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述行政法是控權法的理論依據

1. 行政法是如何控制國家權利的

對行政行為執行限定嚴格的程序及公開、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則，設定嚴厲的責任追究制度，確保行政機關依法行政

2. 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程序中對法的價值進行整合，應當遵循哪些原則

【出處】《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

【摘要】關於行政法是否存在或有必要構築其理論基礎，形成了諸如「管理論」、「控權論」、「平衡論」、「服務論」、「公共權力論」、「公共利益本位論」、「政府法治論」以及「人民主權論」等十幾種學說和觀點[1]，堪稱近年來我國行政法學界研究熱點之一。從上世紀末以來，中國行政法學者對此問題進行了十餘年的「論戰」，在其建國之時，制憲先驅們便開始奉分權與制衡為國家政體之圭臬，在目前中國。其實，作為一種「理論基礎」，既可最大限度地減少官僚專斷和越權的危險，行政法是管理政府行政活動的部門法，而不是有關公共行政的法律。[2]當然。

【關鍵詞】行政法；

【寫作年份】2012年

【正文】

一，雖然持「控權論」者都認為行政法是控制行政權力之法，但是從持「控權論」者的相關著述來看，似乎呈現出兩種略微不同的表述；控權論，喪失了「合法性」。作為行政法上的理論基礎，「控權論」可以從「本質—表象」、「工具性—目的性」和「應然—實然」這三個維度進行審視和考量。在此基礎上，通過分析中國的實際情況，找出其與「控權論」的對接與暗合之處，以期對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的選擇乃至重構有所啟發和裨益，法律控制行政權有雙重目的，即不僅要防止權力的濫用和逾越，而且還要能夠通過駕馭行政權使其有效運作[14]。兩種意見相比較，後種表達方式顯然更為成熟和恰切。誠如有學者所洞見的那樣，「現代行政法的基本功能仍然是控制行政權，但是控權一詞的涵義更為豐富，近代的控權就是指嚴格限制行政權，防範和制裁違法行政行為。但是我們今天所講的控權，是指法律高於行政權，法律支配著行政權，控製成為一個中性詞，它除了傳統的限制的含義，還包括引導和鼓勵等方式。」[15]

在了解了控權論的歷史脈絡以及控權論的內涵界定、基本內容和主張之後，就可以依循本文的分析進路，深入地對控權論做出理論上的檢視。也正是由於「控權論」在行政法歷史上飽蘸著人類「警惕公權力、保障私權利」的政治智慧和憲政要髓，有著深厚的哲學根基，才能使其備受青睞，在行政法自古至今的歷史發展長河中熠熠生光！

（一）理念：本質與表象

行政法上「控權論」的出現，絕對不是學者們努力創造或建構的結果，而是有其深層次的原因。它產生於西方社會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理性文化和深刻的歷史反思能力——懷疑精神之中，建立在對政府和政府權力高度警惕和不信任的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說，控權論思想是基於這樣的一種理念：對「人性惡」[4]和「權力導致腐敗（專制），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專制）」（19世紀阿克頓爵士言）的本質認識。

孟德斯鳩早就提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亘古不易的一條經驗」。在他看來，「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他得出結論：「從事物的性質來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制約權力。」[16]孟氏的以上論述，實質上就揭示了行政法的哲學底蘊。英國著名憲法學家戴雪也指出「與專斷的權力相比，正式的法律具有絕對的至高性和主導性，排除政府中任何形式的專斷的、特權的，或寬泛的自由裁量權的存在。」[17]可見，由於「權力客觀上存在著易腐性、擴張性以及對權利的侵犯性，因此要對權力進行限制和約束」[18]。不僅如此，在西方人看來，政府及政府權力是從來不被信任的。作為1787年美國憲法主要起草人的漢米爾頓認為「如果人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統治人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來的或內在的控制了。」[19]傑斐遜也認為「世界上每一個政府都帶有人類弱點和某種痕跡，帶有腐化墮落的某種胚芽，運用狡智便能發現，居心叵測並去發掘、培植和助長。任何政府如果單純託付給人民的統治者，就一定蛻化，所以只有人民本身才是政府的唯一可靠的保護人。」[20]諸如此類思想家們的經典論述，可謂不勝枚舉！

正是「控權論」這種理念——對人性的反思和對權力的警惕，才讓我們有理由相信通過「控權」來達到對個體權利的保護。這是一種基於對事物（權力）性質的本質而非表象認識所得出的理性結論。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這（控權論）並非簡單移用西方行政法學的觀點，而是建立在對行政權力本質認識的基礎上，從而正確揭示了行政法與行政權力之間的關系。」[21]。有人在批駁控權論時指出：控權論所主張的「控權」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為控權而控權；並進一步指出控權論不注意對社會公益的關注與保護，只強調個人利益[22]。這種認識之所以值得商榷，其關鍵就在於對權力認識的「表象化」，沒有看到在權力與權利博弈過程中權利的弱勢地位和權力的暴力性。如果僅僅因此便主張「平衡論」，反倒給權力披上了一層「合法」的外衣，那麼平衡的結果必將是：不僅「平衡」的目的落空，而且權力的施暴將會變得肆無忌憚。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控權論一度成為英美法學國家和中國相當一部分學者所追逐的主流觀點，但是也仍然受到了學界不少的批評。對於這些批評意見，有學者進行了歸納總結，並整合為幾個有代表性的觀點。[5]但是，「就法律與權力的關系而言，強調控權永遠不會過時，這是早已為中外思想家所公認的法治精髓和實質。人們可以不贊同作為『理論基礎』的控權論，但誰也不能否認控權作為實現正義和法治之手段，具有經典的價值和意義。」[23]

（二）價值：工具性與目的性

德國學者馬克思·韋伯曾經在其學術名著《經濟與社會》中把人類的「理性形式」分為兩種：一種是「工具理性」；另一種是「價值理性」。在相對的意義上，二者各種自己的側重點。如果說「工具理性」更側重於指向為達致特定價值而採取的手段或實現途徑的話，那麼「價值理性」則較多地關懷手段實施之後所取得的效果或目的。在哲學意義上，對於法治的基本價值，大致有以下兩種不同的理解進路：一種是工具性價值，另一種是實體性價值（其實也就是「目的性」價值）[24]。同樣，關於行政法的價值意蘊，可以從工具性（價值）和目的性（價值）兩個方面進行考量。盡管從學理上看，對法的價值還有其他方式的劃分，[6]但「工具性—目的性」的二元價值分析方法，無疑更具有學術討論意義。而且，筆者所考察的這兩個方面，從純粹哲學意義的層面上，也是完全站的得住腳的，[⑦]具有更為宏大的理論分析意義。據此，所謂行政法的工具性價值就是對行政法和其他部門法一樣看待，視其為一種為實現某種目的或目標的工具和手段。而行政法的實體性價值則更多的著眼於某種目的或目標，把行政法作為一種理想加以追求。

行政法的工具性價值和目的性價值（或稱實體性價值）從其歷史傳統和文化淵源上來說，在於西方國家一直重視程序對法的意義的深刻認識的基礎之上。甚至有學者認為「行政法更多的是關於程序和救濟的法，而不是實體法」[25]。行政法這兩個方面的價值，反映在行政法上便體現為「追求效率」和「保障人權」這兩個層面的價值取向上。而控權論正是立足於行政法的工具性價值，即通過對行政權的控制（嚴格劃定權力的界限、貫徹程序原則、控制自由裁量權、進行司法審查等措施），來達到保障私人權利和自由之目的。甚至於，美國行政法把從英國「自然公正原則」中繼承而來的「正當程序」原則（正當程序精神）視為美國行政的基石，通過正當程序來限制政府權力[26]。相比之下，所謂的「平衡論」著眼於一種理想目標的追求：公權力與私權利的平衡。其實，這是追求「平衡」的價值訴求，如果說不是「一廂情願」的想法的話，便是對中國現實情況「有意無意」的忽視。因為，「平衡」之理想的實現，說到底還是要藉助於「控權」這一手段。「作為近代民主政治的產物，行政法旨在規范、監督、制約行政權力，以保護個人權利[27]。可以說，沒有「手段」（工具），就無法達致「目的」。「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這樣，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是這樣，在社會主義時期也是這樣。」[28]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控權論所主張的為保障私人權利與自由之目的而為的控權並不會導致行政機關辦事效率的下降，不會影響行政效率，相反還可能提高行政效率。[8]況且，「政府效率不能被視為終極目的」[29]，政府不能為了行政效率就任意對待私權利，這完全是本末倒置。

（三）定位：價值（應然）與事實（實然）

從哲學上講，事物的狀態有「實然」與「應然」之分，其實，我們還可以繼續對它們向上進行追本溯源的考究。其實，實然與應然的關系可以通過對事實與價值關系的探究來予以說明。而對事實與價值的近代分野卻可以追溯到孔德的社會實證主義。近代已降，「休謨問題」一直困擾著社會科學界。在休謨看來，對道德問題科學是無能為力的，科學只能回答「是什麼」的問題，而不能告訴我們「應該怎樣」的問題。休謨還提出，事實與價值分屬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由事實命題不可以推出價值命題。分析實證法學家奧斯丁也提出了「法是什麼是一回事，法應當是什麼是另一回事」的命題。馬克斯·韋伯也認為，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有必要區分價值判斷和經驗事實，也即要認識到價值命題和事實命題有著不同的使命，二者不能相互推演。而事實上，我們的言談似乎常常混淆了「事實」（Faktizitat,fact）與「價值」(Geltung,value)的界限；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是兩種不同的推理形式，它們的能指(signifier)分別對應不同的所指（signified），其所要回答的，分別是「應然」（sollen）和「實然」（Sein）的問題。[9]

在行政法理論基礎的問題上，控權論是擺正了價值（應然）與事實（實然）的關系，並對二者的關系做出了准確的定位。因此，在筆者看來，控權論的恰當性也很大程度上在於它對「應然」與「實然」的取捨。控權論的建構不是基於這樣一種價值/理想追求（應然的層面）：既要保障私人的權利與自由，又要注重行政效率；而是基於這樣一種事實（實然的層面）：在實際生活中，行政權往往會濫用，只有控權，才有可能達到上述的應然狀態（層面），才能夠保障私人的權利與自由。而實踐上的證明結果也支持了這一分析的正確性。[⑩]

相比較而言，平衡論首先是基於這樣一種價值（應然層面）而創設：行政法不僅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實施，而且又要保障公民的權利；追求行政機關的權力和相對方的權利應保持總體平衡[30]。而在事實（實然層面）上則往往會於此追求背道而馳。可見，平衡論既要保障公民權利又要保證行政權力的順利實施這一價值/理想追求應該說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在我國目前的社會環境和狀況下，它的正確也只能停留在應然的理論層面上，盡管它可能是比較先進和「遠見卓識」的。在缺乏分權、制衡、有限政府、保障人權等憲政基因及法治傳統的中國背景下，平衡論一旦進入到實然的現實中，它就會被異化，其結果必然是在公權力與私權利的激烈沖撞中淪為行政權「掛羊頭賣狗肉」的招牌。正如有學者分析指出的那樣，「社會現實是逐步推進並在點滴累積中邁向理想彼岸的，它不可能超越和跳躍，由於理論探討本身往往比實踐具有超前性，而中國平衡論所面對的社會階段與現實狀況和西方國家迥然有別，從而平衡論之於中國可能在前瞻性方面走得較遠，而在現實針對性方面而不及控權論那樣乾脆和更受歡迎。」[31]

四、暗合：中國語境下「控權論」之證成

既然「控權論」作為「普遍價值」可以分享，那麼控權論可否成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呢？筆者以為，「控權論」作為行政法理論基礎，有著深厚的哲學基礎，可以成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同時，也只有「控權論」，才真正切合了中國的社會現實。鑒於目前中國的實際情況和現實條件，也只能選擇控權論作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

（一）控權論：一種可以「價值共享」的理論

從立憲主義的角度而言，憲政的意義不僅僅在於勾勒了一個社會基本的政治法律框架，還在於它是關於國家與公民之間關系的制度架構。其核心要義，則是通過對公權力的限制而達至對公民個人權益的保障。於是，限制公權力，成了憲政的「關鍵所在」；甚至於，憲政這一概念通常就被用來指代強制權力受到了約束的觀念。借用麥基文的話來說就是：真正的憲政，其最古老、最堅固、最持久的本質，仍然跟最初一樣，是法律對政府的限制[32]。中國要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憲政國家，其中的關鍵就是治理或制約國家權力；「依法治國」的實質是依法治權、治吏（官）。「法治」的基本精義在於「治者先受治至於法」。同時，中國政府提出了「法治政府」的建設目標，而法治政府就是「有限政府」。可以說，「限權」、「限制公權力」以「保障人權」，已經成為中國行政法治的基本理念。在這種情況下，具有濃厚法哲學基礎的「控權論」，加之其具有「價值共享」的特點，雖然肇端自歐美諸國，但其精神本質和要求卻能夠其他國家所引見和適用。也正因為如此，「控權論」可以而且能夠成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

（二）中國目前的現實情況及環境條件

如果僅僅從哲學基礎上認定「控權論」的合法性基礎，只能證明其是一種具有某種「普遍價值」的理論主張；而其究竟是否適合作為中國行政之理論基礎，還需要對中國現實情況和法治環境作出具體分析，以做到「理論聯系實際」。

1.法制文化傳統。歷史性考察中國的法制文化和法律傳統，大致上具備以下幾個顯著特徵：一是集權專制傳統；二是集體主義價值觀；三是對個人價值的漠視；四是重實體輕程序。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從根本上欠缺那種個人本位、個人主義觀念的歷史積淀，從而也就沒有所謂「個人權利」的概念；相反，集體主義、國家至上的價值取向卻有著深厚的民眾基礎。法律一向與倫理道德混雜在一起，成為權力的附庸；作為統治階級統治和鎮壓廣大人民的工具，法律是用來治理老百姓的，而不被認為有保障私權的功能。在法律關系中，官是主體，民是客體。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不可能做到所謂的「平衡」。另外，我國法律文化還明顯具有「重實體輕程序」的特點，此處不再展開論述。

2.政治基礎條件。如前所述，行政法從本質上來說在於對政府權力和公民權利進行配置和定位。從公權力與私權利的對比角度而言：第一，從行政權（政府權力）角度看，目前我國政府權力趨於膨脹且異化現象普遍。這表現在：行政主體隊伍擴增，行政機構種類繁多，行政職能不斷擴張，自由裁量權大為增加、非權力性管理作用加強（例如，行政指導行為以及行政合同行為等）、行政立法大量增加、法院（司法）審查受限、立法監督不力、委任司法[33]突顯等。第二，從公民權（公民權利）角度看，公民權利遠弱勢於行政權，情況不容樂觀。主要表現在：公民在行政法律關系中處於「弱勢地位」、公民的法律意識和權利意識淡薄、公民救濟途徑受限且獲得救濟十分困難等。第三，從行政權與公民權的對峙和互動來看，行政權力腐敗情況普遍；公民權利受侵犯嚴重。在現實生活中，行政權與公民權嚴重失衡，無法實現良性互動。

3.經濟基礎條件。事實上，行政法治不僅要有其法制文化條件，政治條件（憲政背景），而且還要有其賴以存續的經濟基礎。在某種意義上，法治就是從市場經濟中的平等、契約等精神中發展而來的。中國目前雖然實行了市場經濟，但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職權過大，干預的太深，管理的領域太寬。雖然近年來行政體制改革不斷向縱深發展，但由於我國的行政改革只是在配合經濟體制改革的進行而較少關注行政管理自身規律的探究和總結，顯得「捉襟見肘」。因此，政府的職能仍需要繼續轉變，盡快地從經濟活動中「可能的領域」抽身出來。

五、結語

通過以上對主要國家行政法基本觀念和理論基礎的梳理和分析，不難看出，各國在定位本國行政法理論基礎之時，都是結合本國的具體國情，在具體的行政法實踐中衍生出來的。因此，在選擇和建構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時，西方諸說只能作為參照，因為「不區分各國的社會制度、經濟制度、歷史條件、文化傳統而認為世界各國的行政法律制度和觀念都是一個模式，無疑是一種便狹、絕對化的態度」。正確的作法是，「我們既有必要面向當代世界各國普遍追求的價值體系，也不可能脫離一國的特殊性；既不能以外國行政法的理論說明中國的現實，也不能以中國的理論去指導他國的做法」[34]。換句話說，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的選擇乃至重構都，必須結合我國的國情和當下社會現實（社會環境）的特點而進行。

事實上，中國的行政法理論和實踐呈現出與西方諸國不同的進路。在目前中國，對「行政法的認知和把握必須緊扣『控制國家權力』的憲政理念，在公民與政府的對峙中點滴積累行政法的實踐，以此迎來憲政的曙光和希望。」[35]因此，筆者以為，在有關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的諸學說當中，「控權論」真正地契合了我國的現實國情，應十分突出地強調這一主題。因為，只有「控權論」的「控權」才真正扭住了行政權與公民權相互關系中的關鍵環節，從而才真正的具有理論指導意義和現實意義。只有通過「控權論」當中的「控權」精神以及相配套的控權原則、制度和機制，才能使政府的權力運作受到制約和監控而趨於「理性」，中國的行政法治和法治政府建設目標才能真正實現！

【作者簡介】

王圭宇（1985-），男，河南禹州人，鄭州大學與俄羅斯聖彼得堡國立大學(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ПбГУ)聯合培養2009級憲法與行政法專業博士生。

3. 為什麼說行政法是規范和控制行政權的法急~~

不是狠明白。

4. 為什麼說行政法是控制和規范行政權的法它是怎樣控制和規范行政權的

1.行政法來的宗旨和作用在於最大限度地自保障個人自由權利,制止國家行政機關干預或限制個人自由和權利。
2.行政法最重要的內容就是獨立的司法權對行政行為予以司法審查,從而達到其限制和控制行政權的目的。
3.行政權的范圍必須受到嚴格限制,其管理只限於國防、外交、財政、治安等少數領域,最大可能地排斥自由裁量權。

5. 為什麼行政法律是限權法，控權法

行政法是控權法。該觀點將「控制行政權力」作為行政法理論基礎和核心。控權論認為行政法是對行政權力控制的法。該理論從防止行政權力的擴張性和侵害可能性出發，強調必須對行政權力進行控制。它的主要觀點包括兩個方面：第一，認為行政機關享有權力和進行管理是一個事實問題，而非法律問題，授予行政機關權力不是行政法所能決定的。行政法所能規范的是權力行使的後果，是由於享有權力、運用權力所帶來的法律問題。第二，認為行政權的行使無須法律保障，行政法就是對行政權力進行控制的法。這一觀點較多地借鑒了西方行政法作用的理論。
今日看了孫笑俠教授〈法律對行政的控制〉一書，比較贊成一種觀點，我們對於行政所說的控權不應該只是對行政的限制而言的，此處的控是一種廣義上的，是一種對行政權的凌駕，它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個是引導行政有效合法的實施，另一個就是我們所說的限制行政權的濫用，保障相對人的利益。如果以此說法，那麼就不會產生對行政效率帶來的負面影響，至少在理論意圖上，我們還是比較重視行政職能的有效實現。
至於成本的抬高這的確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強調的是對行政行為行政管理的有效實現的管理，必須把握好有效的范圍，有效就是要我們的行政權在社會服務中，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在服務中要量力而為，結合我們的社會現實。但是即使這樣成本的提高也是不可避免的，總的來說，成本的提高，帶來了社會的穩定，就、以及公民組織合理利益的實現，還是值得的。
對於公民權利濫用的問題，其實在現階段這不是一個主要的問題，我們所缺的恰恰是權利的重視。權利和權力是兩個對應的范疇，他們處於一個運動的平衡之中，這需要雙方的制衡，行政法對行政的控制就是為了要保持一種相對的均衡，所以權利濫用的問題是不用太擔心的。

6. 行政法它是如何控制和規范行政權的

首先從上來說，行政法就是來約束和監督行政權力行使的。其次，在我國，調整行政機關內部關系，也就是行政機關內部人員出現了問題該怎麼解決，我國的法律主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調整行政機關外部法律關系主要有行政許可法，行政處罰法，這兩部法律主要是規范行政權力行使的規范的，最後，對於在前兩部分，如果行為人對行政機關的行為不服，或是認為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侵害其合法權益可以提請行政復議或提起行政訴訟。

7. 什麼是控權法

行政法就是典型的控權法，普遍認為行政法就是控制或者說是約束行政主體的權利。內

行政權利直接來自法律授權容，無法律無權利，法律沒有規定的行政主體無權作為。

「要用它管理老百姓，也要用它來約束官員。它非常實用、非常符合人類歷史發展規律」是很恰當的總結！！！

8. 為什麼說行政法是控權法

行政法目的來在於保障私權和自由；自
行政法的基本內容是控制行政權；
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是依法行政原則；而行政法的手段是司法審查和行政程序。
在控權論者看來，行政法的作用正如同緊箍咒 ，約束著處於強勢地位的行政權。
「控權」不等於「限權」。「控權」是法律對行政權力的駕馭、支配，他並不僅僅限制行政權力 限權」則是盡量少地授予行政權力，即限制行政權力的范圍。
限制是消極的，控制是積極的。

9. 學習行政法的意義

一、行政法治的內涵
我國依法行政的概念產生於80年代末，形成於九十年代。但從近幾年依法行政的實踐看，依法行政在不少沿海發達地區流於形式，更不用說西部，依法行政最重要法治精神、法律理性，程序正義以及保障公民權利等等，在不少地區和部門還未受到重視，為了進一步推進依法行政，必須在西部開發中，充分關注依法行政的法治內涵的實現。
第一，法律至上原則。在依法行政中，法律至上原則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內容：1.法律是依法行政的最高規范。如美國依法行政的具體表述是「法律最高原則」，在德國則稱為「法治政府」。在這原則下，依法行政的行政依據是法律，沒有法律授權就不能行政。任何行政行為都是法律授權的行為。一切行政行為都必須服從法律，否則無效。2.依法行政規則。政府的依法行為必須有法律依據。在法律沒有規定時，行政機關無權像公民那樣自由地活動。例如，沒有處罰法，行政主體就沒有處罰權力。這在各法治國家都是一項普遍的規則。3.合法性規則。行政行為的范圍和內容必須由法律設定。法律對行政的授權不僅應具有質的特點，而且應當有量的規定。依法行政不僅不能超越質的規定，而且不能逾越量的范圍。有法律依據可以做出行政行為，但有權作出行政行為並不等於可以為所欲為。4.保證實施原則，行政機關必須以自己的行為來保證法律的實施。行政機關的職責是執行和實施法律，對於行政機關來說，不僅有消極的義務遵守法律，而且有積極的義務採取行動，保證法律的實施。法國最高行政法院在1959年的一個判決中聲稱，行政機關在情況需要的時候如果不制定有效的條例來維護秩序，就是違反法律。
第二，正當程序原則。程序是實體的保障。沒有正當程序的規范，行政法治要求的法律至上就難以實現。因此，行政法治對法律至上的要求必然要通過正當程序來實現。行政程序應當由法律來設定，其效力與其它法律相同。任何行政行為都必須有法定程序。只有嚴格按照法定程序進行的行政行為才具有效力。非依正當程序的行政行為應當視為非法。依法行政在一定意義上就是依程序行政。法律的至上性必須通過合理的程序來實現，沒有正當的程序，法律的至上性根據難以實現。法律的正當程序是實體法的延伸。在法治條件下，基本權利原則屬於實體上的原則，基本權利原則被正當地實施，這就是正當法律程序。正當程序原則在法治國家極受重視，而且在實踐中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正如美國法官弗蘭德利所說：「我們看到過去五年中程序上的正當程序的擴大，比在美國憲法批准以來的整個時期都來得大。」
第三，公平救濟原則。依法行政意味著行政相對人能夠及時有效地通過法律渠道糾正行政侵權行為，也就是必須存在公平有效的行政救濟。公平救濟不僅有范圍要求，而且有結果要求。以范圍而言，行政救濟不應當存在死角。比如，目前我國西部行政訴訟中不受理職稱評審方面的糾紛就很不合理，也是教授貶值得不到遏制的原因之一。其根源一是因為相關的法規欠缺，二是因為法官不是專家，但在實踐中並不是無法解決。事實上，各校都頒布有相當細的規定。法院在受理此類案件的時候，在不違反法律的前提下可以參照適用，而後者可以由法院請相關專家評審，最後由法院判決。為此建議我國在西部大開發中，行政訴訟法對此進行修改。法院應當能夠受理職稱評審案件。以結果而言，國家賠償是最主要的公平救濟的制度。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上，國家賠償是被否定的。1873年，法國許可權爭議法庭在布朗戈案作的判決中，在法律沒有作出規定時，明確承認了國家賠償責任。此後，國家賠償被正式確立。我國1954年憲法就提出了國家賠償，1995年正式實施。但從實施的現狀看，仍有待進一步完善。有的公司受到行政機關的不法拘禁長達幾年，但出來後的賠償往往是象徵性的 。這與依法行政的人民利益原則不相一致。
二、行政控權：依法治國在西部大開發中的深化
我國依法行政的提法是在「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大背景下產生的。如果說依法治國的實質是依法治權 ，那麼，在西部大開發中體現依法治國實質要求的依法行政，必然以行政控權作為其本質內容，這是我國依法行政的本質特點。
一般意義上的行政控權系指英美法系國家的行政程序控制理論，即強調行政法是程序法。但是，從實踐看，行政控權不僅局限於程序。在這方面，大陸法系國家的公共權力論、公務論等恰好是一個補充。也就是說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的行政法理論基礎雖然形式不同，但在本質上具有一致性。這是因為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行政法理念的理論基礎具有共同性，即都建立在人民主權和權力制衡理論的基礎上。為了保障人民主權，必須對權力的行使實行監督的制約。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鳩系統地論述過分權和制衡的思想。孟德斯鳩指出：為了防止權力濫用，保障自由，就必須對權力進行制約，而對權力制約的最好方法，就是「用權力約束權力」。 此後，人民主權和權力制衡的原則就成為資產階級憲法和法治的一般原則，無論是英美法系、大陸法系，其行政法的理論基礎都源於此。
此外，從法治的實質內容看，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國家面臨的問題都有共同性，即如何防止國家權力不被濫用？從現代國家看，國家權力最普遍的形式是行政權。因此，法治國防大學家防止國家權力不被濫用的首要考慮就是能夠對行政權實施有效控制。當然，行政行為還涉及到行政效率、社會公共福利的目標等，但與行政控權相比，它們無疑是具有從屬性。在任何一個法治國家，行政效率最終都取決於行政控權的效能。我們不否認，在特定的條件下，某些腐敗行為可能會提高效率，如某些賄賂可以加快辦事速度，但這是以整個行政效能的降低為代價的。從整體上提高一個國家的行政效能，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加大行政控權的力度和廣度，而不是容忍甚至鼓勵腐敗。二戰以後，當代法治國家普遍以行政立法作為主導，一大批制約和控制行政權力的法律相繼出台，甚至連行政官員的道德行為也納入了法治的軌道，有效地防止了行政權的濫用，規范了行政行為。
從法治國家的歷程看，雖然所運用的觀念不同，但依法行政本質上都是通過控權實現的。依法行政的歷史事實證明了行政控權的作用不可替代。1215年英國大憲章，作為資產階級憲政的開端，其實質正是控權。此後，行政控權的思想和實踐在西方法治國家不斷發展，並日益完備。無論是英美法系國家還是大陸法系國家都是如此。在大陸法系國家法國，著名憲法學這有狄驥就說過：「法學上一個最重要的原則，是國家也須受法律的限制。」 這種控權的思想，早在法國大革命以後頒布的人權宣言就有了明確的表達：「所有公民都有權親身或由其代表來確定賦稅的必要性，自由地加以認可，注意其用途，決定稅額、稅率、客體、徵收方式和時期。」「社會有權要求機關公務人員報告其工作 」。同樣是大陸法系的德國，行政控權被表述為行政監督，正如德國斯佩耶爾大學法學教授賴納•皮查斯所說：「法律在國家的統治中佔有中心地位。它限制國家的統治，確定國家的職能並將它控制於法律監督之下。這點尤其適用於行政行為，它同樣受制於法律。 」英美法系國家更是如此。美國作為典型的三權分立國家，行政控權其實是權力制衡的一種特殊形式。在這種形式下，為了保障社會公共權利，即使是總統行為也受到了嚴格制約。
除了上述法治作用以外，行政控權在我國西部法治建設中還有其獨特的意義。行政控權是我國西部反腐敗斗爭的迫切需要。盡管我國近年加大了反腐敗的力度，但是腐敗現象仍在蔓延。從制度上說，就在於我國反腐敗的控權機制還沒有健全。我們在1997年就開始提依法治權的法治思想，但如何治權和治官，實踐中還有較大的距離。實踐證明，腐敗滋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和最本質的表現形式是權力的濫用，而克服腐敗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行政控權。
行政控權的優越性是現代法治本質特點。在理論上，行政控權不過是權力制約原則在行政法領域的推廣。正像治權是法治的本質一樣，行政法如不具備良好的行政控權功能，行政法的其它功能必將受到影響，甚至完全不能實現。比如，行政法的服務功能，強調行政主體具有為人民服務的義務，這當然是對的。但法制意義上的服務不應只是一種道德要求，也應是一種法定責任。也就是說，當行政主體違背為人民服務的義務的時候，他將受到追究或為此承擔相應的責任。因此，服務功能只有在行政控權的條件下，才有全面實施的可能。行政法的控權功能體現了現代法治的本質精神，是行政法治的內在要求。現代民主憲政和法治國家的本質精神和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控制公共權力，防止權力濫用，保障公民權利和經濟的自由發展。十五大以後，我國理論界進一步明確，依法治國的實質就是依法治官或依法治權。在這方面，行政法的控權功能是任何法律所無法比擬的。
誠然，行政控權在法治發達國家受重視的程度有所不同。正像有些學者所指出的，行政控權在有些法治國家已成為歷史。在西部大開發，行政控權是一種十分迫切的現實。正如馬克思所說的：「沒有一個民族能夠一個跟斗翻越它的歷史發展的各個必要階段。 」
三、實現西部大開發，走向行政法治的具體步驟
（一）完善西部法律體系是依法行政的基礎
實現依法行政首先要求建立完整，嚴密、和諧、優質的法律體系，從而把西部政治、經濟、文化納入法制的軌道。一是立法必須從實際出發，從少數民族聚居較多地區出發，中央應授權西部省、市人大享有更大的立法權，地方立法也應該具有前瞻性和法律科學性。二是加強立法的開放性和民主性，特別是在當前中國已加入WTO，我國西部立法必須與WTO法律框架接軌，既要根據地方實際制定行政執法的規范，又要在引進外資或進行商務活動中按國際公約、國際慣例行使行政權。在當前全球經濟一體化形勢下，我國行政立法要大膽借鑒外國有益的立法經驗和立法成果，維護西部人民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
（二）提高行政執法效率，廉潔公正執法是實現西部大開發的關鍵
如果說，有法可依是實現依法行政的前提的話，那麼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則是行政執法的關鍵。十五大文件指出：「一切政府機關都必須依法行政，切實保障公民權利，實行執法責任和評議考核制。 」從而把依法行政與保障人權緊密結合起來。行政執法在國家各種權力中是最活躍、最經常、最普遍、最直接運用權力與公民、法人和其它組織有著最密切關系，因此最容易發生侵權問題。以前，行政機關責任意識淡薄。在西部開發中，行政權力必須服從於法律的預設，法律的行政權力處地支配和控制地位，行政機關應積極，主動發揮管理功能，服務功能並適當運用自由裁置權，在西部開發中，樹立行政機關的新形象至關重要。英國學者說，政府是一個感染力極強的，以身示教的教師，不論教好教壞，它總在以自己楷模行為教育整個民族。
（三）提高公務人員素質，提高西部公民法律意識，是實現西部大開發一項系統工程
從人治走向法治的制度創新過程，正是建設法律權威和法律信仰的過程。公務員是依法行政的主體，是代表國家的形象，執法的好壞將影響到整個西部開發的成功與否。守法、護法又是一個公民最基本的義務。只有全民法律意識增加了，行政執法才有廣泛的基礎。孟德斯鳩說過「要接受最好的法律，人民的思想准備是必要的 」。當前，西部大開發中，培養公民學法、守法、護法精神和正確的權利義務觀念十分重要。雖然西部是一個多民族地區，人民文化素質不高，普法教育也就顯得更為重要。對於廣大西部公務人員來說，學習法律知識是重要的，但更重要是樹立法律權威觀念和權力服從法律觀念。畏法者最快活，尊法者最順心，只有在法律范圍內活動才能獲得最大自由。
總而言之，行政機關在西部大開發中，應積極能動地發揮其管理功能，服務功能，並適度運用自由裁量權，提高行政效率。在我國西部大開發中，必須堅持法治原則、法律至上原則、正當程序原則、公民救濟原則。在西部大開發中建立依法行政的法律體系，強化依法行政觀念，為實現依法治國起引導、橋梁作用。

10. 行政法的本質為什麼是控權法

首先，行政法是規定國家行政機關的組織、職責許可權、活動原則、管理制度和工作程序的，用版以調整各種行政權法律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從其規定的內容上看，其規定的活動原則，職責許可權等無不體現著對行政機關的限制。

其次，行政權是公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秩序的保障。行政權對行政相對人的影響無疑是最直接的，且行政權不及立法權、司法權行使的程序嚴格、公開卻更具有擴張的趨勢，因而行政權最容易導致濫用和腐敗，會給人們的生命自由財產帶來威脅，甚至阻礙社會經濟發展。
再者，從行政法的原則來看，依法行政的原則要求政府在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原則要求切實維護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越權無效原則要求行政機關在法定許可權內活動；信賴保護原則要求政法對自己的行為或承諾守信用，不得變化無常；比例原則要求行政行為見過行政目標的的事先和保護相對人的權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要求行政機關遵循正當的法律程序；行政公開原則要求政府行為依法公開；行政公正原則要求行政機關的公道正派不偏私；行政公平原則要求行政機關的平等對待行政相對人。綜上述原則，行政法無不體現者對行政機關的約束和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