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名揚行政法
1. 求行政法相關書籍的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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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明安,馬懷德,朱維究,應松年,胡錦光,王名揚,關保英
3. 行政法學界四大金剛有哪些
芮沐,中國法學「第一翁」
(1908年—)
我國經濟法學和國際經濟法學的創始人,以百歲高齡被尊為中國法學「第一翁」。1954年後到北京大學法律系工作,曾任北京大學經濟法國際經濟法研究所所長等職。他執教近70年,親自指導了12屆博士研究生,著有《民法法律行為理論之全部》等。
韓德培,中國環境法學的開拓者
(1911-2009年)
我國國際法學一代宗師,也是中國環境法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1979年開創建立了中國高校第一個國際法研究所;1981年推動組建了中國第一個、也是亞洲第一個環境法研究所。他著作等身,其中《國際私法》是我國高等院校第一部統編教材,《環境保護法教程》是我國第一本環境保護法的教材。
王鐵崖,中國國際法學界的一面旗幟
(1913-2003年)
北京大學國際法研究所創始人,國際法研究院士,是中國國際法學界的一面旗幟。新中國成立初,參與了《共同綱領》的起草;1984年、1990年,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參與基本法起草。著有《戰爭與條約》、《中國舊約章匯編》等,譯作《奧本海國際法》。
王名揚,「行政法學界四大金剛」之首
(1916—2008年)
當代著名行政法學家。1946年考取最後一批國民黨政府的公派留學生,前往法國巴黎大學法學院攻讀博士,1958年學成回國。他參加了我國第一部行政法統編教材《行政法概要》的編寫工作。著有《英國行政法》、《美國行政法》等。福布斯網站將其列為「行政法學界四大金剛」之首。
4. 在行政法里公民有要求政府機關公示公告的權力第幾條未幾定
行政公開,是指行政機關以民主、開放的精神從事行政管理,依法保障公民知政權、參政權和督政權的活動原則與方式。從本質與價值層面上看,行政公開具有保障民主政治、依法行政、廉潔行政和高效行政的作用。並且,行政公開又通過這些作用發揮著對公民(包括法人和其他組織,下同)權利的保障功能。
民主政治是行政公開最根本的政治基礎。行政公開則是民主政治的具體化和實現方式。現代民主政治是以人民的政治主體性和人民主權為基礎的代議制民主制。因此,從事公務活動的行政機關和公務員,應當奉行民主、公開的精神,代表民意,將自己的工作公諸於眾,向人民匯報,接受人民的監督,按照人民意志辦事,保障人民的利益。即是說,民主政治要求行政機關及其公務活動應當向公民和社會公開。因此,行政公開是人民主權保障的具體形式,政治公開、行政公開的程度是衡量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標尺。行政公開的程度越高,政府機關民主決策、民主行政的程度就越高,公民知政權、參政權和督政權的保障程度也越高。
行政公開意味著依法對行政機關行政權的規范與限制。在現代民主、法治國家,行政公開是行政機關及其公務員的政治責任和法律義務。依法行政的實質在於行政權受到法律的約束和制約,按照民意行政。行政機關和公務員履行公開的責任與義務以及公民依法對行政活動的了解、參與和監督是行政法的重要內容。因此,行政公開也就成為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
公開如同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行政公開能夠減少行政獨斷專行、暗箱操作、錢權交易的可能性。因此,行政公開是遏制權力腐敗的一種有效手段。同時,公開狀態下的行政機關和公務員,往往能夠減少官僚主義,提高行政效率。高效行政又能降低行政成本,最終有助於保障社會公共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權益。
綜上所述,行政公開是公民權利保障的一種重要制度和方式。當然,通過行政公開所保障的是公民的政治權利。所謂政治權利是指憲法和法律保障的公民政治上的權利與自由。具體而言,「政治權利和自由,是指憲法和法律規定公民有參政議政和參加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權利,以及對國家重大問題享有表達個人見解和意願的自由而不受政府非法的限制。」{1}各國法律所保障的公民政治權利主要有:平等權;自由權(包括言論、出版、通信、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自由);參政權(包括選舉權、創制權、復決權和罷免權等);請求平等審判權;請求國家賠償權。這是針對整個政治體系而言的公民政治權利。如果從政府行政公開而言,所保障的是公民的知政權、參政權和督政權,這具體反映在各國的法律制度和行政實踐中。
一、知政權保障
知政權是知情權的一種重要形式。知情權也稱了解權、知悉權。現在,我國學術界一般都是從知政權保障層面界定行政公開的。
一種觀點認為,「行政公開,簡單來講,就是行政主體在實施行政行為的過程中,除法律規定的情形外,必須將其行政行為公開於行政相對方及社會,讓其知曉和了解。」{2}即是說,行政公開就是行政行為過程的公開。另一種觀點認為,「行政公開是指公民或社會組織有權知悉並取得行政機關的檔案和其他信息。對於公民來講是有知情權(了解權)」{3}。即認為行政公開是行政情報信息資料的公開,包括行政法規、規章公布和政府文件公示、查閱和請求公開以及會議列席旁觀。
在介紹國外行政公開制度時,我國學者一般也是從知情權保障的角度理解和分析行政公開的。{4}王名揚教授在其所著《美國行政法》的「行政公開(一):情報自由法」一章中指出,「行政公開有不同的涵義,本章討論的行政公開是指個人或團體有權知悉並取得行政機關的檔案資料和其他信息而言,通常稱這種權利為了解權(the right to Know)」,「公眾的了解權和對了解權的限制構成行政公開的主要內容」。{5}在論述中,王名揚教授則是從行政過程和情報信息資料公開兩個方面分析了解權的。
由於前兩種觀點對知政權保障的內容和范圍的理解都有片面性,因此,又有學者認為:「所謂行政知情權,就是公民依法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獲取、知曉行政活動的宗旨、原則、依據、程序及其結果的權利。」{6}這對保障知情權的行政公開作了比較全面的界定。
不僅如此,有學者還認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活動及其背景資料也是行政公開的內容。因此,知政權就「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知悉國家機關的活動及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尤其是經選舉或任命產生的高級官員)的活動及背景資料的權利。」{7}
「政務公開」是我國現在的流行術語。在使用過程中,一種是將「政務公開」理解為政治公開化,包括黨務公開、行政公開、警務公開、司法公開、檢務公開以至村務公開和廠務公開等;{8}另一種是將「政務公開」理解為與「司法公開」、「檢務公開」相對而言的政府行政管理的公開即行政公開。{9}但不論怎樣,都是在知情權保障或者行政情報公開的層面上使用行政公開的。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行政公開所保障的知政權,是指行政機關在實施行政管理的過程中,除法律規定的情形外,必須將其(包括工作人員)行政活動與結果及其有關材料公開於行政相對人及社會,讓其知曉和了解的權利。
知情權保障是行政公開的基礎條件和重要內容,是行政公開最基本的層面。但是,行政公開不只是行政情報信息或行政行為的公開,行政公開所保障的也不只是知政權。在現代各國的行政管理活動中,為了保障知政權,行政公開應當是全方位的,應該包括行政情報信息、行政行為和行政結果等各方面的內容。
5. 結合行政法兩大基本原則,分析行政瑕疵有哪些表現
行政瑕疵表現有:
1.行政違法
2.行政失職
3.行政越權
4.行政濫用職權
5.事實依據錯誤
6.適法錯誤
7.程序違法
8.行政侵權
9.行政不當
一、行政違法形態界定
行政違法形態,即行政違法的具體表現形式。它是行政違法行為分類的具體化,如同民法上侵權行為形態一樣,主要具有法定性、客觀性和交叉性的特徵。(註:參見王利明主編《民法·侵權行為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240頁。)由於行政違法形態的復雜性,立法和理論上對其往往有著不同的歸類,各國也有不同的認識。例如,美國法律規定的行政違法形態主要有:(1 )非法拒絕履行的或不當延誤的機關行為;(2)獨斷專橫、反復無常、 濫用自由裁量權或其他不合法的行為;(3)同憲法規定的權利、權力、 特權與豁免權相抵觸;(4)超越法律規定的管轄范圍、權力和限度, 缺少法律規定的權利;(5)沒有遵守法律規定的程序;(6)沒有可定案證據作依據;(7)沒有事實根據。(註:參見《美國聯邦行政程序法》第706條,見行政立法研究組編譯《外國國家賠償,行政程序,行政訴訟法規匯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122頁。)而在英國,法院判例產生的行政違法(越權行為)形態主要有:(1)違反自然公正原則;(2)程序上的越權;(3)實質上的越權包括超越管轄權的范圍、不履行法定的義務、權力濫用以及記錄中所表現的法律錯誤。(註:王名揚著《英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172頁。)在日本,將各種違法性或不當性的行政行為稱為行政行為的瑕疵,又將行政行為的瑕疵分為可撤銷的行政行為與無效的行政行為。(註:(日)室井力主編《日本現代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99—100頁。)在德國,對有瑕疵的行政行為規定為:無效的行政行為、錯誤的行政行為、違法的行政行為。(註:參見《聯邦德國行政程序法》,第42、44、45、46、47、48條,見《外國國家賠償。行政程序。行政訴訟法規匯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241頁。)在我國,理論上對行政違法的表現形式的概括也是不相同的,如有人將行政違法分為實體上的行政違法(其主要表現形式有行政失職、行政越權、濫用職權)和程序上的行政違法(其主要表現形式有手續瑕疵、形式瑕疵),還有人則提出行政違法的表現形式主要有越權、濫用權力和侵權行為。(註:見張尚@①主編《走出低谷的中國行政法學-中國行政法學綜述與評價》,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309頁。)另外,在理論上還有行政瑕疵的提法。(註:朱進、陸春陽:《試論行政瑕疵的後果及其承受》,《安徽律師》1993年第3期,第33頁。 )我國立法上有關於違法的具體行政行為的規定,《行政訴訟法》第54條和《行政復議條例》第42條對違法的具體行政行為作了明確的列舉,但它們的規定是略有差異的:《行政訴訟法》規定的違法形態包括主要證據不足、適用法律(法規)錯誤、違反法定程序、超越職權、濫用職權、不履行法定職責等六種,而《行政復議條例》規定的行政違法或不當形態包括程序不足、違反法定程序、不履行法定職責(法律、法規和規章規定的職責)、主要事實不清、適用法律(包括法律、法規、規章和其他規范性文件)錯誤、超越職權、濫用職權、具體行政行為明顯不當等。目前,人們大多以《行政訴訟法》的規定為准據來探討行政違法的形態即表現形式。我們認為,對行政違法(或不當)形態的探討,以這些規定為參照系還是可取的,但是又不宜完全局限於這些規定范圍,因為這些規定本身尚存在一些欠缺:如這些規定只是關於具體行政行為違法的概括而不包括行政規范性文件創制行為以及行政合同行為的違法,區分行政違法的標准不一致(如違反法定程序的行為,是相對於違反實體規范的行為而言的,但《行政訴訟法》以及《行政復議條例》並未規定實體違法的表現形式)。有鑒於此,我們結合現行《行政訴訟法》及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並借鑒我國台灣學者洪家殷先生關於違法行政處分的具體形態劃分,(註:洪家殷:《論違法行政處分-以其概念、原因與法律效果為中心》,《東吳法律學報》第八卷第二期,1995年3 月版。在台灣,行政處分概念類似於大陸的具體行政行為概念。所謂行政處分是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的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的單方行政行為(台灣行政程序法第86條),這一界定與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司法解釋相當接近。大陸地區關於具體行政行為的司法解釋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行政機關委託的組織或者個人在行政管理活動中行使行政職權,針對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就特定的具體事項,作出的有關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權利義務的單方行為。」)將行政違法區分為行政錯誤、行政越權、濫用職權、程序違法、內容違法等幾種形態(或具體表現形式),當然每一形態中還可包括若干具體情形。
二、行政錯誤
關於行政錯誤,我們在此作一種擴大化的理解,即指行政行為在內容或形式上所表現出的錯誤。凡行政行為在事實認定上的錯誤、法律適用上的錯誤、文書記錄上的錯誤(意思表示方面的錯誤)、意思形成方面的錯誤,皆屬行政錯誤。行政錯誤又可分為下列具體情形:
(一)事實錯誤
行政行為的作出必須基於必要和適當的客觀事實,即在作出行政行為前應明確地認定相關的事實。事實的存在及其正確認定,是行政行為能夠成立的基本事實要件,是行政行為正確性和合法性的前提和基礎。如果事實不清,或者認定事實錯誤,或者根本就不存在作出某種行政行為的事實,或者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事實,或者事實未經充分調查而確定,都應屬於行政行為在事實方面的錯誤,從而影響到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對於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行政行為,有關法律、法規明確規定其為違法行為並否認其法律效力(《行政復議條例》和《行政訴訟法》都有明文規定);而且《行政處罰法》第30條更明確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違反行政行政管理秩序的行為,依法應當給予行政處罰的,行政機關必須查明事實;違法事實不清的,不得給予行政處罰。」當然事實是否清楚,是通過證據來證明的。如果沒有充分、確鑿的證據證明相關事實的客觀存在以及准確性,即可認定行政行為不符合事實上的要求而構成行政違法。因此,《行政訴訟法》明確規定,對被訴的具體行政行為,被告應承擔舉證責任。在審判實踐中,對於被告不提供或者不能提供證據,或者雖提供證據卻缺乏主要證據,或者提供通過非法手段獲取的證據的,都可歸屬於事實不符的情形。
事實錯誤的具體情形包括:第一,實際上不存在的事實或只是一種假想的事實;第二,未經調查取證或者未獲取充足證據的;第三,事實認定錯誤的。認定事實的常見錯誤有對象認定錯誤、事實性質認定錯誤、事實真偽判斷錯誤、事實的情節(如確定公民違法事實的程度)認定錯誤等。(註:參見姜明安主編《行政訴訟與行政執法的法律適用》一書中關於行政處罰的事實認定錯誤部分,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 年版, 第347—350頁。)
(二)法律適用錯誤
《行政訴訟法》第54條第(二)項規定,具體行政行為適用法律、法規錯誤的,人民法院可以判決撤銷或者部分撤銷並可判決被告重作具體行政行為。法律適用錯誤這種違法形式,只能適用於具體行政行為以及行政合同行為的違法。關於法律適用錯誤,理論和實踐部門的專家學者多有不同的界定,有人認為「適用法律、法規錯誤是指行政主體作出行政行為時,適用了不應該適用的法律、法規規范,或者沒有適用應當適用的法律、法規規范。」(註:黃傑主編《行政訴訟法釋論》,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頁。 )另有人認為「實施具體行政行為違反了程序法規定,或者依據了不相適應的法律法規或條款,或者適用的法律法規或條款不是調整相應具體行政行為的法律法規或條款。」(註:羅豪才主編《中國司法審查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52頁。)還有人認為「行政主體在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 沒有按法律、法規、規章的要求辦事,錯誤地援引了法律、法規、規章。」(註:姜明安主編《行政訴訟與行政執法的法律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351頁。)我們認為, 既然法律適用(行政管理活動中的法律適用而不包括法院的法律適用活動)是指行政主體將法律規定具體運用於各種特定的事件或者對象的活動,那麼法律適用錯誤就應是指在法律適用活動中的依據法律錯誤(包括不同的法律法規以及不同的條款)、理解法律錯誤、法律適用與具體的相應事實不相一致以及規避應適用的法律規范。至於所適用的法律范圍,人們大多認為(甚至《行政復議條例》也規定)不僅包括法律和法規,還包括規章以及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和命令(即其他規范性文件)。我們認為,在形式上仍應限定在《行政訴訟法》所規定的法律、法規兩種形式上,不宜擴大。因為規章在行政訴訟中只能作為「參照」(並不能直接援引),對其他規范性文件人民法院則可以完全無視其規定,而且其他行政規范性文件本身必須符合法律或者法規,具體行政行為不可能完全離開法律、法規的規定而只適用行政規范性文件。對行政規范性文件的適用是否正確,判斷的依據也必須是法律、法規的規定。因此,行政機關在法律適用上應與人民法院在行政訴訟中的法律適用相一致。否則,判斷行政行為是否合法或合理公正就會有多個不同的標准,這樣必然引起行政違法認定的混亂。
關於法律適用錯誤的具體情形,人們也往往有不同的歸類,理論界眾說紛紜。如有人將其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適用法律法規性質錯誤;二是適用法律法規條款錯誤;三是適用法律法規對象錯誤。(註:羅豪才主編《中國司法審查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363頁。)另有人認為它主要表現為下列情形:(1 )適用規范性文件錯誤;(2)適用規范性文件的條文錯誤;(3)適用規范性文件的款、項、目錯誤;(4)適用法律概念錯誤或錯誤解釋了法律概念。 (註:朱新力著《行政法基本原理》,浙江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頁。 )對此,根據實踐中的各種具體情形並借鑒有關學者的看法,(註:關於法律適用錯誤有人概括為十種形式,參見姜明安主編《行政訴訟與行政執法的法律適用》,第351—352頁。)我們將法律適用錯誤歸結為如下幾種具體情形:
其一,應適用甲法卻適用了乙法,如應適用《商標法》卻適用了《葯品管理法》;
其二,應適用效力層級高的法律規范卻適用了效力層級低的法律規范;
其三,應適用此條款卻適用了彼條款;
其四,應同時適用幾部法律或法規的規定、或者應同時適用幾項法律條款,卻只適用了其中一部法律或法規規定或者某一項條款;或者應適用一項條款,卻適用了幾項不應適用的條款;
其五,適用了尚未生效的法律規范;
其六,適用了無權適用的法律規范;
其七,適用了已經被廢止、撤銷的法律、法規及其條文;
其八,應適用特別法卻適用了一般法;
其九,規避應適用的法律條文;
其十,錯誤解釋或理解法律規定;
其十一,法律的依據與事實不相符合,如對不具備法定條件的行為人准許其從事一定的活動。
(三)文書記錄方面的錯誤
文書記錄方面的錯誤,往往是指一種明顯的錯誤,它是指行政主體主觀上所欲表達的意思與文書記錄實際表達的內容相沖突而且容易被明顯地辯識,例如誤寫、誤算、電腦錯誤等。因此,這類錯誤是意思表達方面的錯誤。對於這類錯誤行為,一般不將其作為行政違法看待,但它存在瑕疵,行政主體必須及時予以更正。如《聯邦德國行政程序法》第42條規定:「行政機關可隨時對行政行為中的書寫錯誤,計算錯誤以及類似的明顯錯誤進行更正。錯誤涉及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的,得更正之;行政機關有權要求遞呈需更正之文書。」(註:行政立法研究組編譯《外國國家賠償。行政程序。 行政訴訟法規匯編》,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頁。)
(四)意思形成錯誤
意思形成錯誤,是指行政主體及其人員在主觀意思(及其能力)方面不符合法律的規定或者存在欠缺而影響其真實意思從而致使行政行為違法。我國台灣學者洪家殷先生認為,有關意思形成的瑕疵方面主要有兩種情形:一是合議制機關之組織及構成因未合乎法律上的規定,而影響其意思之決定並致使所作成之行政處分違法;二是作出行政處分的公務員在意思形成上有瑕疵。(註:洪家殷:《論違法行政處分-以其概念、原因與法律效果為中心》, 《東吳法律學報》第八卷第二期,1995年3月,第84頁。)借鑒此種分法, 我們將意思形成錯誤分為兩類:一類是行政機關(及其他行政組織)的意思構成錯誤;二類是行政公務人員的意思形成錯誤。
其一,行政機關的意思構成錯誤
行政機關的意思形成不符合法定的要求,如應迴避的人仍參與作出行政決定、應由合議而決定的行為卻只由首長一人決定。例如,《行政處罰法》第38條關於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規定:對於一般行政處罰決定的作出,具體由行政機關負責人決定;但「對情節復雜或者重大違法行為給予較重的行政處罰,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集體討論決定。」如果對情節復雜或者重大違法行為給予較重的行政處罰,非經行政機關負責人集體討論決定的,則屬於意思不符合法定條件而違法,這種處罰決定應無效或者撤銷。
其二,行政公務人員意思形成錯誤
行政公務人員意思形成錯誤,即指公務人員作出行政行為時欠缺正常的意思能力,或者因受到詐欺、脅迫或收受賄賂而影響行政行為的作出,或者行政行為的作出是基於錯誤的意思(如重大疏忽)判斷。從各國的立法及判例實踐來看,對於這類因公務人員意思形成錯誤而作出的行政行為,並非都確定為行政違法行為而是區分各種具體情況予以區別對待。有的意思形成錯誤被認為是違法,有的意思形成錯誤則並不影響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公務人員意思形成錯誤主要有下列幾種具體情形:
(1)行政行為基於錯誤的意思而作出。 對於此種情形是否違法不能一概而論,如在德國,一般只要客觀上與現行法相一致即不影響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在授益行政處分中,若其結果未違反強制規定,亦非為受益人或第三人所誤導,則該錯誤基於信賴利益之保護,應不構成瑕疵之要件;惟在負擔行政處分,因其同有損於公益及私益,所以應為得撤銷。日本之通說主張,民法上有關錯誤之規定不能適用於行政處分,行政處分不得以其本身有錯誤為由,而視為無效或得撤銷,只有於其內容系不可能或違法時,始以其內容為不可能或違法為理由,決定應為無效或得撤銷,但原則上,仍依其所表示者發生效力。」(註:洪家殷:《論違法行政處分-以其概念、原因與法律效果為中心》,《東吳法律學報》第八卷第二期,1995年3月,第86頁。)
(2)受到惡意詐欺、脅迫或收受賄賂而作出行政行為的。對此種情形,一般認為構成違法。(註:參見《聯邦德國行政程序法》,第48頁。)(3 )公務人員喪失意思能力(如無意識或精神失常)而為行政行為的。對於此種情形,由於公務人員此時已不能代表所屬機關或組織的意思,應將其認定為無效行為。
三、行政越權
關於行政越權,國內大多依《行政訴訟法》的規定而稱之為「超越職權」。目前關於行政越權的認識,我們認為還存在如下欠缺:
其一,只將其視為一種違法的具體行政行為。在行政越權的概念界定上,從目前學者們和實踐部門的專家的理解來看,大多將其限定於具體行政行為范圍內。這些具有典型性的觀點如:(1 )行政越權是行政主體超越其法定行政職權(許可權和權能)的違法具體行政行為;(註:朱新力:《論行政越權》,《法學研究》1996年第2期,第116頁。)(2)超越職權,指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超出了法律、 法規規定的權力范圍;(註:黃傑主編《行政訴訟法釋論》,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19頁。)(3)超越職權,是指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或行政機關委託的組織所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超越了法律、法規規定的許可權范圍或授權、委託范圍。(註:羅豪才主編《中國司法審查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88頁。 )我們認為,將行政越權這種違法形態僅限定在具體行政行為中,是不完全的。不僅具體行政行為存在越權之情況,而且行政立法行為(行政法規、規章的制定)及其他規范性文件的創制行為也存在超越職權的情形,如超越法定的立法許可權范圍、事務范圍、超越授權范圍等。這些情形同樣屬於違法行為並且也為行政越權的具體表現。
其二,將程序越權也視為行政越權。人們一般認為,行政越權不僅包括實體或內容上的越權,還包括程序上的越權,違反了法律規定的方式、步驟、期限等情況即屬程序上的越權。(註:參見姜明安主編《行政訴訟與行政執法的法律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 頁;羅豪才主編《中國司法審查制度》,第392頁。)我們認為, 越權是對權力及其界限的超越,它應是對實體權力或管轄權的超越,而對未按法定的程序實施行政行為的,將其歸屬於程序違法或方式違法更為妥當。
其三,將行政越權的主體只限定在行政主體或行政機關。從目前對行政越權的界定來看,各種觀點都將其在主體方面作了限定,只限於行政主體或者行政機關。我們以為,無論何種組織或者人員,只要它們無權而行使或者行使超過法定的權力及其界限,皆應屬於行政越權之范圍。
鑒於上述分析,我們認為,行政越權是指行政機關及其公務人員超越法定的權力及其限度而作出了不屬於自己行政職權范圍的行政行為,或者非行政機關的組織及其人員在無法定授權或委託(或者超越授權或委託的范圍)的情況下而越權行使行政(職)權的行為。關於行政越權的具體表現,可概括為如下幾類:無許可權、層級越權、事務越權、地域越權、內容越權、內部越權。
(一)無許可權
無許可權,是行政越權中的最嚴重違法形式,它是指越權的主體實施了根本就不具有的職權的行為,該類越權行為是一種當然無效的行為。這類無許可權的越權行為可以形象地概括為「無權行使了有權」。在實踐中,無許可權的具體情形主要有:
其一,行政機關行使了非行政權力的行為。在行政機關與其他國家機關之間存在著國家權力的分工,行政機關不得行使司法權和立法機關及其他國家機關的權力,否則即表現為無許可權。如無強制執行權的行政機關,對於需要強制執行的案件應當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卻自己強制執行的,就屬於此種情形;又如對於刑事案件決定是否起訴或追究刑事責任的,屬於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職權,而行政機關決定不予移送司法機關查處,則屬超越了行政權范圍而行使了司法權。
其二,其他國家機關越權行使了行政機關的行政權的行為。如人民法院行使了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權也屬「無許可權」行為。
其三,內部行政機構行使了外部行政機關的職權。如行政機關的內部科、處、室及派出機構等直接以自己的名義(有法律、法規授權的除外)對外行使職權。
其四,行政機關以外的企業事業單位、社團體和其他組織或個人在無法律法規授權或行政機關依法委託的情況下行使了行政機關的職權。
其五,行政機關被撤銷或由於被分解、合並,其行政職權已喪失或轉移後,仍以原行政機關的名義行使原行政機關的職權。行政機關喪失作為行政主體的資格後,如仍以原行政機關的名義實施行政行為的,就造成了一種無許可權的越權行為。
其六,受委託人的行政委託許可權終了後,仍繼續以委託行政機關的名義實施行政行為。
其七,黨組織直接行使行政權或者與行政機關共同行使行政權。黨的各級組織應依照黨章的規定進行活動而無權對公民或組織行使國家行政管理權,否則即超越了行政機關的行政職權。
其八,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在未任職前或免除職務後的時間內實施行政行為。
(二)層級越權
層級越權或稱縱向越權,是指上下級行政機關之間上級或下級行使了另一方的行政職權。實踐中,層級越權主要表現為兩種具體情形:
其一,下級行政機關行使了上級行政機關的職權。此種情形可形象地概括為「小權行使了大權」,對此類行為屬於越權並被認為違法,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是沒有異議的。
其二,上級行政機關行使了下級行政機關的職權。此種情形可形象地概括為「大權行使了小權」。對該類行為是否屬於越權或違法行為,理論上有不同的觀點。我們認為,原則上,上級行政機關行使了下級行政機關的法定職權,也應屬於違法行為。從目前立法關於上下級行政機關職責許可權的劃分來看,表現為四種狀況:一是立法明確規定職權屬於上級行政機關;二是立法只規定職權屬於該行政機關系統行使,並未區分上下級行政機關之間的職責許可權范圍;三是上下級職責許可權劃分不清;四是立法明確規定某種職權屬於下級行政機關行使。我們認為,當上級行政機關行使了第四種情形(即屬於下級行政機關行使的法定職權)的權力時,屬於越權。雖然上級行政機關享有對下級行政機關的監督權,但並不能以此認為上級行政機關可以直接代行下級行政機關的職權。這是因為:上級監督權的存在旨在避免下級行政機關的違法或矯正其違法;下級行政機關並非上級行政機關的地域代表,其設置及其許可權並非出自上級行政機關,而是來源於法律的規定;如果允許上級行政機關行使下級行政機關的職權,那麼下級行政機關也就沒有設置的必要;另外,將會妨礙到公民救濟權的行使(上級行政機關是復議機關,而上級行政機關直接代行會使復議失去意義或者變得更加復雜)。當然,上級行政機關直接行使下級行政機關的職權,並非絕對排除。在一些特殊情況下,也可以承認它的合法性。例如在德國,依據下列理由上級行政機關可以行使下級行政機關的職權:(1)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原因, 致下級行政機關難以行使許可權;(2)上級行政機關的指令無從到達時;(3)或因情況急迫有由上級行政機關介入的必要。(註:參見洪家殷:《論違法行政處分-以其概念、原因與法律效果為中心》,《東吳法律學報》第八卷第二期,1995年3月,第29頁注釋。)
(三)事務越權
事務越權,即指行政機關行使職權或從事行政管理活動時,超越本機關的主管許可權范圍。在我國,法律按行政機關主管事項的不同性質來確定其行政職權范圍,不同的部門有著不同的事務主管許可權。如果一行政機關超越了本部門的主管范圍而行使了應由其他行政機關行使的職權,則屬於事務越權。事務越權又可稱為「橫向越權」。如吊銷食品衛生許可證屬於衛生部門的權力范圍,工商行政機關卻作出此種行為即屬越權。在行政執法活動實踐中,行政機關超越其主管許可權的情況時有發生。
(四)地域越權
地域越權,即行政機關超越了其行政職權行使的空間范圍。行政機關行使行政職權往往有著一定的地域限制,即其空間界限,行政機關只有在其管轄的空間范圍內行使其行政職權才具有法律效力,否則即屬超越地域管轄范圍而應歸入無效。這種越權一般發生在不同地區的兩個職責相同的行政主體之間,如甲地的稅務機關到乙地稅務機關的管轄地域徵收稅費。
(五)內容越權
內容越權,主要是指行政機關在行使行政職權時,超越了法定的范圍、程度等內容。內容越權的具體情形主要有:(1 )超越法定的時間范圍(並非指超越程序上的法定期限,此種情形屬於程序違法,在此不予涉及)。例如,《漁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條例》規定,對違反該條例的行為漁政漁港監督管理機關可以扣留船長職務證書,但時間不得超過六個月。在此,六個月時間即為有效的時間的范圍,否則就構成越權。(2)超越法定的裁量范圍。 即行政機關不在其法定的裁量范圍內選擇或決定。超越法定的裁量范圍包括超越法定的行為的種類(如公安機關在治安處罰中作出拘留、罰款和警告以外的處罰)、法定的數額幅度和對象適用范圍等。(3)被授權組織超越法定的授權范圍。法律、 法規授權的組織必須在法定的授權范圍內行使,否則即為越權無效行為,這類越權行為所產生的法律後果應由該被授權組織承受。(4 )受委託組織超越許可權委託范圍。受委託組織應當在委託行政機關所依法委託的許可權范圍內以委託行政機關的名義行使職權,超越委託許可權范圍的行為,也應屬於越權行為。在實踐中,受委託組織有三種情形:一是非屬於行政機關系統的其他組織;二是屬於委託行政機關系統的內部機構;三是其他行政機關(如在沒有公安派出所的地方,縣或市公安局可以將五十元以下的罰款或者警告委託鄉政府行使)。人們一般認為,受委託組織自行超越委託許可權范圍的行為後果應由委託行政機關承受。我們認為,這種將該類越權情形都視為委託行政機關的越權行為是不適當的,而應區別不同的情形。對於行政機關的內部機構越權以其所屬行政機關的名義作出行政行為的,其法律後果應由行政機關承受;至於非屬於行政機關系統的受委託組織和其他行政機關的超越委託許可權范圍的行為應由它們自己承受。
(六)內部越權
內部越權,即行政機關(或被授權組織)的內部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相互間逾越職權。人們一般忽視對此種越權行為的探討
6. 行政法制的構成要素
1.兩要素說。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學者都持此觀點,當然,在要素的具體涵義上存在較大差異。如英國的依法行政由越權無效和自然公正組成。越權無效的核心內容是:越權的行政行為不具有法律效力。這既約束行政實體行為,也約束行政程序行為。自然公正則指:一方面,任何人或團體在行使權力可能使別人受不利影響時,必須聽取對方的意見,每個人都有為自己辯護和防衛的權利。無論在行政上,還是司法上,任何人不能未經審問就受處罰,行政裁判官和司法官必須聽取對方意見才能作出判決。另一方面,避免偏私,「不能自己作自己的法官。」(註:參見王名揚:《英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177頁。)美國的依法行政構成兩要素表現為基本權利和正當程序。前者指一切組織和個人都必須服從法律,但這種法律必須旨在保護而不是摧殘人類固有的基本權利。後者指法律的實施必須通過正當的法律程序進行。 (註:參見王名揚:《美國行政法》, 中國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116頁。)台灣學者則主張依法行政的基本內容包括法律優越和法律保留。(註:參見翁岳生:《法治國家之行政法與司法》,台灣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225~229頁。)中國大陸也有學者認為依法行政的基本內容有兩項:(1 )行政活動必須根據法律;(2)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 (註:轉引自胡建淼:《行政法學》,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頁。)
2.三要素說。認為依法行政由三方面的因素構成。如日本有學者提出依法行政的三項內容為:(1)法律保留。建立議院內閣制、 議會制的民主主義,通過國會對行政進行政治限制。(2)法律優先。 行政立法、行政裁量和行政手續中存在著立法權優先的要求或者立法的統治問題。(3)司法救濟。通過法院對行政進行司法方面的事後救濟。(註:參見〔日〕和田英夫:《現代行政法》,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8頁。)法國的依法行政也包含了三項內容:行政行為必須根據法律;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行政機關必須採取行動來保證法律規范的實施。(註:參見王名揚:《法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05~207頁。)
3.四要素說。依法行政構成的四要素說主要見諸中國學者的著述中。如有的學者歸納為:(1 )任何行政職權都必須基於法律的授予才能存在;(2)任何行政職權的行使都必須依據法律、遵守法律;(3)任何行政職權的委託及其運用都必須具有法律依據,符合法律要旨;(4)任何違反上述三點規定的行政活動,非經事後法律認許,均得以宣告為「無效」。(註:參見羅豪才主編:《行政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頁。)有的學者歸結為:(1) 所有行政法律關系,當事人都必須嚴格遵守並執行行政法律規范;(2 )任何行政法律關系的主體都不得享有行政法律規范以外的特權;(3 )一切違反行政法律規范的行為,都屬於行政違法行為,自始無效;(4 ))一切行政違法主體,都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註:參見應松年主編:《行政法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40~42頁。)還有學者認為,依法行政就是要使一切行政管理活動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有法可依是使行政管理活動合法化的前提條件;有法必依,是要求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必須依法辦事;執法必嚴,是要求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執行憲法和法律的過程中,必須保持高度的嚴肅性,不許有任何的任意性,行政活動都必須符合憲法和法律的規定;違法必究,在行政法范圍內,主要是指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必須對其違法行為向國家權力機關和人民群眾承擔應有的責任。(註:參見侯洵直主編:《中國行政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頁。)
4.五要素說。台灣學者張載宇對依法行政提出了五個方面的要素,即:(1)行政權之作出,不得與法規相抵觸。 不問法規規定之形式如何,均有拘束行政權的效力。行政權的行使必須遵守法規,不得與法規相抵觸。(2)行政權非有法規依據, 不得使人民負擔義務或限制其權利。人民與國家的一般權利義務關系,並非權力服從關系,而為行政法規所規定,人民對國家的義務與權利,自以法規所規定者為准。行政機關不得濫用其權力,使人民負擔義務或限制人民權利。且因行政權之作用為人民設定權利或免除其義務後,行政機關自身亦應受其拘束,不得任意更改。(3)行政權非有法規依據,不得為特定人設定權利, 或減免其義務。行政機關對於法規在同一情形下應為同一的適用。即對於人民權利的設定或義務的免除,均應依據法規為同等的措施,不得有例外的歧視。若無法規的依據,對於特定人賦予超過一般規定的權利,或免除一般規定所課之義務,均屬違法。(4)行政得自由裁量, 須受法規之限制,並符合公意。裁量不得超越法規所定之界限,如裁量超過其界限,則為違法。另外,裁量須適合於社會公意,如不合公意則為不當。(5)行政法規之適用,由行政機關本其職權主動為之。 如社會秩序不良,行政機關應主動適用治安或交通等法規,以維護或整飭秩序,而無須等待人民之請求。此與司法官適用法律采不告不理原則不同。(註:參見張載宇:《行政法概要》,台北漢林出版社1970年版,第99~ 1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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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名揚的人物事跡
衡州大地物華天寶、人傑地靈。1916年王名揚出生於衡陽道衡陽縣(今衡陽市衡陽縣)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祖父和父輩們都是勤勞朴實的農民,家境貧寒。王名揚是在族人的資助下才有了讀書的機會。一邊放牛、打豬草起早貪黑幫助家裡干農活,一邊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刻苦學習。初中畢業時以衡陽縣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湖南五中(今衡陽師范大學)。畢業後王名揚當了一年的小學教員,1937年考入武漢大學攻讀法學,開始了與法學結伴一生的風雨路程。
抗戰爆發,王名揚和許許多多愛國的熱血青年一樣義憤填膺,穿上軍裝參加了戰地服務團,成為晉南抗戰前線上宣傳抗日救亡的一名積極分子。1938年,王名揚離開晉南,隨武漢大學遷徙到大後方四川樂山 。
1940年,大學畢業的王名揚考入國立中央大學(重慶),師從行政法學權威、留美博士張匯文攻讀行政學和行政法學研究生,三年後獲得行政法學碩士學位並在武漢大學法律系任行政法學講師 。
1946年,王名揚考取了最後一批國民政府公派留學生,但是由於當時法國正處於戰後恢復期,因此在國內滯留了兩年後才前往法國巴黎大學法學院攻讀博士。 法國是世界「行政法的母國」,法國國家參議院)的成立是現代意義上行政法產生的標志。按照「自然權利」、「三權分離」等法治和憲政基本原則在法國大革命後逐漸形成的行政法,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保留審判權階段、委託審判權階段和一般管轄權階段。行政法院的獨立在法國已成為一般國民的共識,行政法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由於當時法國尚未承認新中國,原定的三年留學期限屆滿後法國政府又同意王名揚延長留學期限 。
1953年,在法國巴黎大學法學院的一間教室里,王名揚面對著巴黎大學導師埃贊曼以及國際上久負盛名的行政法權威,以流利的法語宣讀博士論文《公務員的民事責任》並進行博士論文答辯。以出色的表現獲得了巴黎大學行政法學博士學位,成為一名學貫中西、滿腹經綸的飽學之士。可王名揚並未故步自封,在法國東方語言學校學習了三年的俄語和日語。
1956年新中國第一次在尚未建交的法國舉行國際博覽會,王名揚主動擔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博展團團長李涿之的法語翻譯,這段經歷也被王名揚看作是一生中最光彩、最引以為榮的事情。為了進一步向外界宣傳新中國,王名揚擔任以在法華僑為主要讀者群的《僑眾》責編,不遺餘力地向海外同胞展示新中國 。
1958年日內瓦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向海外留學生發出了報效祖國的號召,王名揚響應,在周總理的直接關懷下秘密從中國駐瑞士大使館取得護照,帶著厚重的書籍隻身回到了祖國。
留法十年,改變了王名揚的整個人生走向,既是學術上騰飛的起點,也是坎坷磨難的源頭。 王名揚不遠萬里回到了祖國的懷抱,迎接他的並不是一展宏圖的舞台,而是「洗腦」、轉行、流放等做夢也想不到的磨難。回國不久,王名揚就被組織分配在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前身),開始了長達四年的「洗腦」經歷。
「腦子洗好了」才能教法律,「由於王名揚留法十年受萬惡的資本主義毒害太深」,組織對王名揚的結論是「腦子洗得不好,不能教法律」。北京政法學院課程表上基本上沒有法學課程,教法律的教師要麼靠邊站,要麼改行。1963年,王名揚被調到了北京外貿學院(今對外經貿大學),成為法語課上一名講課妙趣橫生的外語老師,同時還擔任班主任。
文革開始後,由於和法國友人通信,王名揚就被定性為「里通外國」,失去了人身自由,多年辛苦寫就的書稿全部被付之一炬,王名揚被隔離審查,送入「牛棚」面壁思過。1969年,王名揚被流放到河南固始縣和息縣的「五·七幹校」,開始了十年的勞動改造生涯。妻子千里迢迢從東北趕過來看他,止不住淚如雨下 。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行政法制建設開始起步,行政訴訟制度被提上議事日程,行政法學研究也開始正規。
年近古稀的王名揚參加了中國第一部行政法統編教材《行政法概要》的編寫工作 ,並承擔了「行政行為」章節的撰寫,對我國行政法研究的啟蒙起了奠基作用。
《行政法概要》出版後,中國政法大學邀請王名揚回來任教,被婉言回絕,只擔任了中國政法大學行政法學專業首位碩士生導師,教授行政法與外國行政法。重新「出山」後的第一項學術成果是應《中國大網路全書法學卷》編輯部之約,編寫了國際私法以及行政法詞條的內容。
1987年,王名揚的第一部行政法學專著《英國行政法》出版。這部25萬字的著作填補了國內外國行政法研究著作的空白。中國政法大學招收建國後第一屆行政法專業的研究生,尚無任何教材,王名揚就用該書向研究生授課,將一種嶄新的行政法學體系以其精湛的技藝介紹入中國,該書的「行政法原則」被學術界廣泛引用。書中首次介紹到的「國內行政裁判所制度」,對我國行政復議制度的建立所產生了直接影響。此外書中所提到的「行政救濟的獨立原則」、國外行政法關於「自然公正原則」、「賠償制度」等的介紹,對於我國行政法體系的構建和國家賠償法的立法工作產生了極其廣泛的影響 。
《英國行政法》出版兩年後,65萬字的《法國行政法》問世。王名揚對行政行為理論的全面介紹在現在仍是中國行政法學研究的基石;該書介紹的行政合同制度,整整影響了一代行政法學家;更為重要的是作者在這部書中對行政法院制度的介紹,成為我國行政訴訟法的範本和國家賠償法立法時的唯一參考資料。事實證明,《法國行政法》是行政法學研究的「概念工具百寶箱」 。
1995年出版長達百萬字的《美國行政法》,《英國行政法》、《法國行政法》和《美國行政法》,再加上一部未竟的《比較行政法》,王名揚的學術著作已成為中國行政法學研究的里程碑,奠定了王名揚在中國行政法學界的泰斗地位。中國行政法學事實上存在一個「王名揚時代」,沒有哪位中國行政法學者的著作,能夠達到王名揚「外國行政法三部曲」這樣高的知名度和引用率,對我國研究、借鑒外國行政法制經驗,完善我國相關立法和規章制度,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起到了積極和重要的推動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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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名揚的主要著作
著有中國第一部行政抄法統編教材《行政法概要》、中國第一部行政法學專著《英國行政法》、《美國行政法》、《法國行政法》、《比較行政法》、《英、法、美、日行政法簡明教程》、《外國行政訴訟制度》。根據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提供的資料,對1996-2013年期間法學著作的引用情況所做的統計表明,王名揚的《美國行政法》被引用次數在所有的法學「教科書型著作」中位居榜首,《法國行政法》排第四,《英國行政法》排12位,在整個中國法學界都無人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