有輪候查封的具體情況，再決定下一步如何處置。
《拍賣規定》第二十七條 對於第二次拍賣仍流拍的動產，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本規定第十九條的規定將其作價交申請執行人或者其他執行債權人抵債。申請執行人或者其他執行債權人拒絕接受或者依法不能交付其抵債的，人民法院應當解除查封、扣押，並將該動產退還被執行人。
《拍賣規定》第二十八條 對於第二次拍賣仍流拍的不動產或者其他財產權，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本規定第十九條的規定將其作價交申請執行人或者其他執行債權人抵債。申請執行人或者其他執行債權人拒絕接受或者依法不能交付其抵債的，應當在六十日內進行第三次拍賣。
(2)民事訴訟法492條解釋擴展閱讀
《人民法院民事執行中拍賣、變賣財產的規定》(以下簡稱《拍賣規定》)第二十八條規定規定對拍賣次數作了明確限制，即最多三次，三次不成可再變賣一次，變賣不成則由申請人或其他債權人抵債，不願接受抵債的，則應對此財產解封並退還被執行人。
此立法初衷是立法者考慮到法院的司法資源是有限的，如果在某個案件或某個程序上花費的資源過多，則相應地會造成其他案件可分配到的資源減少。
另外，拍賣次數的限定也是對被執行人的一種保護，避免拍賣保留價過低而造成拍賣財產過分賤賣。這種絕對的次數限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證司法公平與司法效率的平衡，但是在少數案件中則可能會引發一些問題，導致既無法實現當初設立該制度的目的，也可能在程序設計上額外增加了申請人實現被救濟權利的風險，尤其是變賣不成申請人或其他債權人又不願以物抵債的。
㈢ 房產過戶申請了強制執行，請強制執行具體細節是怎麼執行的
1、判決書生效後，履行期屆滿，對方不履行義務，可以申請強制執行。
2、申請時效是有一方是自然人的（一年），雙方都是法人的（半年）。
3、申請時要交申請執行費，提交申請執行書。
4、執行時你要配合提供對方的財產信息情況，以便法院執行。
5、對方有工作的，可以由法院通知對方單位代扣。
6、對方有多處房產（只有一處的不能執行，得給人有地住），可以拍賣多餘的房產還債。
7、如果對方有能力履行義務而拒不履行，法院可以妨礙民事訴訟司法拘留（最多15天）。
(3)民事訴訟法492條解釋擴展閱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2012年修正）第二十一章執行措施
第二百四十一條被執行人未按執行通知履行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應當報告當前以及收到執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財產情況。
被執行人拒絕報告或者虛假報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情節輕重對被執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關單位的主要負責人或者直接責任人員予以罰款、拘留。
第二百四十二條被執行人未按執行通知履行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人民法院有權向有關單位查詢被執行人的存款、債券、股票、基金份額等財產情況。
人民法院有權根據不同情形扣押、凍結、劃撥、變價被執行人的財產。人民法院查詢、扣押、凍結、劃撥、變價的財產不得超出被執行人應當履行義務的范圍。
人民法院決定扣押、凍結、劃撥、變價財產，應當作出裁定，並發出協助執行通知書，有關單位必須辦理。
第二百四十三條被執行人未按執行通知履行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人民法院有權扣留、提取被執行人應當履行義務部分的收入。但應當保留被執行人及其所扶養家屬的生活必需費用。
人民法院扣留、提取收入時，應當作出裁定，並發出協助執行通知書，被執行人所在單位、銀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有儲蓄業務的單位必須辦理。
第二百四十四條被執行人未按執行通知履行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人民法院有權查封、扣押、凍結、拍賣、變賣被執行人應當履行義務部分的財產。但應當保留被執行人及其所扶養家屬的生活必需品。
採取前款措施，人民法院應當作出裁定。
第二百四十五條人民法院查封、扣押財產時，被執行人是公民的，應當通知被執行人或者他的成年家屬到場；被執行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應當通知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負責人到場。
拒不到場的，不影響執行。被執行人是公民的，其工作單位或者財產所在地的基層組織應當派人參加。
對被查封、扣押的財產，執行員必須造具清單，由在場人簽名或者蓋章後，交被執行人一份。被執行人是公民的，也可以交他的成年家屬一份。
第二百四十六條被查封的財產，執行員可以指定被執行人負責保管。因被執行人的過錯造成的損失，由被執行人承擔。
第二百四十七條財產被查封、扣押後，執行員應當責令被執行人在指定期間履行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被執行人逾期不履行的，人民法院應當拍賣被查封、扣押的財產；不適於拍賣或者當事人雙方同意不進行拍賣的，人民法院可以委託有關單位變賣或者自行變賣。
國家禁止自由買賣的物品，交有關單位按照國家規定的價格收購。
第二百四十八條被執行人不履行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並隱匿財產的，人民法院有權發出搜查令，對被執行人及其住所或者財產隱匿地進行搜查。
採取前款措施，由院長簽發搜查令。
第二百四十九條法律文書指定交付的財物或者票證，由執行員傳喚雙方當事人當面交付，或者由執行員轉交，並由被交付人簽收。
有關單位持有該項財物或者票證的，應當根據人民法院的協助執行通知書轉交，並由被交付人簽收。
有關公民持有該項財物或者票證的，人民法院通知其交出。拒不交出的，強制執行。
第二百五十條強制遷出房屋或者強制退出土地，由院長簽發公告，責令被執行人在指定期間履行。被執行人逾期不履行的，由執行員強制執行。
強制執行時，被執行人是公民的，應當通知被執行人或者他的成年家屬到場；被執行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應當通知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負責人到場。
拒不到場的，不影響執行。被執行人是公民的，其工作單位或者房屋、土地所在地的基層組織應當派人參加。執行員應當將強制執行情況記入筆錄，由在場人簽名或者蓋章。
㈣ 民事訴訟法中二審程序有那些判決
你好，根據《民訴法》規定：
第一百七十條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上訴案件，經過審理，按回照下列情形答，分別處理：
（一）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的，以判決、裁定方式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決、裁定；
（二）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錯誤或者適用法律錯誤的，以判決、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銷或者變更；
（三）原判決認定基本事實不清的，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或者查清事實後改判；
（四）原判決遺漏當事人或者違法缺席判決等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
原審人民法院對發回重審的案件作出判決後，當事人提起上訴的，第二審人民法院不得再次發回重審。
㈤ 法院變賣不成功怎麼辦
將拍賣物作價交申請執行人或者其他執行債權人抵債。
《人民法院民事執行中拍賣、變賣財產的規定》：
第二十七條對於第二次拍賣仍流拍的動產，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本規定第十九條的規定將其作價交申請執行人或者其他執行債權人抵債。申請執行人或者其他執行債權人拒絕接受或者依法不能交付其抵債的，人民法院應當解除查封、扣押，並將該動產退還被執行人。
第二十八條對於第二次拍賣仍流拍的不動產或者其他財產權，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本規定第十九條的規定將其作價交申請執行人或者其他執行債權人抵債。申請執行人或者其他執行債權人拒絕接受或者依法不能交付其抵債的，應當在六十日內進行第三次拍賣。
第三次拍賣流拍且申請執行人或者其他執行債權人拒絕接受或者依法不能接受該不動產或者其他財產權抵債的，人民法院應當於第三次拍賣終結之日起七日內發出變賣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內沒有買受人願意以第三次拍賣的保留價買受該財產，且申請執行人、其他執行債權人仍不表示接受該財產抵債的，應當解除查封、凍結，將該財產退還被執行人，但對該財產可以採取其他執行措施的除外。
(5)民事訴訟法492條解釋擴展閱讀
《人民法院民事執行中拍賣、變賣財產的規定》：
第三十條人民法院裁定拍賣成交或者以流拍的財產抵債後，除有依法不能移交的情形外，應當於裁定送達後十五日內，將拍賣的財產移交買受人或者承受人。被執行人或者第三人佔有拍賣財產應當移交而拒不移交的，強制執行。
第三十一條拍賣財產上原有的擔保物權及其他優先受償權，因拍賣而消滅，拍賣所得價款，應當優先清償擔保物權人及其他優先受償權人的債權，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
拍賣財產上原有的租賃權及其他用益物權，不因拍賣而消滅，但該權利繼續存在於拍賣財產上，對在先的擔保物權或者其他優先受償權的實現有影響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將其除去後進行拍賣。
第三十二條拍賣成交的，拍賣機構可以按照下列比例向買受人收取傭金：
拍賣成交價200萬元以下的，收取傭金的比例不得超過5%；超過200萬元至1000萬元的部分，不得超過3%；超過1000萬元至5000萬元的部分，不得超過2%；超過5000萬元至1億元的部分，不得超過1%；超過1億元的部分，不得超過0.5%。
採取公開招標方式確定拍賣機構的，按照中標方案確定的數額收取傭金。
拍賣未成交或者非因拍賣機構的原因撤回拍賣委託的，拍賣機構為本次拍賣已經支出的合理費用，應當由被執行人負擔。
㈥ 中日企業文化比較研究及其啟示
立中小企業的法律地位外，還頒布了一些臨時、個別的為促進某一方面企業發展和採取某種措施而制定的「促進法」、「振興法」、「助成法」、「特別措施法」、「臨時措施法」等等。如《企業合理化促進法》（1952年）、《中小企業現代化資金助成法》（1961年）、《零售商業調整特別措施法》（1959年）、《穩定特定不景氣行業臨時措施法》（1978年）等，從扶持、促進企業發展等方面對搞活企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立法僅僅是一個方面，執法才是關鍵。日本的企業法大約有85%是由執行部門起草的，官員草擬法案前先和企業代表及大眾商議，商議的方法有非方式的聚會，或是由各個部門召開正式的咨詢會議。由企業代表、研究機構專家及公益團體會員組成的各種咨詢會議在日本多達數百個。經過多方面的協商，獲得通過的政策或法律往往較容易執行，因為立法過程實質上就是企業界與政府間信息和觀點交流的過程。中國的企業法在起草時也進行了調查研究，但要更好地貫徹執行企業法，增強企業活力，仍需進一步努力。
三、增強企業活力的政策措施
增強企業活力是一項綜合性的社會工程，要全社會各個部門共同努力，不僅要有法律性的措施促進和保護，而且還需要有政策性的措施引導。法律性的措施和政策性的措施兩者也不是絕然分開的，兩者從不同的角度和層次共同起作用。法律往往是由成熟了的政策轉變而來，政策為法律實施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中國在頒布一系列企業法的同時，國務院還制定了一些政策措施，對搞活企業起到了保證和促進作用。全民所有制企業兩權分離，從政策上規定了以經營責任制、承包制、租賃制以及試行中的股份制等形式，著重從轉換企業經營機制方面著手。為了給企業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中共中央於1991年9月專門召開了關於當前經濟形勢和進一步搞好國營大中型企業的問題的中央工作會議，分析了搞好國營大中型企業的內、外部因素，制定了20條措施，其中有12條措施就是為改善企業外部環境的；（1）適當增加企業技術改造的投入；（2）酌情減少部分企業的指令性計劃任務，擴大其產品自銷權；（3）適當提高部分企業的折舊率，逐步完善折舊制度；（4）適當增加新產品的開發基金；（5）補充一些企業的自有流動資金；（6）適當降低貸款利率；（7）給予部分企業外貿自主權；（8）進一步做好全民所有制大中型骨幹企業的「雙保」工作（即國家保證企業生產經營條件，企業保證完成國家計劃任務）；（9）繼續抓緊清理「三角債」；（10）進一步做好組建大型企業集團的試點工作；（11）治理「三亂」，切實減輕企業的負擔；（12）降低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的所得稅率。這12條措施集中到一點，就是為企業轉換經營機制創造條件，提供服務，除了改善外部條件的12條措施外，國務院還提出了搞活企業從企業內部方面著手的8條措施：（1）堅持完善承包經營責任制；（2）繼續貫徹《企業法》，健全企業內部領導體制；（3）積極推進勞動工資制度改革；（4）把國營大中型企業推向市場；（5）進一步加快技術進步；（6）堅持從嚴治廠，加強企業內部管理；（7）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8）切實加強對國營大中型企業的領導。
國務院還專門發出通知，將1991年定為「質量、品種、效益年」，進行了「打假捉劣」的「中國質量萬里行」活動；轉變政府的管理職能，消除不必要的行政干預。此外，為了減輕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的負擔，勞動部提出，對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要根據其需要及時輸送合格的勞動者，採取其他措施安排城鎮勞動力和企業待業人員就業，不再向企業「塞人」。
始於八十年代初的我國股份制企業，目前已有3220家（不含鄉鎮企業中的股份合作制和中外合資、國內聯營企業），其中企業間法人持股和內部職工持股的試點企業約占股份制企業總數的95%以上。⒁目前我國的股份制企業，大體有四種類型：法人持股的股份制企業；企業內部職工持股的股份制企業；向社會公開發行股票，但股票不上市交易的股份制企業；向社會公開發行股票，股票上市交易的股份制企業。這四類股份制企業各有特點，各地主要進行第一和第二類股份制企業的組建和試點，第三類只限於廣東、福建、海南三省，第四類則只限於上海和深圳兩市。在《公司法》、《證券法》、《證券交易法》等有關法規一時不具備出台條件的情況下，國務院有關部門於1992年陸續頒布了一整套政策性的文件。全套政策、法規由三個層次共15個文件組成：第一層次，是由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等部門聯合頒布的《股份制企業試點辦法》（1992年5月15日），對股份制企業試行的目的、原則、組織形式、股權設置等作出了規定，確立股份制企業組建和試點的指導思想。第二層次，是國家體改委制定的《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意見》（1992年5月15日），是關於公司的法規性文件。第三個層次，是關於股份制宏觀管理、會計制度、勞動工資管理、稅收問題、審計、財務管理、國有資產管理、工商登記等12個方面的暫行規定和有關制度。另外，國務院有關部門下發了一些配套的政策文件，為企業股份制的試行提供了保障。中央、國務院於1992年6月16日作出了《關於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也為發展第三產業的股份制企業提供了依據。
日本政府把由產業扶持政策、產業調整政策、產業技術政策、產業保護政策和產業組織的產業政策與有關的經濟計劃結合，保進企業的振興。
1949年，以編制特別會計預算方式的平衡，全面廢止政府補貼、全面停止復興金融公庫的貸出活動、確定一美元兌360日元的固定匯率為目的的「道奇計劃」，以及盡快制定穩定財政、金融、物價和工資、最大限度提高出口的產量等措施的「經濟安定九原則」實施，使戰後持續不斷的通貨膨脹大體上得到了控制。《中小企業診斷制度》（1948年）是政府為指導中小企業提高管理水平和有效運用設備、資金等而制定的。政府根據企業提出的申請，從各種角度就企業的現場設備、生產方法、技術、產品、質量、成本、經營方針、經營內容等加以調查和「診斷」，提出有益於改善技術與經營的勸告，必要時給予指導。由於「診斷」效果顯著，接受診斷的企業不斷增多。政府除了通過「診斷」來協助改善中小企業的經營管理，並從財政金融方面加以政策扶持外，還通過淘汰、合並和「系列化」對企業進行整頓，以確保增強大部分企業的活力。
五十年代始，鋼鐵、煤碳、電力、合成纖維等部門正為其部門合理化而進行設備投資，政府先後制定了《關於我國產業合理化的方針政策》（1951年）、《鋼鐵工業和煤碳工業的合理化政策綱要》（1958年）。1955年，政府運用對重要機械和合理化機械實行特別折舊、對重要產品免稅、對重要機械的進口免徵關稅等特別措施，推行產業合理化以求搞活企業。1953年又制定了扶持合成纖維產業的五年計劃，1955年7月制定出對石油化工部門的扶持政策。
七十年代起，由於中東戰爭使石油價格提高，使日本工業布局的不合理而造成地區工業發展不平衡，以及日本發展中長期積累而得不到解決的矛盾開始激化、表面化，這給日本經濟和企業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影響。政府為此開始轉向引導企業發展那些能夠抵擋資源沖擊、適應性強、技術性高、能源消耗小的知識密集型產業。政府在增加對國內知識密集型產業投資的同時，指導企業將公害大、耗能多的企業轉向海外，並要求節省能源和資源。《省能源政策基本方向的規定》（通產省1974年公布）、《特定不景氣地區中小企業對策臨時措施法》（1978年）、《特定不景氣產業穩定臨時措施法》（1979年）等的頒布實施，就是為了推行該政策所採取的措施。通過國家強制手斷實施的不景氣對策措施，引導和協助企業擺脫了困難，從政策上為搞活企業提供了保證，也為日本經濟朝加工業、輕工業方面發展創造了條件。從日本主要出口產品的變化可見其產業政策轉變的一斑：六十年代出口產品為鋼鐵、化纖和機械；七十年代為汽車；八十年代初、中期為家電；八十年代後期為計算機、新材料等高技術產品。知識密集型產業下策遭到了靠重工業，化工業發家的壟斷資本集團的強烈反對，大量的投資導致了通貨膨脹，知識密集型產業使大量勞動者失業，等等。這一切說明：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產業政策和其他政策一樣，是隨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而產生，這些政策既解決了一些矛盾，在某種程度上增強了企業的活力，但又形成了一些更難以解決的新矛盾。資本主義社會無法從根本上根治它經濟上的弊病。
四、企業增強活力的經營管理措施
企業立法和制定相關的政策措施，為搞活企業提供了好的外部環境。企業能否增強活力，關鍵還在於其內因——企業依據法律和政策所進行的經營管理活動。國家今後將只對核電、鐵路干線、郵電通信、糧食、石油等少數行業企業和產品經營和管理，而對於一般企業則完全由企業自主經營。
中國的企業在改革開放後就花大力氣進行內部整頓，廣泛地考察和學習世界各國包括日本的企業管理制度。依據企業法和有關搞活企業的政策，企業從以下幾方面著手搞好管理：（1）在觀念上：摒棄過去完全靠國家計劃的「產品經濟」觀念，樹立起自主經營的「市場經濟」觀念；摒棄「大而全」的封閉、分割觀念，樹立起多層次、全方位開放的觀念。（2）在內部領導體制方面：逐步完善和發展「發揮黨組織的政治核心作用、堅持和完善廠長負責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企業新型內部領導體制。（3）在企業資產管理方面：進一步建立起反映資產經營成果的指標體系，完善激勵、風險、強化約束等機制，切實搞活經營。（4）在資金方面：開展挖潛革新、開源節流、嚴抓產品質量等活動。（5）在職工地位方面：保障工人階級主人翁的地位，解決好企業與職工的關系，提高幹部職工的素質，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6）在人員管理和工資管理方面：逐步形成企業「幹部能上能下，職工能進能出，工資能升能降」的機制。
目前，全國已有18.4萬個企業單位建立了廠、車間、班組三級民主管理制度，⒂為加強企業的內部管理、搞活企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近年來以美國為代表的各國學者對日本企業充滿活力的原因展開了研究，大多歸結為「日本式的經營」。這一結論盡管不夠全面，但也說明了日本企業的管理制度是頗具特色的。
終身僱傭制、年功序列工資制、企業內工會制被稱之為日本企業管理制度的核心或「三大法寶」。（1）終身僱傭制。這是勞資之間一種不成文的默契。職工一般都下決心在企業干一輩子，無特殊原因決不會中途離此而他就；僱主招工後不會輕易解僱，即使在經濟極度困難時也盡量說服僱工共同渡過難關，把解僱面縮小到最低限度。但現在企業中年輕人「跳槽」的現象增多，使傳統的終身僱傭制受到了一定的沖擊。（2）年功序列工資制。即職工的工資隨年齡的增長和在一個企業里連續工作時間的延長而逐年增加。而且年齡和工齡在學歷、能力和貢獻相差不大的情況下，就成為了決定職務提升的重要依據。（3）企業內工會制。本企業的正式職工（被解僱、退職和離職者均失去工會會員資格）無論何工種均混編在一起，工會享有充分獨立的自主權。「三大法寶」使得企業有穩定的熟練工人，也培育了員工們的「歸屬意識」和「忠誠心」，工會在「勞資命運共同體」思想的指導下，把維護本企業的利益奉為最高原則，從而使得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生產管理制度、工藝流程和新的自動化機器都比較容易在日本企業中實行使用並推廣。例如1931年美國人始創的「質量管理」（Quality Control）制度，六十年代移植到日本後發展成為不僅包括從產品的生產到銷售的全過程，而且囊括計劃、開發、總務等各個部門的「全面質量管理」（Total Quality Control,TQC）制度。此外，企業的決策、執行機構的統一以及「U型決策方式」（卻企業最高領導者提出戰略性的大方向，讓下級進行討論，並將方案順次地收集到上級組織中，最後由最高領導者批准或決定這一方案），也起到積極的作用。職工在參與「TQC」或「U型決策」活動時最無償的，完全憑積極性和首創精神把質量關和成本關，自覺地獻計獻策，為生產作出貢獻。
「提高勞動者的紀律、工作技能、效率、勞動強度，改善勞動組織」是提高勞動生產率、搞活企業的條件，「也是發展經濟的條件」⒃。資本主義的企業管理制度，「一方面是資產階級剝削的最巧妙的殘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豐富的科學成就。」⒄日本企業管理制度中的「TQC」活動和「U型決策方式」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事實上很多企業採取這些方法已取得了成效。其企業決策機構和執行機構的統一，也可借鑒。但日本企業的每年春季為增加工資的勞資之間展開的「春季斗爭」，也反映了日本企業與工人的根本矛盾。中國全民所有制企業有其特殊的情況，因而內部實行的是廠長、職代會、黨委各司其職又相互配合的領導體制，對於存在諸如承包的短期行為、廠長權力得不到根本落實、管理人員素質低等影響增強企業活力的因系，通過改革、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學習別人好的經驗和做法，是完全可以解決的。
增強企業活力是一項社會的系統工程，僅靠一個方面、一兩部法律是遠遠不夠的。必須確立企業的法律地位，以法律的、政策的措施為增強企業活力創造條件，企業本身也要逐步完善經營管理制度。
四、健全企業約束機制的法律措施比較
企業要取得預期的經濟效益，在市場中立於不敗之地，就必須進行競爭、聯合，與其他經濟主體發生合同關系。由於企業是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一種經濟組織，是在生產經營活動中享有一定權利、承擔一定義務的經濟法律關系的主體，它往往從其自身經濟利益這一角度出發去開展經營管理活動。而政府則是從整體利益方面來考慮問題的，因而在管理和干預經濟時，對企業的行為就要進行必要的法律約束，以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促進經濟發展。對企業的約束機制一般由確定企業的義務、完善企業的管理體制等方面有機組成。
一、企業的義務
在中國，企業一經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核准登記成立，領有《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即具法人資格，在享受權利的同時還須承擔相應的義務。（1）企業對國家應盡的義務：保護國家財產不受侵犯，有效地利用並使之增值，自負盈虧；完成國家規定的社會公益目標或者生產指令性計劃產品；保障國家固定資產的正常維修、改進和更新設備；依法上交利潤和交綱稅金；遵守有關財務、勞動工資及物價管理等方面的規定，接受有關部門的監督。（2）企業對社會應盡的義務：保證產品和服務質量、對消費者和用戶負責；搞好環境污染的防治工作，講求社會效益和環境經濟效益。（3）企業對職工應盡的義務：維護生產秩序，搞好勞保工作；改善職工的生活條件；加強政治思想、法制、國防、科學文化教育和業務培訓，提高職工隊伍的素質；支持和獎勵職工的科研、發明、技術革新、合理化建議和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活動。其他不同所有制的企業，依法也應承擔相應的義務。
企業如果不履行企業法中規定的義務，或者違反其他有關的法律規定，它將受到法律的制裁（即承擔違反法律的責任），主要方式有：（1）民事責任。包括賠償、支付違約金等。（2）行政法律責任。包括行政處分和行政經濟處罰等。（3）直接責任者的刑事法律責任。
在日本，企業作為經濟活動的主體，在享受法律所賦予的權利同時也應承擔相應的義務。一般地，企業法中多以扶持、鼓勵企業的發展為內容；而在民法等中則有罰則的規定。企業除了遵守國家的法律、法令以及依法納稅義務外，根據不同的情況還應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和法律責任。近來年圍繞公害、環境污梁和物價濫漲以及石油危機等問題，不少學者提出了企業的社會性責任的主張。就法律上的企業責任而言，主要有：（1）企業的民事責任。它包括了民法中的民事責任，如侵權行為責任或合同責任；商法中的民事責任；公司法中關於經營者的民事責任；經濟法中的民事責任等。（2）企業的行政責任。如商法規定行政機關對企業干預時可採取向法律提出請求，法院依據該請求發出解散令。（3）企業的刑事責任。如商法中對經濟管理人員的罰則，發起人、董事等的特別瀆職罪（商法第486條）、超量發行罪（商法第492條）等等。
二、完善企業管理體制的措施
對企業的管理，既有約束、監督的一面，也有支持和服務的一面。是兩者的有機結合。
新中國成立後，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32條的規定：「在國家經營的企業中，目前時期應實行工人參加生產管理的制度，即建立在廠長之下的工廠管理委員會。」國家經濟機關通過對廠長的委派來實施對企業生產行政工作的管理。之後由於歷史的原因，曾實行過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和職工代表大會制、「革命委員會」的一元化領導等，直至粉碎「四人幫」後才恢復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和職工代表大會制。從1980年始在少數企業開始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以後在《廠長工作條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中加以規定。目前已初步形成了「發揮黨組織的政治核心作用、堅持和完善廠長負責制、全心全意靠工人階級」的企業內部管理體制。
國家對企業的管理，特別是對全民所有制企業的管理，已從過去的直接插手其經營到依照政企職責分開的原則，政府對企業進行協凋、監督和管理，為企業提供服務。對全民所有制企業的財產，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企業財產的所有權。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在分別行使對企業考核、審查、審計，決定或批准企業的資產經營形式和設立、合並、分立、終止、拍賣和批准企業的被兼並和破產申請，決定或批准企業廠長的任免和獎懲等職責。同時，政府還採取一定的措施轉變管理職能，為企業提供服務。
國家對集體所有制企業、鄉鎮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和私營企業的管理是多方面的。除了上級主管部門對企業的指導、監督、檢查等行政管理外，有關部門也依法對其行使產品質量、商標、物價、計量、稅收、勞動、外匯、廣告、衛生、環保等方面的管理。同時各地區的企業協會或組織，或者按行業組織的企業聯合會也進行著必要的服務和管理。
長期以來，由於盲目上馬、重復建設，加上企業的技術設備落後，經營管理混亂，造成了產品的大量積壓，連年虧損，使一些企業陷進困境，不但使國家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也使國家的資產不斷地被蠶食。為了打破以前那種「要活活不好，要死死不了」的僵持狀態，除企業自行決定外，國家對長期虧損而又扭虧無望的企業實行關停並轉。這是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建立企業優勝劣汰的機制，加快產品結構和企業組織結構調整，進一步搞好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的一項重要措施，也體現了國家對企業實施管理。
金澤良雄指出：「對企業的國家管理，是以國家的權力，全面地限制（或約束）私人企業活動，從而使其服從於國家一定目的所採取的企業約束措施。」⒅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日本對企業曾實行國有化或對企業設備徵用。而以後則以綜合性的限制來實施國家的管理，以保證經濟的順利發展。戰後，日本的企業在實現經濟管理現代化過程中，為了適應現代化生產的需要，普遍實行了經營管理體制的改革，採取了分權經營原則，即大企業將經營權層層「下放」，賦予基層企業以一定的主動權，以期實現經營的靈活性和主動性。
日本政府對企業的管理具體通過以下三種方式來實現：（1）自由控制。政府授權私人企業自己去完成發展目標，同時實行自我管理。（2）國家統制。在國家的監督指導下企業的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國家的目標優於企業的目標，企業服從國家之需要。這種方式主要體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公營企業。（3）官民協調。這種方式是自由控制和國家統制相結合的折衷，企業自己掌握著所有權與經營權，而政府仍然對企業有一定的決策權和影響力。政府在制定有關的企業法或經濟政策、計劃前，採取多種形式徵求企業的意見，在官民協調之中實施政府對企業的管理。另外，如貿易振興會、經濟團體聯合會、行業聯合會等許多私人或半官方機構也分擔一部分政府對企業管理的職能。政府各職能部門如海關、財政等對企業也實施有效的管理。
三、企業經營活動的約束措施
企業對外的經營活動主要體現在競爭、聯合及合同關系方面。政府一方面鼓勵企業正當的競爭和聯合，另一方面又依法對企業不正當的競爭和龍斷性的聯合加以限制和制止，以求建立一個公平競爭的經濟秩序。中國和日本兩國根據自己的特點，對企業加以必要的限制，以健全企業約束機制，在具體措施中既有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的一些共同之處，又有各自的特點。
改革開放後，中國從過去的產品經濟逐漸向市場經濟過渡，但社會主義性質決定了它是一種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企業處於這樣一種經濟體制中，既要競爭，又要聯合，要與其他企業發生各種各樣的合同關系。不講競爭體現不出市場經濟的規律，否定聯合則也不符合社會主義的要求，沒有合同關系就無法使企業與其他的經濟主體發生商品經濟關系。因而社會主義國家企業之間的競爭，是在公有制基礎上、在國家法律之下、帶有協作性的競爭。企業在具體的經營過程中受一定的約束是必要的。
中國目前雖然沒有一部統一的禁止壟斷法或反不正當競爭法，但從現有的法律來看，對不正當競爭的限制已有了一些規定，並將逐步完善起來。《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和《技術合同法》的相繼頒布實施，還有一系列合同條例及關於清理整頓公司的決定。另外，《商標法》、《專利法》及有關廣告、物價、衛生等管理條例都對不正當競爭、壟斷性聯合、不正當的經營活動作了限制性的規定。
如果企業資不抵債，不能清償到期的債務，為使債權人得到清償，使無能力的企業退出競爭市場，中國還建立起了相應的企業破產制度。雖然1986年頒布的破產法只適用於全民所有制企業，但它體現了破產還債、破產淘汰的特點，也是從最後的措施上對企業的經營、競爭作了約束和限制。依《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其他所有制企業法人因嚴重虧損，無力清償到期債務，債權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宣告債務人破產還債，債務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宣告破產還債。
被稱之為日本經濟憲法的《禁止壟斷法》頒布於1947年，它在日本的經濟法體系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戰後，美國認為以四大家族血緣關系為中心而形成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四大財閥通過控股公司等各種手段控制了日本全部企業的四分之一，是日本實施侵略計劃的經濟基礎，因而採取了解散財閥的措施。1947年以美國反托拉斯法為藍本頒布了《禁止壟斷法》，並參照美國的聯邦交易委員會而成立了日本的公正交易委員會來監督實施該法。針對四大財閥以外的一些大企業，日本還頒布了《經濟力量過度集中排除法》，對一些大企業實行分割措施。早在1934年，日本就頒布有《不正當競爭防止法》。因為當時日本參加了《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依公約之要求，公約的參加國應制定反對不正當競爭的法律，所以該法的范圍較窄，僅針對侵犯工業產權行為的限制。1956年為了防止大企業憑借經濟實力以不按期支付加工費、修理費等，故意壓價、任意中斷承包關系等形式欺負下承包的中小企業，為維護公平競爭而頒布了《下請代金支付延遲等防止法》。1962年為了制止企業以贈送禮品、發彩票、對商品質量或效用作誇大宣傳和虛假表示等手段進行不正當競爭，頒布了《不當贈品與不正當表示防止法》。
日本的競爭法體系中，《禁止壟斷法》是中心，其目的是禁止私人壟斷、不正當地限制交易和不公平的交易方法，防止事業支配力量的過度集中，排除以聯合、協定的方式對生產、銷售、價格和技術不正當的限制以及其他一切對事業活動的不正當約束，從而達到促進公平、自由的競爭，使國民經濟發展。
為了對公司經營活動進行必要限制，除《日本商法典》第二編作了原則性規定外，1938年制定了《有限公司法》。1922年的《破產法》歷經十四次的修改，同時還有與之相配套的《和議法》（1922年）和《公司更生法》（1952年）。還有1946年頒布、為了禁止超過政府規定價格的買賣、禁止不正當高價和暴利行為的《物價統制令》，另外還有1959年的《商標法》、《專利法》和《廣告法》等等。
對於競爭秩序的維持，除了公正交易委員會執行有關法規之外，有關行業的企業協會也組織全行業或該地區行業參加，依據有關法律制定出本行業的公正競爭規約，報公正交易委員會認可後即成為參加企業共同遵守的准則。這種自我約束和自我管理的做法，是對政府管理企業的一種補充，也是企業貫徹執行競爭法規、遵守正當競爭秩序的體現。
五、中日企業立法比較研究得出的啟示
中日社會制度、國情及企業的具體情況不同，兩國的企業立法各有所長和不足，相互間不能單純地移植和全盤照搬。但我們可以在分析比較的基礎上學習、借鑒對我們有用的好做法，總結自己的立法經驗和提高立法水平。綜觀中日企業立法的經驗教訓，可以得出以下幾點啟示。
一、經濟發展需要完善的企業立法
經濟的發展，客觀要求企業有生產、經營、發展的條件和可能，在社會上得到承認，在法律中得到保護。因此，企業的法律地位需要確立、權益需要法律保護，而國家則要以法律的手段來引導和管理企業。當今，企業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國家工業經濟的發展程度。
隨著全民所有制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承包經營、租賃經營、股份制等新形式的出現，不斷深化的經濟體制改革迫切需要適應時代要求、較為完善的企業立法，以鞏固改革的成果。以《全民
㈦ 如何理解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492條強制管理規定
第三百零三條 第三人提起撤銷之訴後，未中止生效判決、裁定、調解書執行的，執行法院內對第三人依照容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七條規定提出的執行異議，應予審查。
第三人不服駁回執行異議裁定，申請對原判決、裁定、調解書再審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
㈧ 現代中國企業的特點和分類
立中小企業的法律地位外，還頒布了一些臨時、個別的為促進某一方面企業發展和採取某種措施而制定的「促進法」、「振興法」、「助成法」、「特別措施法」、「臨時措施法」等等。如《企業合理化促進法》（1952年）、《中小企業現代化資金助成法》（1961年）、《零售商業調整特別措施法》（1959年）、《穩定特定不景氣行業臨時措施法》（1978年）等，從扶持、促進企業發展等方面對搞活企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立法僅僅是一個方面，執法才是關鍵。日本的企業法大約有85%是由執行部門起草的，官員草擬法案前先和企業代表及大眾商議，商議的方法有非方式的聚會，或是由各個部門召開正式的咨詢會議。由企業代表、研究機構專家及公益團體會員組成的各種咨詢會議在日本多達數百個。經過多方面的協商，獲得通過的政策或法律往往較容易執行，因為立法過程實質上就是企業界與政府間信息和觀點交流的過程。中國的企業法在起草時也進行了調查研究，但要更好地貫徹執行企業法，增強企業活力，仍需進一步努力。
三、增強企業活力的政策措施
增強企業活力是一項綜合性的社會工程，要全社會各個部門共同努力，不僅要有法律性的措施促進和保護，而且還需要有政策性的措施引導。法律性的措施和政策性的措施兩者也不是絕然分開的，兩者從不同的角度和層次共同起作用。法律往往是由成熟了的政策轉變而來，政策為法律實施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中國在頒布一系列企業法的同時，國務院還制定了一些政策措施，對搞活企業起到了保證和促進作用。全民所有制企業兩權分離，從政策上規定了以經營責任制、承包制、租賃制以及試行中的股份制等形式，著重從轉換企業經營機制方面著手。為了給企業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中共中央於1991年9月專門召開了關於當前經濟形勢和進一步搞好國營大中型企業的問題的中央工作會議，分析了搞好國營大中型企業的內、外部因素，制定了20條措施，其中有12條措施就是為改善企業外部環境的；（1）適當增加企業技術改造的投入；（2）酌情減少部分企業的指令性計劃任務，擴大其產品自銷權；（3）適當提高部分企業的折舊率，逐步完善折舊制度；（4）適當增加新產品的開發基金；（5）補充一些企業的自有流動資金；（6）適當降低貸款利率；（7）給予部分企業外貿自主權；（8）進一步做好全民所有制大中型骨幹企業的「雙保」工作（即國家保證企業生產經營條件，企業保證完成國家計劃任務）；（9）繼續抓緊清理「三角債」；（10）進一步做好組建大型企業集團的試點工作；（11）治理「三亂」，切實減輕企業的負擔；（12）降低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的所得稅率。這12條措施集中到一點，就是為企業轉換經營機制創造條件，提供服務，除了改善外部條件的12條措施外，國務院還提出了搞活企業從企業內部方面著手的8條措施：（1）堅持完善承包經營責任制；（2）繼續貫徹《企業法》，健全企業內部領導體制；（3）積極推進勞動工資制度改革；（4）把國營大中型企業推向市場；（5）進一步加快技術進步；（6）堅持從嚴治廠，加強企業內部管理；（7）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8）切實加強對國營大中型企業的領導。
國務院還專門發出通知，將1991年定為「質量、品種、效益年」，進行了「打假捉劣」的「中國質量萬里行」活動；轉變政府的管理職能，消除不必要的行政干預。此外，為了減輕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的負擔，勞動部提出，對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要根據其需要及時輸送合格的勞動者，採取其他措施安排城鎮勞動力和企業待業人員就業，不再向企業「塞人」。
始於八十年代初的我國股份制企業，目前已有3220家（不含鄉鎮企業中的股份合作制和中外合資、國內聯營企業），其中企業間法人持股和內部職工持股的試點企業約占股份制企業總數的95%以上。⒁目前我國的股份制企業，大體有四種類型：法人持股的股份制企業；企業內部職工持股的股份制企業；向社會公開發行股票，但股票不上市交易的股份制企業；向社會公開發行股票，股票上市交易的股份制企業。這四類股份制企業各有特點，各地主要進行第一和第二類股份制企業的組建和試點，第三類只限於廣東、福建、海南三省，第四類則只限於上海和深圳兩市。在《公司法》、《證券法》、《證券交易法》等有關法規一時不具備出台條件的情況下，國務院有關部門於1992年陸續頒布了一整套政策性的文件。全套政策、法規由三個層次共15個文件組成：第一層次，是由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等部門聯合頒布的《股份制企業試點辦法》（1992年5月15日），對股份制企業試行的目的、原則、組織形式、股權設置等作出了規定，確立股份制企業組建和試點的指導思想。第二層次，是國家體改委制定的《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意見》（1992年5月15日），是關於公司的法規性文件。第三個層次，是關於股份制宏觀管理、會計制度、勞動工資管理、稅收問題、審計、財務管理、國有資產管理、工商登記等12個方面的暫行規定和有關制度。另外，國務院有關部門下發了一些配套的政策文件，為企業股份制的試行提供了保障。中央、國務院於1992年6月16日作出了《關於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也為發展第三產業的股份制企業提供了依據。
日本政府把由產業扶持政策、產業調整政策、產業技術政策、產業保護政策和產業組織的產業政策與有關的經濟計劃結合，保進企業的振興。
1949年，以編制特別會計預算方式的平衡，全面廢止政府補貼、全面停止復興金融公庫的貸出活動、確定一美元兌360日元的固定匯率為目的的「道奇計劃」，以及盡快制定穩定財政、金融、物價和工資、最大限度提高出口的產量等措施的「經濟安定九原則」實施，使戰後持續不斷的通貨膨脹大體上得到了控制。《中小企業診斷制度》（1948年）是政府為指導中小企業提高管理水平和有效運用設備、資金等而制定的。政府根據企業提出的申請，從各種角度就企業的現場設備、生產方法、技術、產品、質量、成本、經營方針、經營內容等加以調查和「診斷」，提出有益於改善技術與經營的勸告，必要時給予指導。由於「診斷」效果顯著，接受診斷的企業不斷增多。政府除了通過「診斷」來協助改善中小企業的經營管理，並從財政金融方面加以政策扶持外，還通過淘汰、合並和「系列化」對企業進行整頓，以確保增強大部分企業的活力。
五十年代始，鋼鐵、煤碳、電力、合成纖維等部門正為其部門合理化而進行設備投資，政府先後制定了《關於我國產業合理化的方針政策》（1951年）、《鋼鐵工業和煤碳工業的合理化政策綱要》（1958年）。1955年，政府運用對重要機械和合理化機械實行特別折舊、對重要產品免稅、對重要機械的進口免徵關稅等特別措施，推行產業合理化以求搞活企業。1953年又制定了扶持合成纖維產業的五年計劃，1955年7月制定出對石油化工部門的扶持政策。
七十年代起，由於中東戰爭使石油價格提高，使日本工業布局的不合理而造成地區工業發展不平衡，以及日本發展中長期積累而得不到解決的矛盾開始激化、表面化，這給日本經濟和企業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影響。政府為此開始轉向引導企業發展那些能夠抵擋資源沖擊、適應性強、技術性高、能源消耗小的知識密集型產業。政府在增加對國內知識密集型產業投資的同時，指導企業將公害大、耗能多的企業轉向海外，並要求節省能源和資源。《省能源政策基本方向的規定》（通產省1974年公布）、《特定不景氣地區中小企業對策臨時措施法》（1978年）、《特定不景氣產業穩定臨時措施法》（1979年）等的頒布實施，就是為了推行該政策所採取的措施。通過國家強制手斷實施的不景氣對策措施，引導和協助企業擺脫了困難，從政策上為搞活企業提供了保證，也為日本經濟朝加工業、輕工業方面發展創造了條件。從日本主要出口產品的變化可見其產業政策轉變的一斑：六十年代出口產品為鋼鐵、化纖和機械；七十年代為汽車；八十年代初、中期為家電；八十年代後期為計算機、新材料等高技術產品。知識密集型產業下策遭到了靠重工業，化工業發家的壟斷資本集團的強烈反對，大量的投資導致了通貨膨脹，知識密集型產業使大量勞動者失業，等等。這一切說明：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產業政策和其他政策一樣，是隨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而產生，這些政策既解決了一些矛盾，在某種程度上增強了企業的活力，但又形成了一些更難以解決的新矛盾。資本主義社會無法從根本上根治它經濟上的弊病。
四、企業增強活力的經營管理措施
企業立法和制定相關的政策措施，為搞活企業提供了好的外部環境。企業能否增強活力，關鍵還在於其內因——企業依據法律和政策所進行的經營管理活動。國家今後將只對核電、鐵路干線、郵電通信、糧食、石油等少數行業企業和產品經營和管理，而對於一般企業則完全由企業自主經營。
中國的企業在改革開放後就花大力氣進行內部整頓，廣泛地考察和學習世界各國包括日本的企業管理制度。依據企業法和有關搞活企業的政策，企業從以下幾方面著手搞好管理：（1）在觀念上：摒棄過去完全靠國家計劃的「產品經濟」觀念，樹立起自主經營的「市場經濟」觀念；摒棄「大而全」的封閉、分割觀念，樹立起多層次、全方位開放的觀念。（2）在內部領導體制方面：逐步完善和發展「發揮黨組織的政治核心作用、堅持和完善廠長負責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企業新型內部領導體制。（3）在企業資產管理方面：進一步建立起反映資產經營成果的指標體系，完善激勵、風險、強化約束等機制，切實搞活經營。（4）在資金方面：開展挖潛革新、開源節流、嚴抓產品質量等活動。（5）在職工地位方面：保障工人階級主人翁的地位，解決好企業與職工的關系，提高幹部職工的素質，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6）在人員管理和工資管理方面：逐步形成企業「幹部能上能下，職工能進能出，工資能升能降」的機制。
目前，全國已有18.4萬個企業單位建立了廠、車間、班組三級民主管理制度，⒂為加強企業的內部管理、搞活企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近年來以美國為代表的各國學者對日本企業充滿活力的原因展開了研究，大多歸結為「日本式的經營」。這一結論盡管不夠全面，但也說明了日本企業的管理制度是頗具特色的。
終身僱傭制、年功序列工資制、企業內工會制被稱之為日本企業管理制度的核心或「三大法寶」。（1）終身僱傭制。這是勞資之間一種不成文的默契。職工一般都下決心在企業干一輩子，無特殊原因決不會中途離此而他就；僱主招工後不會輕易解僱，即使在經濟極度困難時也盡量說服僱工共同渡過難關，把解僱面縮小到最低限度。但現在企業中年輕人「跳槽」的現象增多，使傳統的終身僱傭制受到了一定的沖擊。（2）年功序列工資制。即職工的工資隨年齡的增長和在一個企業里連續工作時間的延長而逐年增加。而且年齡和工齡在學歷、能力和貢獻相差不大的情況下，就成為了決定職務提升的重要依據。（3）企業內工會制。本企業的正式職工（被解僱、退職和離職者均失去工會會員資格）無論何工種均混編在一起，工會享有充分獨立的自主權。「三大法寶」使得企業有穩定的熟練工人，也培育了員工們的「歸屬意識」和「忠誠心」，工會在「勞資命運共同體」思想的指導下，把維護本企業的利益奉為最高原則，從而使得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生產管理制度、工藝流程和新的自動化機器都比較容易在日本企業中實行使用並推廣。例如1931年美國人始創的「質量管理」（Quality Control）制度，六十年代移植到日本後發展成為不僅包括從產品的生產到銷售的全過程，而且囊括計劃、開發、總務等各個部門的「全面質量管理」（Total Quality Control,TQC）制度。此外，企業的決策、執行機構的統一以及「U型決策方式」（卻企業最高領導者提出戰略性的大方向，讓下級進行討論，並將方案順次地收集到上級組織中，最後由最高領導者批准或決定這一方案），也起到積極的作用。職工在參與「TQC」或「U型決策」活動時最無償的，完全憑積極性和首創精神把質量關和成本關，自覺地獻計獻策，為生產作出貢獻。
「提高勞動者的紀律、工作技能、效率、勞動強度，改善勞動組織」是提高勞動生產率、搞活企業的條件，「也是發展經濟的條件」⒃。資本主義的企業管理制度，「一方面是資產階級剝削的最巧妙的殘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豐富的科學成就。」⒄日本企業管理制度中的「TQC」活動和「U型決策方式」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事實上很多企業採取這些方法已取得了成效。其企業決策機構和執行機構的統一，也可借鑒。但日本企業的每年春季為增加工資的勞資之間展開的「春季斗爭」，也反映了日本企業與工人的根本矛盾。中國全民所有制企業有其特殊的情況，因而內部實行的是廠長、職代會、黨委各司其職又相互配合的領導體制，對於存在諸如承包的短期行為、廠長權力得不到根本落實、管理人員素質低等影響增強企業活力的因系，通過改革、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學習別人好的經驗和做法，是完全可以解決的。
增強企業活力是一項社會的系統工程，僅靠一個方面、一兩部法律是遠遠不夠的。必須確立企業的法律地位，以法律的、政策的措施為增強企業活力創造條件，企業本身也要逐步完善經營管理制度。
四、健全企業約束機制的法律措施比較
企業要取得預期的經濟效益，在市場中立於不敗之地，就必須進行競爭、聯合，與其他經濟主體發生合同關系。由於企業是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一種經濟組織，是在生產經營活動中享有一定權利、承擔一定義務的經濟法律關系的主體，它往往從其自身經濟利益這一角度出發去開展經營管理活動。而政府則是從整體利益方面來考慮問題的，因而在管理和干預經濟時，對企業的行為就要進行必要的法律約束，以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促進經濟發展。對企業的約束機制一般由確定企業的義務、完善企業的管理體制等方面有機組成。
一、企業的義務
在中國，企業一經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核准登記成立，領有《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即具法人資格，在享受權利的同時還須承擔相應的義務。（1）企業對國家應盡的義務：保護國家財產不受侵犯，有效地利用並使之增值，自負盈虧；完成國家規定的社會公益目標或者生產指令性計劃產品；保障國家固定資產的正常維修、改進和更新設備；依法上交利潤和交綱稅金；遵守有關財務、勞動工資及物價管理等方面的規定，接受有關部門的監督。（2）企業對社會應盡的義務：保證產品和服務質量、對消費者和用戶負責；搞好環境污染的防治工作，講求社會效益和環境經濟效益。（3）企業對職工應盡的義務：維護生產秩序，搞好勞保工作；改善職工的生活條件；加強政治思想、法制、國防、科學文化教育和業務培訓，提高職工隊伍的素質；支持和獎勵職工的科研、發明、技術革新、合理化建議和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活動。其他不同所有制的企業，依法也應承擔相應的義務。
企業如果不履行企業法中規定的義務，或者違反其他有關的法律規定，它將受到法律的制裁（即承擔違反法律的責任），主要方式有：（1）民事責任。包括賠償、支付違約金等。（2）行政法律責任。包括行政處分和行政經濟處罰等。（3）直接責任者的刑事法律責任。
在日本，企業作為經濟活動的主體，在享受法律所賦予的權利同時也應承擔相應的義務。一般地，企業法中多以扶持、鼓勵企業的發展為內容；而在民法等中則有罰則的規定。企業除了遵守國家的法律、法令以及依法納稅義務外，根據不同的情況還應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和法律責任。近來年圍繞公害、環境污梁和物價濫漲以及石油危機等問題，不少學者提出了企業的社會性責任的主張。就法律上的企業責任而言，主要有：（1）企業的民事責任。它包括了民法中的民事責任，如侵權行為責任或合同責任；商法中的民事責任；公司法中關於經營者的民事責任；經濟法中的民事責任等。（2）企業的行政責任。如商法規定行政機關對企業干預時可採取向法律提出請求，法院依據該請求發出解散令。（3）企業的刑事責任。如商法中對經濟管理人員的罰則，發起人、董事等的特別瀆職罪（商法第486條）、超量發行罪（商法第492條）等等。
二、完善企業管理體制的措施
對企業的管理，既有約束、監督的一面，也有支持和服務的一面。是兩者的有機結合。
新中國成立後，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32條的規定：「在國家經營的企業中，目前時期應實行工人參加生產管理的制度，即建立在廠長之下的工廠管理委員會。」國家經濟機關通過對廠長的委派來實施對企業生產行政工作的管理。之後由於歷史的原因，曾實行過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和職工代表大會制、「革命委員會」的一元化領導等，直至粉碎「四人幫」後才恢復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和職工代表大會制。從1980年始在少數企業開始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以後在《廠長工作條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中加以規定。目前已初步形成了「發揮黨組織的政治核心作用、堅持和完善廠長負責制、全心全意靠工人階級」的企業內部管理體制。
國家對企業的管理，特別是對全民所有制企業的管理，已從過去的直接插手其經營到依照政企職責分開的原則，政府對企業進行協凋、監督和管理，為企業提供服務。對全民所有制企業的財產，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企業財產的所有權。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在分別行使對企業考核、審查、審計，決定或批准企業的資產經營形式和設立、合並、分立、終止、拍賣和批准企業的被兼並和破產申請，決定或批准企業廠長的任免和獎懲等職責。同時，政府還採取一定的措施轉變管理職能，為企業提供服務。
國家對集體所有制企業、鄉鎮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和私營企業的管理是多方面的。除了上級主管部門對企業的指導、監督、檢查等行政管理外，有關部門也依法對其行使產品質量、商標、物價、計量、稅收、勞動、外匯、廣告、衛生、環保等方面的管理。同時各地區的企業協會或組織，或者按行業組織的企業聯合會也進行著必要的服務和管理。
長期以來，由於盲目上馬、重復建設，加上企業的技術設備落後，經營管理混亂，造成了產品的大量積壓，連年虧損，使一些企業陷進困境，不但使國家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也使國家的資產不斷地被蠶食。為了打破以前那種「要活活不好，要死死不了」的僵持狀態，除企業自行決定外，國家對長期虧損而又扭虧無望的企業實行關停並轉。這是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建立企業優勝劣汰的機制，加快產品結構和企業組織結構調整，進一步搞好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的一項重要措施，也體現了國家對企業實施管理。
金澤良雄指出：「對企業的國家管理，是以國家的權力，全面地限制（或約束）私人企業活動，從而使其服從於國家一定目的所採取的企業約束措施。」⒅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日本對企業曾實行國有化或對企業設備徵用。而以後則以綜合性的限制來實施國家的管理，以保證經濟的順利發展。戰後，日本的企業在實現經濟管理現代化過程中，為了適應現代化生產的需要，普遍實行了經營管理體制的改革，採取了分權經營原則，即大企業將經營權層層「下放」，賦予基層企業以一定的主動權，以期實現經營的靈活性和主動性。
日本政府對企業的管理具體通過以下三種方式來實現：（1）自由控制。政府授權私人企業自己去完成發展目標，同時實行自我管理。（2）國家統制。在國家的監督指導下企業的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國家的目標優於企業的目標，企業服從國家之需要。這種方式主要體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公營企業。（3）官民協調。這種方式是自由控制和國家統制相結合的折衷，企業自己掌握著所有權與經營權，而政府仍然對企業有一定的決策權和影響力。政府在制定有關的企業法或經濟政策、計劃前，採取多種形式徵求企業的意見，在官民協調之中實施政府對企業的管理。另外，如貿易振興會、經濟團體聯合會、行業聯合會等許多私人或半官方機構也分擔一部分政府對企業管理的職能。政府各職能部門如海關、財政等對企業也實施有效的管理。
三、企業經營活動的約束措施
企業對外的經營活動主要體現在競爭、聯合及合同關系方面。政府一方面鼓勵企業正當的競爭和聯合，另一方面又依法對企業不正當的競爭和龍斷性的聯合加以限制和制止，以求建立一個公平競爭的經濟秩序。中國和日本兩國根據自己的特點，對企業加以必要的限制，以健全企業約束機制，在具體措施中既有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的一些共同之處，又有各自的特點。
改革開放後，中國從過去的產品經濟逐漸向市場經濟過渡，但社會主義性質決定了它是一種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企業處於這樣一種經濟體制中，既要競爭，又要聯合，要與其他企業發生各種各樣的合同關系。不講競爭體現不出市場經濟的規律，否定聯合則也不符合社會主義的要求，沒有合同關系就無法使企業與其他的經濟主體發生商品經濟關系。因而社會主義國家企業之間的競爭，是在公有制基礎上、在國家法律之下、帶有協作性的競爭。企業在具體的經營過程中受一定的約束是必要的。
中國目前雖然沒有一部統一的禁止壟斷法或反不正當競爭法，但從現有的法律來看，對不正當競爭的限制已有了一些規定，並將逐步完善起來。《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和《技術合同法》的相繼頒布實施，還有一系列合同條例及關於清理整頓公司的決定。另外，《商標法》、《專利法》及有關廣告、物價、衛生等管理條例都對不正當競爭、壟斷性聯合、不正當的經營活動作了限制性的規定。
如果企業資不抵債，不能清償到期的債務，為使債權人得到清償，使無能力的企業退出競爭市場，中國還建立起了相應的企業破產制度。雖然1986年頒布的破產法只適用於全民所有制企業，但它體現了破產還債、破產淘汰的特點，也是從最後的措施上對企業的經營、競爭作了約束和限制。依《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其他所有制企業法人因嚴重虧損，無力清償到期債務，債權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宣告債務人破產還債，債務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宣告破產還債。
被稱之為日本經濟憲法的《禁止壟斷法》頒布於1947年，它在日本的經濟法體系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戰後，美國認為以四大家族血緣關系為中心而形成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四大財閥通過控股公司等各種手段控制了日本全部企業的四分之一，是日本實施侵略計劃的經濟基礎，因而採取了解散財閥的措施。1947年以美國反托拉斯法為藍本頒布了《禁止壟斷法》，並參照美國的聯邦交易委員會而成立了日本的公正交易委員會來監督實施該法。針對四大財閥以外的一些大企業，日本還頒布了《經濟力量過度集中排除法》，對一些大企業實行分割措施。早在1934年，日本就頒布有《不正當競爭防止法》。因為當時日本參加了《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依公約之要求，公約的參加國應制定反對不正當競爭的法律，所以該法的范圍較窄，僅針對侵犯工業產權行為的限制。1956年為了防止大企業憑借經濟實力以不按期支付加工費、修理費等，故意壓價、任意中斷承包關系等形式欺負下承包的中小企業，為維護公平競爭而頒布了《下請代金支付延遲等防止法》。1962年為了制止企業以贈送禮品、發彩票、對商品質量或效用作誇大宣傳和虛假表示等手段進行不正當競爭，頒布了《不當贈品與不正當表示防止法》。
日本的競爭法體系中，《禁止壟斷法》是中心，其目的是禁止私人壟斷、不正當地限制交易和不公平的交易方法，防止事業支配力量的過度集中，排除以聯合、協定的方式對生產、銷售、價格和技術不正當的限制以及其他一切對事業活動的不正當約束，從而達到促進公平、自由的競爭，使國民經濟發展。
為了對公司經營活動進行必要限制，除《日本商法典》第二編作了原則性規定外，1938年制定了《有限公司法》。1922年的《破產法》歷經十四次的修改，同時還有與之相配套的《和議法》（1922年）和《公司更生法》（1952年）。還有1946年頒布、為了禁止超過政府規定價格的買賣、禁止不正當高價和暴利行為的《物價統制令》，另外還有1959年的《商標法》、《專利法》和《廣告法》等等。
對於競爭秩序的維持，除了公正交易委員會執行有關法規之外，有關行業的企業協會也組織全行業或該地區行業參加，依據有關法律制定出本行業的公正競爭規約，報公正交易委員會認可後即成為參加企業共同遵守的准則。這種自我約束和自我管理的做法，是對政府管理企業的一種補充，也是企業貫徹執行競爭法規、遵守正當競爭秩序的體現。
五、中日企業立法比較研究得出的啟示
中日社會制度、國情及企業的具體情況不同，兩國的企業立法各有所長和不足，相互間不能單純地移植和全盤照搬。但我們可以在分析比較的基礎上學習、借鑒對我們有用的好做法，總結自己的立法經驗和提高立法水平。綜觀中日企業立法的經驗教訓，可以得出以下幾點啟示。
分離，承包經營、租賃經營、股份制等新形式的出現，不斷深化的經濟體制改革迫切需要適應時代要求、較為完善的企業立法，以鞏固改革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