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代的刑事訴訟法

A. 民國時期是指哪幾年

中華民國紀年以1912年為開始，以1949年為終，共38年。

拓展資料

中華民國位於亞洲東版部、東臨太平權洋。辛亥革命以後建立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簡稱民國。

1904年秋，孫中山在美國發表的英文著作《中國問題的真解決》當中旗幟鮮明地率先提出：中國未來新生的共和國當以「中華民國」為國號;只有「把過時的滿清君主政體改變為『中華民國』」，才能真正解決中國問題。這是「中華民國」一詞的最早出現。

1905年8月，孫中山將此前所擬「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誓詞作為同盟會宗旨寫進《中國同盟會總章》，成為中國第一個全國性革命政黨的政治綱領。就在此時，他最終為將來新生的共和國確定了「中華民國」的國號。

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的創立，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明確表示：「民國者，民之國也。為民而設，由民而治者也。」

B. 民國資料

中華民國1912--1949
中華民國是從清朝滅亡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期間的國家名稱和年號。簡稱民國。是中國歷史上大動盪大轉變的時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終結階段。
中華民國的創立民國不同於此前中國的君主王朝，它是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斗爭而建立的共和國家。19世紀末年，由於清王朝腐敗不堪和資本主義列強侵略的深入，尤其是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使中國陷入嚴重的民族危機。先進的中國人紛紛探求救亡圖存的辦法。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的發展和西方政治思想學說的傳播，代表新興資產階級的政治勢力開始登上中國的政治舞台。以孫中山為首的一批志士仁人首先選擇革命救國的道路。 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組成興中會，提出推翻清王朝，創立合眾政府的主張。興中會的活動一開始便和傳統的王朝更替模式區別開來，而具有新時代的特點。但孫中山的創舉當時還不能為廣大群眾所理解，追隨他的志士，只有百餘人。1898年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資產階級改良派發動的維新變法的失敗和隨之發生的義和團運動以及八國聯軍的入侵，極大地刺激了中國社會各階層，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要救中國，必須推翻清政府。於是，孫中山倡導的反清革命迅速地發展成為廣泛的社會運動。20世紀初年，一批公開或秘密反清的革命小團體在國內出現。湖南有黃興組織的華興會，江浙地區有以蔡元培為會長的光復會，湖北有科學補習所，四川有公強會，安徽有岳王會，廣東有群智社等。包括興中會在內的這些小團體，在組織形式上大都受傳統秘密結社的影響，彼此缺少聯系。它們發動的反清起義或斗爭相繼失敗，其領導人紛紛逃往國外。
革命的挫折並沒有使小團體的領導人沮喪，相反卻給了他們反思、改組和大聯合的機會。由於孫中山和黃興的聯合倡導，流亡到日本的革命黨人於1905年8月20日在東京成立了同盟會。會員包括十餘省的革命黨人。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政黨。孫中山當選為總理，黃興負責執行部。仿照西方資產階級政黨建立起來的同盟會，以激進的民主主義綱領把小團體參差不齊的政治水平提到新的高度。這個綱領就是孫中山提出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後來由此進一步闡發為以民族、民權、民生為內容的三民主義。同盟會還宣布在未來的民國：「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共舉。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這個共和國的藍圖，對長期受封建君主專制壓迫的中國人民有巨大的吸引力。
同盟會成立後，發行《民報》等多種書刊報紙，揭露以慈禧太後為首的清政府禍國殃民的罪行，抨擊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宣揚的君主立憲主張，鼓動人民加入革命行列。經過與康、梁論戰，反清革命思想日益深入人心。與此同時，同盟會在南方一些省區不斷組織會黨和新軍起義。以武裝起義推翻清王朝，是同盟會推進革命運動的基本戰略。從1906年萍瀏醴起義至1911年4月黃花崗起義，革命黨人前仆後繼，共發動十餘次武裝起義。這些起義雖然給清王朝一次次打擊，顯示出資產階級革命派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但由於起義有脫離廣大群眾的單純軍事冒險傾向，沒能從根本上威脅清政府的統治。而起義的連續失敗，卻使一些革命黨人產生消極情緒，成為此後同盟會上層渙散的重要原因。
一場真正的下層革命，從來不單純是少數英雄的業績，而必然伴隨著廣大人民的普遍覺醒。20世紀最初的十年，中國社會正處在劇烈動盪之中，城鄉群眾自發的反抗斗爭如波濤相逐，一浪高過一浪。北方各省民變迭起。長江中下游各省連年發生災荒，飢民成群流入城市，搶米騷動時有發生。為了抵製革命、緩和人民的不滿情緒，清政府舉辦多種新政：練新軍、興學堂、成立各省咨議局、實行預備立憲，等等。1908年底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死後，三歲的小皇帝溥儀繼位，其父載灃監國。處於風雨飄搖中的清政府，內部傾軋日益激烈。載灃放逐北洋新軍首領袁世凱，組織皇族內閣，企圖把軍政大權收攬到滿族親貴集團手中，從而引起立憲派士紳官吏和北洋軍將領的普遍不滿。1911年5月清政府下令實行「鐵路國有」。所謂國有，就是奪取民辦鐵路權力，轉賣給列強，而拒不歸還商民已集的股金。這一掠奪措施激起普遍的民憤。在與鐵路權益有密切關系的立憲派士紳和革命黨人的鼓動下，很快形成全國性的保路風潮，以川漢鐵路經過的四川最為激烈（見四川保路運動）。當清政府由湖北抽調新軍入川鎮壓民眾時，武昌新軍中的革命黨人乘機於1911年10月10日起義，一舉攻佔總督衙門，並迅速光復漢口和漢陽。新軍協統黎元洪和立憲派首領湯化龍等都歸附革命。黎元洪被舉為湖北軍政府都督。軍政府宣布中國為中華民國，主權屬於人民；號召各省響應革命，推翻清政府。
武昌起義震動全國。各省革命黨人紛紛發動新軍、會黨或商會起義。本來反對革命的各地立憲派紳商多順風駛舵，轉向共和，把他們控制的省咨議局變為鼓動獨立的機關。清政府的封疆大吏有的棄職逃命，有的被迫表示擁護獨立。武昌起義後一個多月，湖南、陝西、江西、山西、雲南、 上海、 江蘇、 貴州、 安徽、 浙江、 廣西、廣東、福建、四川等省區先後宣布獨立，清王朝的統治呈現土崩瓦解之勢。12月2日革命軍攻佔南京，長江上下游革命勢力聯為一氣，南方各省均告光復。湖北和上海軍政府都倡議組織臨時中央政府。11月30日，各省代表會議在漢口英租界召開，決定在臨時政府未能成立之前，由湖北軍政府代行中央政府職權，並通過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代表會議還決定臨時政府設在南京，在南京召開大總統選舉會。經過反復協商，革命黨領導人多主張推舉剛剛從海外歸來的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選舉臨時大總統，每省一票，孫中山以十六票當選。黎元洪當選為副總統，仍留在武昌。1912年元旦，孫中山宣誓就職，定國號為中華民國，改用陽歷，以1912年為民國元年，以五色旗為國旗。
中華民國的誕生
中華民國誕生以前，中國有五千年悠久的歷史，地大物博，文化燦爛，人口眾多，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之一。可是在政治上，則都是帝王專制，人民沒有自主的權利。在十八世紀的時候，正值歐美西方國家工業興起日漸犟大，中國的滿清王朝不和外國來往，以為中國仍是天下最犟的國家。到了十九世紀，滿清王朝政治腐敗，國力衰弱，中國境內動亂不斷。而西方列犟也就以它們犟大的經濟力量，和銳利的武器，趁機侵略中國。滿清政府的無知和無能，使中國幾乎淪落到被瓜分的亡國命運。從西元一八四零年中國和英國發生鴉片戰爭，中國戰敗以後，列犟看出中國的衰弱，就展開了對中國的侵略。中國幾次遭到失敗，不斷地割地賠款，使中國人幾乎完全喪失了民族自信心。
而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在一八八五年中法戰爭以後，深深體會滿清政府腐敗，沒有能力挽救中華民族的厄運，於是決定倡導國民革命，傾覆滿清建立民國。
1911年10月10日革命黨人發動成功武昌起義，並在隨後的兩個多月帶動中國各地的革命響應。12月29日，清朝原有的22個行省中業已獨立的17個省，派出代表，推選剛剛返國的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宣誓就職，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正式成立。
1912年1月至3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以《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為臨時憲法，南京為臨時首都。2月12日，在清朝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等大臣的勸說下，宣統帝溥儀的母親隆裕太後發布退位詔書，「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為一大中華民國」；至此，中華民國正式取代與繼承大清帝國。1912年4月孫中山辭職，臨時參議院選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首都遷至北京；此後至1928年間稱為「北洋時期」，該時期的中華民國政府也稱為「北洋政府」。代表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巴黎和會的即是北洋政府。北洋時期的中華民國國旗為紅黃藍白黑五色旗，象徵五族共和之意。國歌為取自尚書大傳虞舜篇的《卿雲歌》，其中名句：「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完成二次北伐，攻克北京，改北京市為「北平特別市」（簡稱「平」），並立南京為首都（簡稱「京」）。國民政府所用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取代北洋政府的五色國旗（其後東北易幟），並訂於國府的《訓政時期約法》中。「約法」相當於憲法。卿雲歌亦停用，改以1924年孫中山在黃埔軍校開訓典禮所撰訓辭「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咨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為國歌，並沿用至今。
根據1924年國民政府建國大綱，「軍政」時期在1928年北伐成功、全國統一後結束，「訓政」時期開始。由於國共內戰繼續，以及日本侵華，直到1946年方訂定中華民國憲法並於1947年頒行，訓政時期始告結束。1936年5月擬定「五五憲草」預備正式立憲。後因中日戰爭爆發，立憲遂向後拖延。當時國民政府主席為林森（1932年－1943年），行政院長為汪精衛（1932年－1935年），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為蔣介石（1932年－）。汪精衛因屢遭國民黨內壓力，後出亡河內，與日本接觸，應允反共，停止抗日，於1940年在南京另組一個汪偽國民政府。該政府僅獲教廷、義大利、納粹德國、偽滿洲國的承認。汪精衛於1944年病死東京。
1937年，日本先後攻陷華北、淞滬、南京，占據中國大量領土，國民政府被迫自南京遷往重慶，展開十四年抗戰的後八年全面抗戰。當時，中華民國所屬國民革命軍投入戰爭計步兵128個師、46個獨立旅；騎兵9個師，又6個獨立旅；炮兵4旅，20個獨立團，正規軍合計170萬人。
1937年-1945年間，國民革命軍所屬第五軍、第十軍、第十三軍、第十八軍、第二十六軍、第五十二軍、第五十九軍、第七十四軍，新一軍及新六軍總計與日軍共在38,931次小型戰斗、1,117次重大戰役、22場大會戰中較量，傷亡人數高達330餘萬人（含1937年至1945年間的補充兵員）。國民革命軍雖因裝備等因素無法取得絕對優勢，但也於台兒庄、淞滬、長沙、獨山等正規戰，上海、筧橋等空戰中給予日軍重創。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中美英正式對日德意宣戰，中國戰區遂正式成為二戰盟軍反法西斯戰爭戰場。盟軍委託蔣中正任中國戰區（含越南、泰國、高棉，高棉為今柬埔寨、寮國）統帥，派史迪威中將任蔣參謀長。英國封鎖之滇緬路亦開放向中國後方運補。同時，國軍也派出精銳部隊遠征南方，留下了轉戰緬因、血戰昆侖關等事跡。
1945年8月初，美國在日本廣島與長崎先後投下核武器，日本天皇於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日本帝國於9月2日與盟國簽訂降伏文書，接受《開羅宣言》及《波茨坦宣言》規定、歸還佔領之外國領土。遂即滿洲國瓦解，汪精衛政府覆亡，台澎諸島後由中華民國進行接收。
1946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有利於人民的決議，受到全國人民的歡迎。國民黨雖然也宣布批准政協決議，但提出許多保留條件。接著，在3月間召開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上則公然不承認政協會議的約束力，繼續鼓吹一黨專政。同時對全國人民要求遵守政協決議和反對內戰的活動橫加破壞鎮壓，製造了「較場口事件」、「李聞血案」及「下關慘案」等流血事件。
1946年5月，國民政府從重慶還都南京，國共談判也轉到南京舉行。蔣介石借口共產黨拒絕從蘇北、皖北等地撤退，公然調集二十萬軍隊，於6月大舉圍攻以宣化店為中心的中原解放區，發動全面內戰。
1949年4月21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發布向全國進軍令。 百萬雄師強渡長江， 摧毀了國民黨軍的防線， 於23日解放南京。 中華民國在大陸最後一屆反動政府垮台，宣告國民黨在大陸二十二年統治的結束。接著，解放軍攻佔上海、 杭州、 南昌、武漢等城市，共殲滅國民黨軍四十三萬餘人，取得了渡江戰役的勝利。殘余的國民黨軍隊紛紛退向兩廣、西南、西北及台灣等地。蔣介石從幕後走到前台，在廣州成立國民黨非常委員會，直接掌握軍政大權，後又退到四川，企圖負隅頑抗。為了徹底消滅國民黨反動派，人民解放軍分路展開追殲戰，席捲兩廣、福建、西南及西北地區。在人民解放軍勝利進軍的形勢下，綏遠、新疆、湖南、雲南等省的國民黨軍政人員通電起義。蔣介石帶領余部逃往台灣省，仍沿用「中華民國」。
雙十節
「雙十節」是中華民國的誕生日，源起於1911年(清宣統三年)中國爆發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該年以干支計為辛亥年，故名辛亥革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國主義侵略進一步加深、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初步成長的基礎上發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專制統治，挽救民族危亡，爭取國家的獨立、民主和富強。領導這次革命的是中國資產階級的政黨同盟會及其領袖孫中山。這次革命結束了中國長達2000年之久的君主專制制度，是一次偉大的革命運動。
1894年11月(清光緒二十年十月)，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1895年2月，孫中山在香港建立興中會總部，規定誓詞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合眾政府，鮮明地提出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第一個綱領。興中會的成立，標志著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的開始。
20世紀初，留日學生創辦的刊物首先出現排滿字樣，有的刊物明確主張顛覆清政府。1903年，東京留學界思想愈益活躍，宣傳民族主義、民權學說的刊物相繼出版。上海知識界也出現了新氣象，公開倡言革命。組織革命團體，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走向革命化的一個重要標志。1903年11月，黃興建立華興會。以後，上海成立了以蔡元培為會長的光復會，江蘇、四川、福建、江西、安徽等省也都建立了革命團體。
1905年7月，孫中山、黃興、陳天華等70餘人在東京集會，決定成立中國同盟會，作為全國的革命領導中心。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以及其他小團體的成員陸續加入。8月中旬，孫中山在留學生歡迎會上發表了《中國應建設共和國》的演說。同月20日，同盟會召開成立大會，孫中山被推為總理，黃興被推為執行部庶務，會議確定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16字綱領。11月，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出版，孫中山在發刊詞中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權、民生為核心內容的三民主義。戊戌維新運動失敗後，康有為、梁啟超流亡海外，仍以保皇相號召。《民報》創辦後即同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展開論戰。辯論結果，革命派占據上風，改良派的政治影響大為衰落。
革命派積極發動了多次武裝起義。起義雖然都失敗了，使同盟會的精華遭到重大損失，但有力地沖擊了清王朝的統治，擴大了革命影響。與此同時，自發的群眾斗爭蓬勃發展，多達千餘次。民族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因切身利益與帝國主義發生矛盾，參加並領導了收迴路礦權運動和抵制美貨運動。
為了消弭革命，拉攏資產階級，清政府被迫作出一些開明的姿態。1905年7月，派載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9月宣布預備立憲。1907年9、10月，下詔籌設資政院和咨議局，允許資產階級可以通過選舉取得向清政府提出建議等部分權力。上層資產階級從中看到了希望，紛紛成立各種立憲團體，從事君主立憲活動，准備參預政權。但是滿洲親貴們對立憲並不熱衷。1908年8月，清政府頒布《欽定憲法大綱》，規定大清帝國萬世一系，同時宣布預備立憲以9年為期。不久，光緒帝和慈禧太後相繼去世，3歲的溥儀繼承皇位，改元宣統。攝政王載灃採取集權措施，積極推行由皇族獨攬國家大權的政策，滿洲親貴和漢族官僚之間的矛盾加深，1910年，國會請願同志會在北京連續發起國會請願運動，要求清政府速開國會。1911年5月(宣統三年四月)，清政府發布內閣官制，成立以慶親王奕為總理的皇族內閣。立憲派分享政權的希望完全落空，少數人拋棄立憲的幻想，對革命活動開始表示同情。革命的形勢愈益成熟。
1911年5月，清政府唯帝國主義之命是從，將從中國人民手中奪得的權利拱手獻給帝國主義，引起全國人民的憤怒。與鐵路國有直接相關的湖北、湖南、廣東、四川等省人民強烈反對出賣路權，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四川保路運動尤為波瀾壯闊。9月，保路風潮擴展為全省抗糧抗捐，群眾暴動接連發生。四川總督趙爾豐在成都逮捕保路同志會和川路股東會的負責人，並槍殺請願群眾數十名，造成流血慘案。同盟會員龍鳴劍等和哥老會組成保路同志軍進圍成都，轉戰各地，攻城奪地，猛烈沖擊清政府在四川的統治。四川保路運動成為辛亥革命的導火線。
在清政府全力應付四川保路運動的時候，湖北新軍中文學社、共進會等革命團體乘機發動武昌起義，揭開了辛亥革命轟轟烈烈的一幕。9月下旬，革命黨人感到形勢緊迫，決定於10月6日(中秋節)發動起義，後由於形勢瞬息變化，起義推遲。10月9日(八月十八日)，在預定起義的那一天，共進社負責人孫武在漢口裝配炸彈時不慎爆炸，湖廣總督下令閉城搜查，漢口和武昌的起義指揮機關遭到破壞，一些起義領導人被捕、被殺或避匿。在這種情況下，新軍各標營中革命士兵開始主動行動。10日晚7時，武昌城外塘角的輜重營和城內工程第八營幾乎同時發動，各標營繼起，經一夜苦戰，11日晨革命軍佔領總督署，全城光復，首義成功。漢陽、漢口也先後為革命軍佔領。11日，起義士兵聚集到湖北咨議局，在咨議局議長湯化龍等人的參與下，宣布成立中華民國湖北軍政府。革命黨的領袖們未親身參加起義，缺乏政治經驗的起義士兵對自己掌握政權沒有信心，清湖北新軍協統黎元洪在革命士兵的槍口逼迫下任湖北軍政府都督。軍政府發布文電，號召各省為推翻清朝建立民國而奮斗。11月，湖北軍政府公布《中華民國鄂州約法》。它是全國第一個按照資產階級民主原則擬定的地方憲法。
武昌起義的勝利，在全國得到了連鎖反應，各省革命黨人紛紛行動起來。至11月底，全國宣告獨立、脫離清政府的有14省。北方未獨立各省，有的地方是清王朝統治較強，如直隸、山東、河南；有的遠在邊陲，革命黨勢力較弱，如新疆、奉天。這些省份也不平靜，革命黨仍然組織了一系列武裝起義。武昌起義之後，立憲派紛紛表示贊成革命，這也加速了清政府的崩潰。廣大人民群眾在各省起義過程中表現了高昂的熱情。新軍士兵、會黨群眾、知識分子、工人、農民、城市貧民、海外華僑、愛國士紳、少數民族都作出了貢獻。中國的政治生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沸騰局面。
革命的勝利發展使清政府極為震驚。10月27日，清廷起用袁世凱為欽差大臣，授予指揮湖北軍事的全權。11月1日，清軍攻陷漢口。同日，攝政王載灃宣布解散皇族內閣，交出全部軍政大權，以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黎元洪和黃興、宋教仁等過高估計了袁世凱的力量和自身的困難，企圖利用袁世凱和清朝貴族之間的矛盾，以大總統的位置動員他倒戈，把最終推翻清朝的希望寄託於袁世凱。11月27日，漢陽為清軍攻陷。12月1日，雙方議訂停戰3日。此後又擬定雙方派出代表討論大局。停戰是辛亥革命從武裝斗爭走向政治妥協的一個重要轉折。
12月18日，袁世凱的代表唐紹儀和革命軍政府的代表伍廷芳在上海開始和談。11月下旬，各省代表議決承認武昌為中華民國中央軍政府，以鄂督執行中央政務。接著14省代表會議在漢口英租界召開，籌備成立中央臨時政府。12月2日，江浙聯軍攻克南京，代表會議決定以南京為中央臨時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隨即自武漢齊集南京。25日，同盟會總理孫中山自海外歸來。29日，17省代表會議以16票的絕對多數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1912年元旦，孫中山到南京就職，發布《臨時大總統宣言書》、《告全國同胞書》等文件，正式宣告中華民國的誕生。1月2日，通電改用陽歷。3日，選舉黎元洪為副總統，確定臨時政府組成人員，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28日，又成立南京臨時參議院。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包括革命派、立憲派和舊官僚3種政治勢力。獨立各省的軍政府多數為立憲派和舊官僚所操縱，南京臨時政府和身為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對它們事實上不能行使中央政府的權力。革命派自身的弱點也更多地暴露出來，孫中山的許多正確主張都遭到反對。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袁世凱感到大總統的位置難以到手，立即撤銷和議代表，造成談判破裂的形勢，迫使革命勢力妥協。帝國主義列強拒不承認南京臨時政府，並且製造外國干涉的空氣。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孫中山被迫退讓。1月22日，孫中山聲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凱宣布贊成共和，即向臨時參議院推薦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得到孫中山的保證後，加緊逼迫清帝退位。2月12日，清朝皇帝終於接受中華民國對皇室的優待條件，正式退位。這樣，統治中國260多年的清朝垮台了，延續2000多年的君主專制政體也隨之結束。2月13日，袁世凱向臨時政府正式聲明贊成共和，孫中山向臨時參議院辭職。15日，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因實力在北方，拒絕南下就職。孫中山派蔡元培為專使北上迎接，袁世凱暗中指使親信部隊在北京、天津、保定製造兵變;帝國主義也乘機調兵入京，製造緊張空氣，以支持袁世凱。南京臨時政府再次退讓。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次日，孫中山公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個約法具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的性質，是中國歷史上的創舉。25日，唐紹儀到南京接收臨時政府，組織新內閣。該內閣中內政、陸軍、海軍、財政、外交等部均由袁世凱的親信或擁護者擔任，同盟會只分配到教育、農林、工商等幾個點綴性的席位。4月1日，孫中山正式解除臨時大總統職務。5日，臨時參議院議決臨時政府和該院遷往北京。至此，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凱所篡奪。辛亥革命失敗了。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比較完全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觀點深入人心。中國人民長期進行的反帝反封建斗爭，以辛亥革命為新的起點，更加深入、更加大規模地開展起來。

C. 國民政府《刑事訴訟法》確定的原則有哪些

中華民國來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自,刑事訴訟法在證據制度方面採取的是以下哪一原則
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刑事訴訟法在證據制度方面採取的是以下哪一原則_ 學歷類-中國法制史 以下試題來自:綜合課中國法制史-9 單項選擇題中華民...

D. 中華民國成時頒布的法律文獻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十年內戰時期，是國民黨政權初步形成版基本法律權框架的重要階段。1928年3月，第一部刑法典由南京國民政府公布施行。1929年至1931年，長達千餘條的民法典五編及其施行法相繼頒布。1935年，繼第二部刑法典公布以後，刑事訴訟法和民事訴訟法亦相繼頒行。1936年5月，第一部憲法草案完成，至此「六法」體制的基本框架大體成形。同時，一些與之相配套的低位階的法規如法院組織法、考試法、公司法、票據法、商標法、土地法、會計法、公務員懲戒法等也陸續公布施行。《中華民國憲法》

E. 簡述中華民國時期的「六法」體系

南京國民政府的法律體系，包括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兩大部分。成文法在南京國民政府法內律體容系中占據了主要地位，通常被概括為「六法」，其匯編被稱為《六法全書》；不成文法也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重要的法律淵源，它們是成文法的重要補充。雖然當時的不成文法都無須經過南京國民政府的立法機關通過立法程序制定和公布，但都具有法律效力，都是南京國民政府法律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不成文法也是當時法律體系所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成文法方面，《六法全書》作為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基本法典，是「六法」及其相關的單行法律和法規的匯編，是南京國民政府的主要成文法的總稱和當時法律體系的主體。南京國民政府成文法之所以被稱為「六法」，是因為其法律體系的基本框架是由六大類基本法典所組成的，一般認為主要包括憲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和刑事訴訟法。但由於南京國民政府實行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民法與商法合而為一，不再是兩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統稱為民商法，因此邵分學者認為，行政法應當取代商法成為六法之一，這樣所謂「六法」就是指憲法、民法、民事訴訟法、刑法、刑事訴訟法及行政法這六部基本法典。

F. 民國時期比較有名的法學家有哪些

宋教仁（1882～1913），桃源縣人，字遯初，號漁父。曾入日本東京法政大學研究各國憲法和政治制度。1899年與胡瑛、覃振、瞿方書、孫迪卿、田荊華等人由楊吉陔、陳猶龍主盟，加入會黨組織 「富有山堂」。1904年與黃興等在長沙創立華興會。1905年加入同盟會。1905年後創辦《二十世紀之支那》、《民報》等刊物。1906年，前往東北運動馬匪，策劃東三省革命。在東北期間對間島問題進行了調查研究，寫成《間島問題》一書，以確鑿證據證明延吉為中國領土。當時中國政府正為延吉的歸屬問題與日本政府進行交涉，苦於缺乏證據，該書為談判獲勝提供了極大幫助。1910年至1911年，與譚人鳳等組織中部同盟會，策動以長江流域為中心的武裝起義。辛亥革命後，參與籌建臨時政府，系《臨時約法》的主稿人。1911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任法制院院長、農林總長等職，將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後任代理理事長。堅持「責任內閣」和政黨政治的主張。1913年2月4日，參、眾兩院復選結果，國民黨獲392席，占絕對多數。宋教仁希望以多數黨的地位，成立責任內閣，約束袁世凱專權。在正式國會開會之前，他親到長江流域各省宣傳演說，為建立責任內閣，實現民主政治大造輿論。1913年3月20日，國會召開前夕，被人刺殺於上海火車站，時年31歲。其著作有《間島問題》、《宋教仁集》。

覃振（1885～1947），桃源縣人，字理鳴，原名道讓。1904年留學日本，入東京弘文學院。次年加入同盟會，後就讀於早稻田大學法律系。1908年歸國，准備發動起義，事泄，被捕入獄四年。辛亥革命時獲釋，任湘、桂聯軍督戰官，繼任湖北軍政府秘書。 「二次革命」時，到湖南策動討袁（世凱），失敗後逃亡日本。1914年加入中華革命黨，任湘支部長。後參加護法運動。1921年，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時命覃振兼任總統府法制委員。1924年被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1925年參加北京西山會議，與鄒魯、謝持、居正等人組成「西山會議派」，堅持反共。歷任國民黨政府立法院副院長、立法院代理院長、司法院副院長等職。作為民國政府法律方面的主管官員，1934年發表了《司法改革意見書》，提倡組織法律改造委員會，提前修改民、刑訴訟法，試辦陪審制度，提高法官待遇，試辦巡迴審判，法官制服之改正，限制律師資格，酌采流刑，監獄整理等司法改革措施。並為廢除領事裁判權做了大量工作，1937年2月19日，以覃振牽頭共四人在中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對於撤廢各國在華領事裁判權應由政府向有關各國交涉早日實施以維我法權之完整案》。1947年年4月18日，覃振病逝於上海，終年63歲。棄世時家無餘蓄。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頒國帑為之治喪，國葬於長沙嶽麓山。

黃右昌（1885～1970），石門縣人，字黼馨，筆名凄江子。1899年就讀於湖南時務學堂。1902年入日本岩倉鐵道學校，後轉入法政大學。歸國後，歷任湖南省私立及公立法政學校民法教授。民國成立後，任湖南省湖南省立第二法政學校校長。1918年4月，當選國立北京大學法科學長，兼任法律門主任。五四運動後，撤科改系，出任北京大學法律系第一任系主任，至1922年4月。同時兼本系教授，主講民法、羅馬法等課程，與王世傑等主編《北大社會科學季刊》。又兼任國立清華大學政治學教授、國立北平大學法學院講師等職。1930年至1947年，出任國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1948年9月至11月，任國民政府司法院大法官，後回湖南大學法律系任教授。著作豐富，有《羅馬法與現代》、《民法詮解》、《民法詮解繼承論》、《民法釋義親屬論》等。1949年8月，他參加了程潛、陳明仁和平起義宣言的簽名。新中國建立後，他繼任湖大教授，後應國務院周恩來總理之聘，任中國文史研究館館員，1970年病逝於北京，終年86歲。

戴修瓚（1887-1957），常德縣人，字君亮。日本中央大學畢業。著名法學教授，歷任國立北京法政大學教務長、京師地方檢察廳檢察長、河南司法廳長、國民政府最高法院首席檢察官、上海法學院法律系主任、中國公學法律系主任。1931年9月來國立北京大學法律系任教，1933年7月繼何基鴻為法律系主任，直至抗戰爆發。長沙臨時大學時期，被選為法律教授會主席。1938年初，西南聯合大學成立，仍被推選為法律系教授會主席。但迄是年7月，戴先生仍未到校。聯大常委會議決，改任燕樹棠先生為法律系教授會主席。先生長期執掌國立北京大學法律系，擘畫經營，多有興革。抗戰前曾在法律系主講債編總論、法院組織法、票據法、保險法等課程。長沙臨時大學及西南聯大期間，同時身兼數門課程，如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債權分論、刑事訴訟法等，愛育英才，不遺餘力。任國民黨南京最高法院法官時，曾為「七君子」辯護。建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委員。主要著作有《民法債編總論》、《票據法》、《刑事訴訟法釋義》等。

陳瑾昆（1887～1959），常德縣人。1908－1917年留學日本，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法律系。歸國後曾任北洋政府奉天省高等審判所推事和庭長、修訂法律館纂修、大理院推事、最高法院院長。1933年曾任國民黨政府司法官。1919－1938年間，任北京大學、朝陽大學等校教授。1946年去延安並加入中國共產黨，後曾就職於中共中央法律委員會和任華北人民政府委員兼華北人民法院院長。新中國成立後，先後任第一、二、三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央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政治法律學會理事，最高人民法院委員、顧問等職。曾參加 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和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制訂工作。他主張新中國應加強刑法的制定，司法工作應堅持審判獨立；並在犯罪因果關系問題上主張「意思自由論」，即犯罪是意思作用之結果，應有罪必罰。主要著作有：《刑法總則講義》（1934）、《刑事訴訟法通義》（1930）、《民法通義總則》（1930）、《民法通義債權總論》（1930）、《民法通義債權各論》（1931）等。主要譯著有：《民事審判實務學》（日文版）和《公證法及實務學》（日文版）等。是享譽中外的著名法學家。1959年去世。（高杉整理）

G. 晚清到民國法律是怎麼樣的

清末修律開始大規模吸收外國法律，廢除了清朝原來的封建法律。因為修律開回始後不久清朝答就滅亡了，所以很多新修的法律還沒來得及實施，但那些法典或法典草案被民國政府繼承，稱為民國時期立法的基礎，民國時期的法律分成六個部門，就是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行政法、行政訴訟法，合稱六法全書。那時的法律已是近現代法律，總體上偏向英美法系。

H. 三、論述題 論述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

這是網路百科中的描述，看了下還是比較全面，如果是考試，不用寫那麼多，找些重點即可，一般為前幾個原則：

基本原則概述
刑事訴訟基本原則是由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貫穿於刑事訴訟的全過程或主要訴訟階段，公、檢、法機關和訴訟參與人進行刑事訴訟活動都必須遵循的基本行為准則。在日本、我國台灣地區刑事訴訟法學中，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往往被稱為「刑事訴訟之主義」。民國時期學者也有類似用法。
編輯本段特點
作為刑事訴訟法確立的基本行為准則，刑事訴訟基本原則具有以下特點：
1．刑事訴訟基本原則體現刑事訴訟活動的基本規律。這些基本法律准則有著深厚的法律理論基礎和豐富的思想內涵。例如，審判公開原則要求法院的審判活動從形式到內容應當向社會公開，使得審判活動受到社會公眾的廣泛監督，這是審判程序公正的基本保證，也是司法審判活動的基本要求。
2．刑事訴訟基本原則是由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的法律原則。刑事訴訟基本原則必須由法律作出明確規定，那些在法律適用過程中應當遵循的政治或理論原則，只要沒有由刑事訴訟法作出明確規定，就不屬於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基本原則包括兩大類：一類是刑事訴訟和其他性質的訴訟必須共同遵守的原則，如：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原則；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則；各民族公民有權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訴訟原則；審判公開原則；保障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原則；等等，我們稱之為一般原則。另一類是刑事訴訟所獨有的基本原則，如：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由專門機關依法行使原則；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職權原則；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原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原則，即刑事訴訟的特有原則。
3．刑事訴訟基本原則一般貫穿於刑事訴訟全過程，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刑事訴訟基本原則是規范和調整整個刑事訴訟程序的原則，適用於刑事訴訟的各個階段，不僅國家專門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應當遵守，而且各訴訟參與人也應當遵守。一些具體的制度或原則，由於只適用於刑事訴訟的某一階段或僅對某一專門機關或訴訟參與人有約束力，只解決具體的訴訟問題，因此不是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如：兩審終審、上訴不加刑等。
4．刑事訴訟基本原則具有法律約束力。基本原則雖然較為抽象和概括，但各項具體的訴訟制度和程序都必須與之相符合。各項具體制度、程序是刑事訴訟基本原則的具體化，如果違背了這些制度和程序，就違反了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就必須承擔一定的法律後果。
刑事訴訟基本原則是刑事訴訟法確立的基本法律規范，是公安司法機關長期實踐經驗和優良傳統的總結，反映了刑事訴訟的客觀規律和基本要求，對於刑事訴訟立法和實踐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首先，合理的刑事訴訟原則體系有利於促進我國刑事訴訟立法的科學化。刑事訴訟基本原則是在司法實踐中逐漸總結出來而為法律所明確規定的，對刑事訴訟立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完善的刑事訴訟基本原則體系有利於指導立法機關合理設定公安司法機關的地位及相互關系，從而建立科學的程序機制，建立合理的刑事訴訟法律體系。其次，刑事訴訟基本原則還指導著刑事訴訟活動的開展，對公安司法機關及訴訟參與人正確理解刑事訴訟法，提高依法辦案和依法訴訟的自覺性，確保刑事訴訟活動的正確、合法、及時進行有重大作用。總之，刑事訴訟基本原則是與刑事訴訟的目的和任務緊密相連的，是指導人們實現刑事訴訟懲罰犯罪、保障人權價值目標的重要保證。
編輯本段我國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偵查、檢察、審判權由專門機關依法行使
刑事訴訟法第3條規定：對刑事案件的偵查、拘留、執行逮捕、預審，由公安機關負責。檢察、批准逮捕、檢察機關直接受理的案件的偵查、提起公訴，由人民檢察院負責。審判由人民法院負責。除法律特別規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都無權行使這些權力。這一規定確定了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由專門機關依法行使的基本原則。具體說來，這一原則包括以下基本內容：
1．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是國家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專屬性，只能由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等專門機關依法行使。除法律有特別規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都不得行使。當然，根據刑事訴訟法第4條和第225條的規定，國家安全機關對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可以依法行使公安機關所享有的偵查、拘留、預審和執行逮捕的權力；監獄對於監獄內發生的刑事案件可以行使偵查權；對於軍隊內部發生的刑事案件，軍隊保衛部門也可以行使偵查權。
2．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應由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分別行使，而不能相互代替和？昆淆。作為國家的治安保衛機關，公安機關負責對大多數刑事案件的偵查，並在偵查過程中享有拘留、執行逮捕和預審的權力。作為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人民檢察院在刑事訴訟中享有法律監督權，對公安機關的立案、偵查活動、法院的審判活動和執行機關的執行活動進行法律監督；檢察機關有權對其直接受理的案件進行偵查，有權對刑事案件提起公訴。作為國家的司法裁判機關，法院行使審判權，有權對刑事案件進行審理，並作出裁判。
嚴格遵守法律程序
刑事訴訟法第3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必須嚴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關規定。這一規定確立了嚴格遵守法律程序原則。該原則的基本含義是：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在進行刑事訴訟活動時，必須嚴格遵守刑事訴訟法和其他有關法律的規定，不得違反法律規定的程序和規則，更不得侵害各方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益。這里所說的「其他法律」，是指所有與刑事訴訟程序有關的法律，如刑法、法院組織法、法官法、檢察院組織法、檢察官法、律師法、人民警察法等。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在訴訟活動中違反法律規定的程序和規則的，有關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有權依法提出申訴和控告。有違反法律程序行為的機關，應依法承擔相應的法律後果。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91條的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發現第一審人民法院的審判有違反公開審判規定、違反迴避制度、剝奪或限制當事人法定訴訟權利、審判組織不合法以及其他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違法情形的，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根據最高人民法院《解釋》第61條的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於採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刑事訴訟法第5條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這一規定確立了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的原則。該原則的基本含義是：
1．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對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進行的刑事訴訟活動加以干涉。
這一原則所強調的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集體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而不是法官、檢察官個人獨立行使職權。由於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實行不同的領導體制，因此它們獨立行使職權的主體范圍有所不同。人民法院上下級之間的關系是監督關系，而不是領導關系。每個人民法院的審判活動各自獨立，上級人民法院對下級人民法院的監督只能通過第二審程序、死刑復核程序以及審判監督程序來進行，上級法院不能直接指示下級法院如何辦理具體案件。就每個人民法院內部而言，獨任法官和合議庭成員對一般刑事案件有獨立判決權，但是疑難、復雜、重大的案件，合議庭認為難以作出決定的，由合議庭提請院長決定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與人民法院不同的是，人民檢察院的上下級之間是領導關系，全國檢察機關作為一個整體獨立行使檢察權。在刑事訴訟中，上級人民檢察院有權對下級人民檢察院的辦案工作作出指示，下級人民檢察院應當服從。就每個人民檢察院內部而言，批准逮捕、提起公訴和抗訴，均由檢察長決定，重大、復雜、疑難的案件由檢察委員會討論決定。
盡管這一原則要求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作為整體獨立行使職權，但是近年來的司法改革實踐明確顯示，法官在法院的審判活動中正享有越來越大的審判權。
2．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在獨立行使職權過程中，必須嚴格遵守國家法律的規定，不得實施違反法律程序和規則的行為。
3．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在依法獨立行使職權過程中，必須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必須接受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並向其報告工作。這是由我國的政治體制所決定的。
依靠群眾是我國《刑事訴訟法》的特點之一，體現在第6條、第50條。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
刑事訴訟法第7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准確有效地執行法律。這一規定確立了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訴訟原則。
「分工負責」的含義是，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刑事訴訟中應按照法律的規定各負其責，各盡其職。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公安機關負責對刑事案件的偵查、拘留、執行逮捕和預審，人民檢察院負責檢察、批准逮捕、檢察機關直接受理案件的偵查和提起公訴，人民法院負責審判。分工負責要求公安司法機關在法定范圍內行使職權，既不得互相代替，也不得互相推諉。
「互相配合」的含義是，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應在分工負責的基礎上互相支持和合作，互相協調，使刑事訴訟程序順利銜接，共同完成揭露犯罪、證實犯罪、懲罰犯罪的任務，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互相制約」的含義是，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刑事訴訟中應當互相監督，互相約束，防止發生錯誤和及時糾正錯誤，正確執行法律。
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是密切相關、缺一不可的。其中，分工負責是前提，配合和制約是三機關依法行使職權、順利進行刑事訴訟的保證。貫徹這一原則，有利於保證案件的正確處理，使法律得到准確有效的執行。
人民檢察院依法對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督
刑事訴訟法第8條規定：人民檢察院依法對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督。這一原則的基本內容有：
在我國，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有權對刑事訴訟、民事訴訟、行政訴訟實行法律監督。在刑事訴訟中，人民檢察院對公安機關的立案偵查、法院的審判和執行機關的執行活動是否合法進行監督。這種監督貫穿於刑事訴訟活動的始終。
在立案階段，人民檢察院認為公安機關對應當立案偵查的案件而不立案偵查的，有權要求公安機關說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檢察院認為公安機關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應當通知公安機關立案，公安機關接到通知後應當立案。
人民檢察院在審查批准逮捕工作中，如果發現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有違法情況，應當通知公安機關予以糾正，公安機關應當將糾正情況通知人民檢察院。
在審查起訴階段，人民檢察院可以要求公安機關提供法庭審判所必需的證據材料。對於需要補充偵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也可以自行補充偵查。對於補充偵查的案件，人民檢察院仍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訴的決定。這是對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進行監督的最後一關。
在審判階段，人民檢察院在代表國家提起公訴的同時，監督法庭審理活動。人民檢察院發現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有權向人民法院提出糾正意見。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認為本級人民法院第一審的判決、裁定確有錯誤的時候，應當向卜一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對於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人民檢察院如果發現確有錯誤，有權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出抗訴。人民檢察院抗訴的案件，接受抗訴的人民法院應當組成合議庭重新審理。
在執行階段，人民法院在交付執行死刑前，應當通知同級人民檢察院派員臨場監督。批准暫予監外執行的機關應當將批準的決定抄送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認為暫予監外執行不當的，有權以書面意見送交批准暫予監外執行的機關，批准暫予監外執行的機關接到人民檢察院的書面意見後，應當立即對該決定進行重新核查。人民檢察院認為人民法院減刑、假釋的裁定不當，有權在收到裁定書副本後20日以內，向人民法院提出書面糾正意見。人民法院應當在收到糾正意見後1個月內重新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作出最終裁定。另外，人民檢察院對執行機關執行刑罰的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如果發現有違法的情況，應當通知執行機關糾正。
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訴訟
刑事訴訟法第9條規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訴訟的權利。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於不通曉當地通用的語言文字的訴訟參與人，應當為他們翻譯。在少數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雜居的地區，應當用當地通用的語言進行審訊，用當地通用的文字發布判決書、布告和其他文件。
這一原則包括以下內容：(1)各民族公民，無論當事人，還是辯護人、證人、鑒定人，都有權使用本民族的語言進行陳述、辯論，有權使用本民族文字書寫有關訴訟文書；(2)公、檢、法機關在少數民族聚居或多民族雜居的地區，要用當地通用的語言進行偵查、起訴和審判，用當地通用的文字發布判決書、公告、布告和其他文件；(3)如果訴訟參與人不通曉當地的語言文字，公、檢、法機關有義務為其指派或聘請翻譯人員進行翻譯。
刑事訴訟是查明案件事實，適用刑法定罪量刑的過程。為保證這一過程正確而順利地進行，為保障在訴訟中不侵犯訴訟參與人，特別是被告人的合法權益，法律應保障各訴訟參與人有權了解與自己有關的訴訟活動的內容，保障被告有權知道自己所受指控，並在訴訟過程中發表意見，進行辯護。如果不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訴訟，訴訟參與人就很難了解案情，無法有效行使訴訟權利。具體而言，實現這一原則具有重大的政治和訴訟意義：(1)有利於貫徹憲法規定的民族平等原則，保護各民族公民，特別是少數民族公民在刑事訴訟中享有平等的訴訟權利，進而保護他們相應的實體權利，加強民族團結和合作，促進各民族人民積極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2)保證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和刑事訴訟目的的實現。法律允許各民族公民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訴訟，陳述案情，提供證據和進行辯論，有利於公、檢、法機關准確及時地查明案件真實情況，對案件作出正確處理。(3)為刑事訴訟其他原則的實現提供保障。沒有這一原則．公開審判原則、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則、辯論原則等都很難實現。(4)有利於當地群眾了解案件和訴訟情況，對群眾進行法制宣傳教育，從而加強公民的法制觀念，提高他們同犯罪作斗爭的積極性。
審判公開除法定情形外，人民法院審理案件和宣告判決都必須公開，既要允許公民到法庭旁聽，又要允許記者采訪和報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
刑事訴訟法第11條規定：人民法院審判案件，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人民法院有義務保證被告人獲得辯護。這一原則的基本含義是：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個刑事訴訟過程中都有權為自己辯護。自審查起訴階段開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權委託辯護人。在審判階段，被告人符合法律規定的相關條件的，法院應當指定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幫助。
2．根據刑事訴訟法第96條的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根據這一規定，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可以獲得律師提供法律幫助，從而有效地行使辯護權。
3．人民法院有義務保證被告人獲得辯護。人民法院在審判程序中，應當及時告知未委託辯護人的被告人有權委託辯護人，並在法定情形下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被告人進行辯護。在法庭審判中，人民法院應當保障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依法辯護行為不受干擾。當然，這一規定對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同樣適用，這兩個機關也都有義務保障被告人獲得辯護。
未經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不得確定有罪
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該原則的基本含義是：
1．在刑事訴訟中，確定被告人有罪的權利由人民法院統一行使。在刑事訴訟中，審判權依法只能由人民法院統一行使，其他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都無權行使。審判權包括定罪權與量刑權。人民法院是惟一有權確定某人有罪和判處刑罰的機關。在刑事案件的偵查和審查起訴程序中，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根據已經查明的事實和證據，可以對犯罪嫌疑人移送起訴和提起公訴，但它們對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認定，只會帶來訴訟程序意義上的效果，而不是終局的有罪判定。只有人民法院依法所作的定罪判決，才是國家對被告人有罪結論的權威宣告。
2．人民法院的判決必須依法作出。在刑事訴訟中要確定被告人有罪，人民法院必須按照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經過開庭審理查明事實，以法律為依據作出有罪的判決，並且將其公開宣告。未經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人民法院不得確定任何人有罪。
我國刑事訴訟法在以下幾個方面體現了這一原則的精神：廢除了人民檢察院原來曾長期擁有的以免予起訴為名義的定罪權，使定罪權由法院專門行使；受到刑事追訴的人在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一律稱為「犯罪嫌疑人」，而從檢察機關提起公訴之後，則改稱為「被告人」；檢察機關對於補充偵查的案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有權作出不起訴的決定；合議庭經過開庭審理，認為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
保障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
刑事訴訟法第14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的訴訟權利。對於不滿18歲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訊問和審判時，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場。訴訟參與人對於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和偵查人員侵犯公民訴訟權利和人身侮辱的行為，有權提出控告。這項原則的含義是：
1．訴訟權利是訴訟參與人享有的法定權利，法律予以保護，公安司法機關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剝奪。不僅如此，公安司法機關還有義務保障訴訟參與人充分行使訴訟權利，對於刑事訴訟中妨礙訴訟參與人行使訴訟權利的各種行為，公安司法機關有義務採取措施予以制止。
2．訴訟參與人在其訴訟權利受到侵害時，有權採用法律手段依法保護自己的訴訟權利，如控告或請求公安司法機關予以制止，有關機關對於侵犯公民訴訟權利的行為應當認真查處。
3．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應當得到保護，並不意味著訴訟參與人可以放棄其應承擔的訴訟義務。公安司法機關有義務保障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也有權力要求訴訟參與人履行相應的訴訟義務，否則，刑事訴訟就無法順利進行。
依法保障公民的訴訟權利，是我國刑事訴訟的一貫原則，是我國刑事訴訟民主、公正和文明的標志。只有切實保障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才能使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才能使訴訟參與人積極參加訴訟，保證刑事訴訟順利進行，保證刑事訴訟的任務和目的得以實現。同時，保障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還有利於促進公、檢、法機關不斷改進和完善自己的工作，從而充分行使職權，有效查處和打擊犯罪。
具有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責任
刑事訴訟法第15條確立了具有法定情形的不予追究刑事責任原則。具體說來，法定不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主要有：
1．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根據刑法不認為是犯罪的。
2．犯罪已過追訴時效期限的。刑法規定了對於刑事犯罪的追訴期限：法定最高刑為不滿5年有期徒刑的，經過5年；法定最高刑為5年以上不滿10年有期徒刑的，經過10年；法定最高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經過15年；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死刑的，經過20年。超過上述法定追訴時效的，一般不再追究刑事責任。
3．經特赦令免除刑罰的。在我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權決定特赦。這種特赦命令具有終止刑事追究的法律效力。
4．依照刑法告訴才處理的犯罪，沒有告訴或者撤回告訴的。告訴才處理的案件以被害人提出告訴為前提。被害人沒有提出告訴或者撤回告訴的，對這類案件的追究就失去了法律基礎。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刑法實行罪責自負、反對株連的原則，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追究刑事責任已經沒有意義，因此不予追究。
6．其他法律規定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對於上述法定不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刑事訴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規定了不同的處理方式。具體說來，在立案階段，人民法院發現自訴案件有上述情形之一的，應當不予受理。公訴案件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應作出不立案的決定。在偵查階段，偵查機關遇有上述情形之一的，應當撤銷案件。在審查起訴階段，人民檢察院遇有上述情形之一的，應作出不起訴的決定。在審判階段，對於上述第一種情形，人民法院應當以判決宣告無罪。對於其他幾種情形，一般應以裁定終止審理。不過，根據已經查明的案件事實和認定的證據材料，能夠確認已經死亡的被告人無罪的，人民法院應當判決宣告被告人無罪。
追究外國人刑事責任適用我國刑事訴訟法
刑事訴訟法第16條規定：對於外國人犯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適用本法的規定。對於享有外交特權和豁免權的外國人犯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通過外交途徑解決。這項原則的基本含義是：
1．對於外國人犯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適用我國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這里的外國人包括具有外國國籍的人、無國籍人以及國籍不明的人。我國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在我國司法管轄權范圍內，外國人應與中國人一樣，應遵守中國法律。當外國人的行為觸犯刑法，應當受到刑事追究時，公安司法機關應當按照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進行立案、偵查、起訴及審判活動。
2．依據國際慣例，享有外交特權和豁免權的外國人犯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依據外交途徑解決。依據1986年9月5日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特權與豁免條例》，享有外交特權和豁免權的外國人包括：外國駐中國使館的外交代表以及與他們共同生活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來中國訪問的外國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外交部長及其他具有同等身份的官員；途經中國的外國駐第三國的外交代表和與其共同生活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持有中國外交簽證或者持有外交護照來中國的外交官員；經中國政府同意給予外交特權和豁免的其他來中國訪問的外國人。上述人員在中國犯罪的，不受我國法律刑事管轄，而是通過外交途徑解決。解決方式可以是建議派遣國將其召回，依法予以處理；或者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令其限期出境；或者由我國政府宣布將其驅逐出境。
刑事司法協助
刑事訴訟法第17條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或者按照互惠原則，我國司法機關和外國司法機關可以互相請求刑事司法協助。這一規定確立了刑事司法協助的基本原則。
刑事訴訟中的司法協助，是指我國司法機關與外國司法機關之間。根據相互締結的條約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以及互惠原則，互相協助，代為進行某些刑事訴訟行為的活動。
刑事司法協助原則的基本含義是：
1．刑事司法協助的主體是我國司法機關和外國司法機關。這里的司法機關是廣義的，包括雙方法院和檢察機關。我國於1984年加入了國際刑警組織，因此我國公安機關與外國警察機關的協作通常通過國際刑警組織進行。司法部司法協助局作為我國對外進行司法協助的中央機關負責對外聯系。
2．刑事司法協助的法律依據包括我國與外國締結的條約或者協定、我國參加的載有司法協助內容的國際條約以及國際公認的互惠原則。
3．刑事司法協助的內容主要包括代為送達文書，代為調查取證，互相委託進行鑒定、勘驗、檢查、搜查和扣押，互相代為通知證人、鑒定人出庭，互相移交物證、書證等證據。另外，刑事司法協助還包括引渡這一重要的內容。所謂引渡，是指一國將當時在其境內而被他國指控犯有罪行或者判過刑的人，根據他國的請求，移送該國進行審判或者處罰的制度。我國與外國的引渡以與外國簽訂的引渡條約為依據。

I. 我想要一些關於民初和民國時期的資料

民國初期上海婦女服飾發展的脈絡

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的不僅僅是封建帝制，而是一種觀念，封建的等級觀念，

歧視婦女的男女不平等觀念，束縛人們自由思想的僵化觀念。民國的建立，不但象徵中國各族人民在政治上的平等，滿族獨大、唯我獨尊的思想也被拋入歷史的垃圾箱。一切上層建築的東西必將反映到經濟基礎上來，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服裝是最表象最直接最活潑的元素，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中，服裝帶有濃厚的時代色彩，隨著革命的成功，封建等級觀念的被拋棄，人們最想用來表現這種變化的首先反應，最顯眼的就是通過服裝了。那時，中國社會民眾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毫無顧忌的剪辮,當時「剪」與「留」,已經成為革新和保守的分水嶺。雖然偏遠的鄉村仍不輕易接受，但這股歷史潮流卻是任何人所阻擋不了的。其次是服制形式大變,按品級穿衣的清代舊習已經取消，官吏衣著和頂戴都被淘汰。城市中的官吏和知識分子其次，城市中先進的市民興起了一場服飾革新，旗裝被當作舊時代的產物扔掉。不過，應該指出的是旗人盛裝雖然消失了,但是旗袍仍然存在,，而後日漸流行起來

但是，對於服裝制度的拋棄卻是很難的，形式是可以改變的，制度卻是要保留的。這是因為幾千年來中國的制度與思想中，始終貫穿著一個「禮」字，在各種正式場合中，禮制是必須遵守的。在封建社會中，服制是必須嚴格遵守的，做錯了事，可以「既往不咎」，穿錯了衣服那是要殺頭的。晚清時期，男子服飾以馬褂、長衫為主。民國初年還沿習了這一習慣。長袍馬褂既可當作出客禮服，也可當作一般便服。穿這種服式的人大多為中上層市民，或者政府官員、職員、商人、教師等，一般勞動人民還是穿短服。用作禮服的馬褂、長衫，在款式、質料、色彩及具體尺寸上都有一定的格式。用作便服的馬褂、長衫，顏色則可不拘。上海由於氣候的關系，在初春或深秋季節，有些寒意，人們就在長衫之外，加著一件無袖馬甲，以代馬褂。與此同時，雖然長袍馬褂作為一種傳統的流行服裝，但上海穿西裝的人依舊不少，可以說是馬褂和西裝革履並行不悖。

民國初建，關於服制的思想乃根深蒂固，只不過在形式上有了改變，骨髓里還是舊東西在作祟。民國元年政府規定了男女禮服的形制,男子有大禮服和常禮服。大禮服分晝禮服和晚禮服兩種,均採用黑色衣褲和領結。常禮服有西式和中式兩種,中式即長袍馬褂,女子禮服是身長齊膝,有領,對襟式,裙的前後有鏡面，兩側做襇,兩端有帶結的式樣。

後來參議院通過了「女子禮服制，」從法制上通過了對女子服裝的新規定，但新服制的出現遭到了婦女界的反對，一些激進的新女性對此進行了猛烈的抨擊。談社英指出：「服制雖僅為形式上之關系，然國禮所系，不可不慎。」她指出，參議院一些人模仿西方習俗，對男子規定什麼大禮服、常禮服，日間夜間衣服不同，帽子鞋子也各有講究。「對於女子，則不然，挾輕率藐視之見，草草制定，衣裙一乃舊式，冠履更付缺如，豈女子之於男子，不能平等有如是焉？無他，此正吾人無參政權之一棒喝也。夫女子，使能佔一議席者，則於提議服制時，即可有所建議，不致如今之簡陋不適於用矣。說者乃有以女子參政權為不急之務者，是真欲永久奴隸我女界耶。」（談社英：《女子禮服足稱制定耶》見《神州女報》1912年第一期，）

後來廣東女界開會反對女子禮服之制，並聯絡上海女界共同研究，並准備聯絡全國婦女團體共同商量。雖然有了新的服制，但廣大的上海女市民對於制度方面的事情並不在意，除了少數上層知識女性對此表示文字上的討伐以外，大多數的上海女性表示了一種隨意性，但也不公開反對，她們的實際態度是：禮服只是一種形式，只有在極少的正規場合中使用，上海人可管不了那麼多，更多的是她們喜歡自由活動、自行其是，條文歸條文，行動歸行動，在服裝上翻盡了花樣，民國初年上海的婦女服裝界呈現了非常活躍的局面.

J. 求關於中華民國的立法成就,一道論述題,重點放在六法全書上

《六法全書》
中華民國時期國民黨政府的主要法規匯編。最初包括憲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和刑事訴訟法6項法律。後來將商法拆散，分別納入民法和行政法中，而以行政法取代商法作為六法之一。除6項法律外，還包括各種單行條例。《六法全書》主要仿效資本主義的法律體系，也繼承了清末和北洋政府的具有封建性的法律傳統，是封建法律、資本主義法律和法西斯法律的混合體。隨著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1949 年2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布了《中共中央關於廢除六法全書與確定解放區司法原則的指示》。同年4月，華北人民政府根據這一指示，向所屬各級人民政府發布了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及一切法律的訓令，《六法全書》至此被廢。

南京國民政府的民事立法
●周 農

南京國民政府的民事立法以三民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以德國、日本以及瑞士等西方國家的法律為藍本，並在修正了西方資本主義民事立法的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對中國傳統的民事法律思想進行了批判的繼承。在此基礎之上，南京國民政府的民事立法在社會本位思想指導下，採取國家干涉主義原則，對西方資本主義早期的司法三大原則進行了積極的限制與修正，將國家整體利益置於國民之上，強調「社會之安定」、「經濟事業之保養」，以及「社會各種實現利益之調節平衡」，從而實現「謀求全體人民共同幸福」的理想。
南京政府初期的民事立法，汲取了清末修憲以來的立法經驗，基本上改變了此前立法中僅將舊有的判例、習慣、法條，並在此基礎上重新整理，從形式到內容上都具備了現代民法的特徵。當時胡漢民在《民法物權編精神》中指出：「在我們所訂的民法物權編中，還有典權一項，為世界各國所沒有的。我國舊草案，也想不要它。但經我們再三考慮之後，覺得不動產典乃是我國固有的習慣，與外國不動產以為擔保權的，很有不同。」這是對保護人民財產權力的一種體現。
南京國民政府繼承與改造中國這一傳統的物權時，摒棄了典雇妻女、典妻產子、得子放贖的封建陋習，而使之成為一項具有當時中國特色的，並適應封建農業經濟向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過渡的經濟擔保制度。
1930年，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在《親屬法先決各點審查意見書》中，就親屬的改進確立了立法原則，據此規定，「查親屬之發生，或基於血統，或基於婚姻，故親屬之分類，應定為配偶、血親、姻親三類。」中國封建社會中，婚姻關系是夫為妻綱，而在南京政府的民法中依據「中政會」的立法指導原則，基本改變了這一社會傳統。在民法親屬編婚姻章中，關於婚姻關系的條款里體現了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原則，並規定了結婚的限制范圍、結婚的法定年齡。
在廢除中國封建宗法宗族制度的同時，南京國民政府又創立了新型家制。1930年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審查意見書認為「家制應設專規規定之。」而家庭的確切概念，應以永久共同之生活為目的而居聚之親屬團體。
在親屬、繼承兩篇法例經立法院通過後，胡漢民在立法院又進一步講述《民法親屬繼承兩篇中之家族制度》，對於我國繼承製度的改革，胡漢民闡述道：對於親屬分類，除配偶外，分親屬為宗親、外親、與妻親三類。此種分類法，是封建社會以男系為主的宗法制產物。在新民法中則應盡行改革，代之以血統及婚姻為主，應分為配偶、血親及婚姻三類；在遺產繼承上也應廢除封建的宗祧繼承。
此後，在南京國民政府民法的「繼承編」中，徹底地否定了宗祧繼承製度，強調在繼承上男女地位的平等；明確規定了配偶間有相互繼承遺產的權利，規定了繼承人的范圍、順序，並採取了特留財產制度。但是，「繼承編」也仍殘留了一些封建繼承觀的影響，如有關非婚生子女繼承權的確認。
南京政府的民法立法中屏棄了宗祧繼承、男尊女卑等傳統陋俗，建立了現代意義的家庭關系。但由於封建傳統在人們心中長期以來形成的影響，故而當年的民事立法中仍然無法避免地保留了一些固有的傳統習俗。雖然如此，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南京國民政府所完成的從立法到司法的一整套民法制度，還是最終取替了封建的舊制，在形式上建立起了現代中國的民法體系。
http://www.unity.cn/2936/cc3.htm

南京國民政府對西方社會本位民事立法思想的繼承與改造
http://www.haolawyer.com/article/Print.asp?id=10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