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對執法人的要求

① 中國行政法執法制度包括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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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比例原則適用於行政法所有情境嗎

比例原則側重於對行政裁量權之控制，主要權衡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時對公民基本權利侵害之程度，即行政行為成本與效益比例之控制。比例原則實質上是一種「消極標准」，體現了消極行政之理念。但現代公共行政的發展，政府不再是「守夜人」的角色，政府職能不斷增加，行政法之調整領域擴大，行政權力之形式僅僅符合最最小侵害或比例原則以難以包含民眾對行政權力之評價。行政法需要構建新的原則，賦予行政主體更大的裁量權以達至民眾對行政權力之期待。便宜原則就是要使行政執法更具人性化與理性化，引導行政機關從刻板、模式化的規則中走出來，體現的是能動行政的理念。公共行政的能動性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面對社會問題迅速採取應對措施；其次，在授權范圍內主動實施管理行為，積極維護公共利益；最後，行政機關在實施法律時能夠根據具體情境作出不同的行政決定達至行政目的。依法治國要求依法行政，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提出了新的十六字方針，即「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但是機械執法並非符合法治之精義，刻板地執法反而可能違背立法之初衷。能動執法是行政執法之本質要求，也是行政執法之最高境界，當下中國行政執法之開展應該堅持嚴格執法與能動執法之統一。能動執法的開展有賴於行政裁量權的充分授予，便宜原則就是要賦予行政機關在特定案件中更大的裁量權以有效達至行政目的。行政機關通過便宜原則而突破現有法律之規定為現存之大量惡法提供一個有力的糾偏渠道。

③ 結合行政法，談談如何在執法公正過程中服務人民

一、圍繞大局，統一認識
推進服務型行政執法建設是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重要內容，是促進執法關系和諧、建設法治政府的重要途徑。2015年是服務型行政執法建設「整體推進年」，各級政府、各行政執法部門要充分認識新形勢下推進服務型行政執法建設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緊迫性，緊緊圍繞省、市政府依法行政總體部署和深入推進服務型行政執法建設工作要求,在嚴格規范行政執法的同時，積極踐行「管理、執法、服務」三位一體行政執法模式,進一步牢固樹立服務理念，創新行政執法機制，提升行政執法水平，充分發揮行政執法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服務人民群眾的作用。
二、把握重點，狠抓落實
（一）推行行政指導工作。各級、各部門要在2014年重點領域推進行政指導工作的基礎上，進一步總結經驗、完善措施，全面開展行政指導工作，要注重加強行政執法事前、事中、事後指導，更加突出事前指導，並根據各行政執法領域自身特點選准行政指導的突破口和相應的指導方式,切實增強行政指導的針對性和有效性，要結合實際建立健全行政指導相關制度，制定行政指導工作規范，完善行政指導法律文書，要在不斷積累行政指導工作經驗的基礎上，組織編寫《行政指導案例選編》，通過分析典型案例，提高指導水平和整體效能。

④ 執法為民是不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則

不是。執政為民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之一，不是行政基本原則的應有之義。內

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只有容兩項，分別是行政合法性原則和行政合理性原則。

一、行政合法性原則是首要的基本的原則，是憲法規定的法治原則在行政管理中的體現和具體化。行政合法性原則是指行政權的存在和行使必須依據法律、符合法律，不得與法律相抵觸，意即：依法行政，以法行政，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行政合法性原則要求一切行政機關與行政工作人員及其行為必須合法。

二、行政合理性原則是行政法治原則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指行政行為的內容要客觀、適度、合
乎理性，意即羈束行政行為、自由裁量行政行為要合法合理。不合理的行政行為屬於不當行政，已發生的不當行政應予以撤銷和糾正。

⑤ 憲法與行政法的關系決定了公務員依法行政的最主要依據是以下哪部法律

公務員如何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可以通過以下幾個方面：
一、不斷提高各級領導幹部依法決策、依法行政和依法管理的能力
1、加強行政機關領導幹部學法工作，充分發揮領導幹部在學法工作中的示範帶頭作用 ；
2、定期或者不定期對領導幹部進行依法行政知識培訓 ；
3、積極探索對領導幹部任職前實行法律知識考試的制度 ；
4、把依法行政貫穿於行政管理的各個環節，列入各級政府社會經濟發展的考核內容。
二、提高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提高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的主要措施是：
1、建立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學法制度 ；
2、強化依法行政知識培訓、教育和宣傳 。
三、建立和完善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依法行政考核制度
要把依法行政情況作為考核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重要內容，定期開展對公務員依法行政能力的考核工作，並完善考核制度。
四、積極營造全社會尊法守法、依法維權的良好環境 依法行政是對行政機關及其公務員的基本要求，但營造全社會良好的環境，有利於將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建立在更加廣泛深厚的群眾基礎上。《實施綱要》明確要求逐步形成與建設法治政府相適應的良好社會氛圍。
五、《實施綱要》對公務員依法行政觀念和能力建設的發展
具體表現在： 1、《實施綱要》明確提出了公務員依法行政能力的概念，將「不斷提高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依法行政的觀念和能力」單列一節，體現了公務員依法行政能力在公務員通用能力框架中的地位和對提高公務員依法行政觀念和能力建設的重視。
2、《實施綱要》總結了《關於加強領導幹部學法用法工作若干意見》實施以來的經驗，對擔任領導幹部的公務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實施綱要》在1999年國務院《關於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的決定》中提出「要不斷加強對行政執法人員的教育和培訓，提高他們的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基礎上，進一步突出了教育和培訓在公務員依法行政能力建設的中的重要地位，要求實行領導幹部的學法制度，定期或者不定期對領導幹部進行依法行政知識培訓；要求建立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學法制度，強化依法行政知識培訓。
4、《實施綱要》強調把依法行政貫穿於行政管理的各個環節，列入各級政府社會經濟發展的考核內容。
5、《實施綱要》明確提出，應積極探索對領導幹部任職前實行法律知識考試的制度；建立和完善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依法行政情況考核制度，並把依法行政情況作為考核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重要內容。並要求完善考核制度，制定具體的措施和辦法。

⑥ 行政法上的法律保留為什麼要分為立法保留和執法保留

法律保留是指某些事項必須且只能由法律予以規范，行政法規、規章都無權版予以規范。
在我權國，法律保留原則嚴格區分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權與行政立法權之間的界限，保障了法律的至上性或者法律效力等級的有序性，有利於控制行政立法權的膨脹，也有利於行政相對人的權益保護。
例如《行政處罰法》第9條規定：「法律可以設定各種行政處罰。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只能由法律設定」。
第10條第1款規定：「行政法規可以設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處罰」。《行政處罰法》的這些規定是「法律保留」原則的具體體現。

⑦ 從行政法角度分析，對行政執法類公務員的要求不包括什麼能力

您好，
行政執法類抄職位具有下列特點：一是純粹的執行性。只有對法律法規的執行權，而無解釋權，不具有研究、制定法律、法規、政策的職責。這一點與綜合管理類職位的區別尤為明顯。二是現場強制性。依照法律、法規現場直接對具體的管理對象進行監管、處罰、強制和稽查。行政執法類職位主要集中在公安、海關、稅務、工商、質檢、葯監、環保等政府部門，且只存在於這些政府部門中的基層單位。

⑧ 行政法規定行政執法人員可以當場收繳罰款數額是50元以下還使是20元以下

行政法規定行政執法人員可以當場收繳罰款數額是20元。

根據《中華人民版共和國行政處罰法權》第四十七條 依照本法第三十三條的規定當場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執法人員可以當場收繳罰款:

（一）依法給予二十元以下的罰款的；

（二）不當場收繳事後難以執行的。

(8)行政法對執法人的要求擴展閱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五十一條 當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處罰決定的，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行政機關可以採取下列措施:

（一）到期不繳納罰款的，每日按罰款數額的百分之三加處罰款；

（二）根據法律規定，將查封、扣押的財物拍賣或者將凍結的存款劃撥抵繳罰款；

（三）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⑨ 行政法淵源能否作為法院法律適用的依據

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和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項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在共同推進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的過程中，必須堅持立法先行。法治語境下行政執法是指行政主體依法行使法定職權、履行法定職責，實現行政目標的活動總稱，也即行政主體將法律的意志加以實現的過程，具體表現為依法律授權而為的行政檢查、行政強制、行政許可、行政處罰等行政行為。行政主體在實施行政行為時要有法律依據並受法律規范制約當為行政執法的實質要義之所在。那麼，行政執法的依據應當包括哪些呢？除了法律、法規、規章、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等之外，由於立法的不明確，實踐中鮮見有行政主體將法律解釋梳理為執法依據的，近些年在具體的法律適用實踐中也出現了一些操作上的問題，比如包括司法解釋在內的法律解釋能否成為行政執法的依據？人民法院在行政訴訟中如何對待行政解釋？同部門法律解釋或不同部門的法律解釋之間出現沖突如何處理？本文試圖釐清前述困惑，以明晰認識，期冀略有指導實踐之效益。

一、法律解釋作為行政執法依據的理論考量

（一）法律解釋能否成為行政執法依據的理論困惑

在大多數西方國家，法律的制定、執行、適用，分別交由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具體行使。三者只能在自己的職權范圍內行使職權，不得超越職權、侵犯其他權力領域。在許多西方國家中，法律解釋權主要歸屬於法院或法官，因此，法律解釋主要是指司法解釋，是法院或法官在具體案件中對法律所作的解釋，按照「遵循先例」的司法原則，個案中的司法解釋對下級法院今後的具體案件審理具有拘束力，形成「法官造法」的效果。行政機關執行的是議會（國會）制定的法律文件，而非司法解釋。關於法院行使司法解釋權是否屬於司法權對立法權的侵犯，在解釋史上很早就存有爭論。從古羅馬開始，法律解釋的發展道路基本上是沿著由立法禁止法官解釋法律再到立法授權法官解釋法律前進的。[1]至今，兩大法系中，司法解釋成為了最重要或最主要的法律解釋，甚至在英美法系中，司法解釋就是直接代表了其所稱的法律解釋。我國司法實踐中，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這兩家最高級別的司法機關對法律具體適用問題有權進行解釋，我們將其稱為司法解釋。但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是，我國的司法解釋在性質上是一種能夠重復適用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抽象解釋，它不同於國外的具體個案解釋，這種抽象解釋在許多情形下是對法律的進一步明確界限，很大程度上屬於立法的邊界。從這個意義上講，司法權存在侵犯立法權的嫌疑。在缺失明確「糾偏」制度的情況下，行政機關為執法當如何選擇執法依據難免處於為難境地。

至於其他兩種法律解釋，首先來看立法解釋，從權力分工的角度看，立法者只是向社會輸入法律文本，解釋法律不是立法者的事情，而是司法者或執法者的工作。立法者以解釋的名義發布文件，但本質仍屬於立法。既然如此，立法者就不應當具有立法解釋權，立、改、廢才是立法機關的本職，立法者完全可以通過修法來達到立法解釋的目的。其次再來看行政解釋，權力分立原則在本質上也同樣要求法律解釋權不能交由行政機關來行使，否則，法律解釋權一旦擴大配置，將會給我國的行政管理活動帶來兩大問題：第一，這意味著行政機關可以自行實施行政管理活動而無須考慮立法機關的意志；第二，還意味著行政機關受司法機關的監督將成為一句空話。[2]

我國現有的法律解釋體制，盡管有其存在的價值和依據，但體制的架構確實存在法理中無法迴避的困境和不足。至於立法解釋、司法解釋、行政解釋能否成為行政執法的依據確實是一個極其復雜且大費思量的問題。首先，對立法解釋而言，我們一方面強調其具有法律效力，另一方面立法解釋在實踐中卻很少見，常被應用解釋所侵犯，致使其在理論上雖可作為行政執法的依據，但因其數量不夠，對行政執法的作用甚少；其次，對行政解釋而言，一方面存有前已述及的缺陷，另一方面，部分行政解釋程序簡單，儼然行政主體內部的抽象行政行為，與依法行政中的「法」不可同日而語，行政解釋作為行政執法的依據仍存在可爭論的焦點；再者，對司法解釋而言，雖已成為兩大法系中最重要、最主要、最具權威的法律解釋，但能否作為行政執法的依據，仍是一個需要認真探討的問題。綜觀我國的法律解釋機制，從權力的分立與制衡的角度對其進行分析，存在各種困惑與邏輯不足，嚴重影響著我國行政執法主體之執法依據的范圍圈定。

（二）法律解釋能夠作為行政執法依據的理論支撐

近代國家學說認為，國家權力的存在是為了維護公民的權利。[3]如何保障、制約國家權力，使之一如既往地維護公民的權利，成為先賢們思考解決的問題。在最初英國思想家洛克的「三權分立」思想基礎之上，法國孟德斯鳩進一步將其完善並發揚光大，創設出三權分立學說，對西方國家憲政制度的創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按照「三權分立」學說，整個國家權力被劃分為三部分，即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三項權力分別由議會、法院和政府行使，三個機關之間相互分工、相互制約。孟德斯鳩主張，必須強調權力之間的分工制衡，用權力制約權力來達到防止權力濫用的目的，如若立法權與行政權相結合，則自由不再，同樣道理，如若司法權不能在立法權與行政權面前保持獨立，則自由也不再。假設司法權與立法權集中於一人或一個機關手中，專斷的權力就將凌駕於公民的生命與自由之上，這是因為法官自己成了立法者。最嚴重的一種情況則是一個國家如若法律制定權、公共決議執行權、私人犯罪裁判或者爭訟權也交由同一個人或者機關行使，那麼這個國家一切便都完了。[4]我國雖不是實行三權分立制度，但權力分工制約思想是必須體現的。在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其他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在人民代表大會的基礎上產生，對其負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使人民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法律意志；國家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依法行政；司法機關行使司法權，據法審判。關於法律解釋的性質，理論界一直存在著「是一種權力還是一種方法」的爭議，作為在具體的法律適用過程中出現的一種特殊現象，法律解釋是從屬於上述立法、司法和行政活動的。因此，在國家權力三權劃分的意義上，主流觀點將法律解釋視為一種具有附屬性質的隱性權力，法律解釋權也並非一種獨立的權力類別。據此，可以得出法律解釋能夠作為行政執法依據的第一個理論支撐，法律解釋如果具有國家權力的屬性，那麼它就具有了能夠成為法律依據的先決條件。在我國目前的法律解釋體制下，按照「誰制定，誰解釋」的運行規則，法律解釋的主體必然與三種權力緊密相連並且附屬於特定權力主體自身的許可權，法律解釋權在權力屬性上當然地具有延伸意義的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性質，適用法律解釋的過程便是三種權力運行的結果。對於立法解釋與行政解釋而言，它們成為行政執法的依據毫無問題，對於司法解釋而言，盡管情況復雜，但從三大國家權力的職責分工來講，作為在行政法律適用過程中用來調適法律關系重歸平衡的司法權，具有終局裁決的效力，當然也對前置的行政權力具有約束性。基於此，法律解釋本身所擁有的權力延伸屬性決定了其能夠成為執法依據的前提條件。

另外，按照法律解釋的主體和效力不同，廣義上可以將法律解釋劃分為正式解釋（有權解釋）與非正式解釋（無權解釋）兩種，區別二者的標准在於看其是否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通常我們採用的是狹義的觀點，法律解釋即指的是有權解釋，必須是有權主體依據有關許可權對法律的具體適用進行的解釋。據此可以引申出法律解釋能夠作為行政執法依據的第二個理論支撐，從行政法的淵源進行考察，行政法淵源作為行政法律規范的具體表現形式和載體，如果一個法律文件能夠作為行政法淵源，對行政法律關系主體和行政執法行為產生普遍約束力，那麼它必然也能夠成為行政執法的法律依據，對行政執法機關產生拘束力，行政機關必須依據法律的規定實施行政行為。行政法學界的通說認為法律解釋是行政法的法律淵源之一，認為一般淵源有憲法、法律、行政法規與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規章、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特殊淵源有法律解釋、國際條約、慣例等。按照解釋的主體不同，又可以將法律解釋做出立法解釋和應用解釋兩種區分，在應用解釋之下再做出司法解釋和行政解釋之分。[5]上文已經分析，法律解釋本身所擁有的權力延伸屬性決定了這些有權解釋均具有國家意志性、強制性、普遍性和規范性等作為法律淵源的這些基本特徵。另外，通過1981年《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以及其後一系列法律文件，在立法上也進一步對法律解釋與法律具有同等效力這一內容予以明確化。受我國現有法律解釋體制的影響，盡管立法解釋、司法解釋、行政解釋在法律解釋體系中存在著效力高低不同、法定拘束力強度不同以及適用人員、事項范圍不同的問題，但是法律解釋本身作為行政法淵源所具有的法律效力或一定的法律效力卻是釐清其能否成為行政執法依據的重要理論支撐。法律解釋作為行政法淵源之一，具有法律約束力，能夠成為行政執法的法律依據亦是應然。

基於以上分析，盡管法律解釋作為行政執法依據確實存在著源自法理上的障礙，但是從其作為國家隱性權力的基本屬性、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法淵源之一等支撐來看，法律解釋在理論上是當然並且必然能夠作為行政執法的法律依據。除了法理上的支持，法律解釋作為行政執法依據還存有現實的需要，並且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不僅能夠明確行政機關的執法依據，為行政機關落實、完善國務院「三定規定」提供理論支持，有助於行政機關科學梳理行政執法依據，進一步明確各單位權責，合理配置行政職權；而且便於行政主體身份的確認，明確行政訴訟被告資格，滿足實際部門和群眾對行政行為進行准確及時監督的需要，完善法律解釋機制，進而推動行政法學的發展；最終推動我國法治建設，完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規范體系，為法制的統一提供保障，實現依法行政。

⑩ 行政法和行政訴訟法中，哪些體現了執法公正服務人民

第一，法律至上原來則。
在依法行政源中，法律至上原則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內容：
1、法律是依法行政的最高規范。
2.依法行政規則。政府的依法行為必須有法律依據。在法律沒有規定時，行政機關無權像公民那樣自由地活動。
3.合法性規則。行政行為的范圍和內容必須由法律設定。
4.保證實施原則，行政機關必須以自己的行為來保證法律的實施。行政機關的職責是執行和實施法律，對於行政機關來說，不僅有消極的義務遵守法律，而且有積極的義務採取行動，保證法律的實施。
第二，正當程序原則。
程序是實體的保障。沒有正當程序的規范，行政法治要求的法律至上就難以實現。因此，行政法治對法律至上的要求必然要通過正當程序來實現。
第三，
公平救濟原則。依法行政意味著行政相對人能夠及時有效地通過法律渠道糾正行政侵權行為，也就是必須存在公平有效的行政救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