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港爆炸的行政法治問題

⑴ 關於天津港爆炸政治小論文

誰敢拿如此巨大的代價成就他的政治抱負？ 那不是自尋死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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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敢拿如此巨大的代價成就他的政治抱負？ 那不是自尋死路嗎。

⑵ 天津港爆炸案處理結果

在保稅區大爆炸中哪些大老虎被處理

⑶ 天津港爆炸事故中輿情應對存在什麼問題

天津港爆炸事故中，蟻坊軟體輿情監測中心認為在以下幾個方面存在問題：

1、回應輿論關切核心信息務必又快又准

此次天津「8•12」爆炸事件中，天津官方面對輿論關切的一些核心問題，反應遲鈍，沒有及時滿足輿論對權威信息的渴求。「是否存在大量高毒性氰化物」、
「天津港消防支隊失聯人數」等質疑信息經過多日發酵後才得到回應說明。

2、新聞發布應有態度「不知道」不等於可以「不關切」

梳理天津已召開的六次發布會，蟻坊軟體輿情監測中心發現，幾乎每次發布會後，都出現了針對參會官員回答姿
態的質疑。如第一場中回答記者「危險品倉庫按照規定應該離居民區多遠」官方稱「還是蠻遠的」；第二場發布會中無視記者喊話「只峰是誰？」徑直離場的做法；
第三場發布會中「專家不在，我要與我的同事商量一下」的回答，此外還有高頻次出現的「不掌握、不了解、無法回答」等詞，使得輿論對參會官員的信息掌握程
度、自身專業性、基本媒介素養等都產生較強質疑，極大削弱了新聞發布會應有的正面溝通效果。

3、構建動態回應發布會並非只有台上時間

此次天津的輿情
應對明顯過於依賴發布會進行信息回應，不僅使公眾質疑未能通過媒體采訪獲得平復，也為不實信息傳播留存了發酵空間。例如，現場是否存在氰化物，以及氰化物
應如何處置本可經由現場指揮部通過媒體披露，三公里內緊急撤離的不實消息也可發布政府通報予以消除，將疑問謠言留待新聞發布會處置，在操作上略顯僵化了。

4、統籌兼顧授權充分發布會不需多台唱戲

統計分析此次天津新聞發布會的與會人員，也可以看出天津方面在統籌兼顧、充分授權方面的不足。觀察天津六次新聞發布會，不僅歷次會參會人員均有變化，更因人員安排不當使得現場官員回答時出現了「相關單位沒有參加這場新聞發布
會」、「這不是我的職責」等不當言論。

⑷ 天津特大爆炸案最終處理結果是什麼

1.天津港爆炸調查報告公布，建議處分5名省部級官員：天津市委常委、濱海新區區委書記宗國英，天津副市長孫文魁，天津副市長何樹山，交通部副部長何建中，海關總署黨組副書記、副署長魯培軍。

2.國務院批復了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險品倉庫火災爆炸事故調查報告。經認定，該事故是一起特別重大生產安全責任事故。2015年8月12日，位於天津市濱海新區天津港的瑞海國際物流有限公司危險品倉庫發生火災爆炸，致165人遇難，直接經濟損失68.66億元。

3.宗國英，天津市委常委、濱海新區區委書記。貫徹落實黨的安全生產方針政策不到位，未認真按照「黨政同責、一崗雙責」的要求，督促天津市濱海新區政府及有關職能部門履行安全生產監管職責，對上述問題負有重要領導責任，建議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4.孫文魁，天津市人民政府黨組成員、副市長。貫徹落實國家港口管理、安全生產法律法規不到位，對分管部門監督管理不力，對天津市交通運輸委員會存在的嚴重失職瀆職問題失察，對上述問題負有重要領導責任，建議給予降級處分。

5.何樹山，天津市人民政府黨組成員、副市長。貫徹落實國家安全生產法律法規和決策部署不到位，組織、指導、督促開展安全生產監管工作不到位，對天津市安全監管局存在的失職瀆職問題失察，對上述問題負有重要領導責任，建議給予記大過處分。

6.何建中，交通運輸部黨組成員、副部長，分管水運、交通公安等工作。指導督促分管部門對港口危險貨物安全管理督促檢查不到位，指導督促分管部門對天津市交通運輸委員會港口管理工作和天津港公安局消防工作指導不到位，對上述問題負有重要領導責任，建議給予記大過處分。

7.魯培軍，海關總署黨組副書記、副署長，分管監管司等。指導督促分管部門組織實施海關監管場所規章制度不到位，指導督促分管部門對天津海關監管場所審批和日常監管工作的監督檢查不到位，對上述問題負有重要領導責任，建議給予記過處分。

⑸ 天津港爆炸已過去五年，這起爆炸案給予了我們什麼啟示

不知不覺天津港爆炸已經過去了5年，這次爆炸事故是建國後最慘烈的一次危險化學品爆炸事故，爆炸的威力相當於24噸tnt炸葯，總共造成了145人遇難，28人失聯，另外還有接近500人住院治療，直到現在為止，還有部分人員沒有出院，因為受傷非常嚴重。而且周圍的房屋都遭到嚴重的破壞，碼頭上的貨物包括汽車、電子元件、化學物品等都在大火中喪失殆盡，這次事故直接導致的經濟損失多達700多億，而保險賠付100億，有很多企業因為這次爆炸事故，陷入倒閉的危機，不僅如此，裡面的化學物質滲入地下，造成地下水和土地污染，影響周圍群眾的飲水。

政府要落實安全檢查責任，將具體檢查指標落實照具體人員頭上，如果出現問題相應的負責人必須承擔責任，及時檢查和清除企業的安全隱患，建立安全備忘錄，如果企業出現安全問題應該立即讓其整改，如果在規定時間沒有整改完成，可以讓企業停工停產，只有企業有一個更安全的生產環境，企業員工安全才能得到保障。

⑹ 2 天津大爆炸事件發生後，採取了哪些應急處理措施

這件事情已經過去很久了，天津採取的措施還是很積極，很向上的，很快的就控制了犯罪嫌疑人，然後也很快的群眾把損失降到最低

⑺ 天津港爆炸事件用政治生活回答

從政治生活角度，
公民沒有依法行使權利，履行義務
政府沒有依法行政，履行政府職能不到位，沒有切實對人民負責。
依法治國任重道遠。

⑻ 8·12天津濱海新區爆炸事故的事故追責

2016年2月，國務院批復了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險品倉庫特別重大火災爆炸事故調查報告。經國務院調查組調查認定，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險品倉庫火災爆炸事故是一起特別重大生產安全責任事故。
調查組建議依法吊銷瑞海公司有關證照並處罰款，企業相關主要負責人終身不得擔任本行業生產經營單位的負責人；對中濱海盛安全評價公司、天津市化工設計院等中介和技術服務機構給予沒收違法所得、罰款、撤銷資質等行政處罰。同時，對天津市委、市政府進行通報批評並責成天津市委、市政府向黨中央、國務院作出深刻檢查；責成交通運輸部向國務院作出深刻檢查。 調查組認定，瑞海公司嚴重違法違規經營，是造成事故發生的主體責任單位。該公司嚴重違反天津市城市總體規劃和濱海新區控制性詳細規劃，無視安全生產主體責任，非法建設危險貨物堆場，在現代物流和普通倉儲區域違法違規從2012年11月至2015年6月多次變更資質經營和儲存危險貨物，安全管理極其混亂，致使大量安全隱患長期存在。
調查組同時認定，事故還暴露出有關地方政府和部門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監管不力等問題。天津市交通、港口、海關、安監、規劃和國土、市場和質檢、海事、公安等部門以及濱海新區環保、行政審批等單位，未認真貫徹落實有關法律法規，未認真履行職責，違法違規進行行政許可和項目審查，日常監管嚴重缺失；有些負責人和工作人員貪贓枉法、濫用職權。天津市委、市政府和濱海新區區委、區政府未全面貫徹落實有關法律法規，對有關部門、單位違反城市規劃行為和在安全生產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失察失管。交通運輸部作為港口危險貨物監管主管部門，未依照法定職責對港口危險貨物安全管理進行督促檢查，對天津交通運輸系統工作指導不到位。海關總署督促指導天津海關工作不到位。有關中介和技術服務機構弄虛作假，違法違規進行安全審查、評價和驗收等。 公安、檢察機關對49名企業人員和行政監察對象依法立案偵查並採取刑事強制措施。其中，公安機關對24名相關企業人員依法立案偵查並採取刑事強制措施（瑞海公司13人，中介和技術服務機構11人）；檢察機關對25名行政監察對象依法立案偵查並採取刑事強制措施（正廳級2人，副廳級7人，處級16人），其中交通運輸部門9人，海關系統5人，天津港（集團）有限公司5人，安全監管部門4人，規劃部門2人。
根據事故原因調查和事故責任認定結果，調查組另對123名責任人員提出了處理意見，建議對74名責任人員給予黨紀政紀處分，其中省部級5人，廳局級22人，縣處級22人，科級及以下25人；對其他48名責任人員，建議由天津市紀委及相關部門視情予以誡勉談話或批評教育；1名責任人員在事故調查處理期間病故，建議不再給予其處分。 天津港爆炸事故追責名單部門單位性質責任違規行為責任人處理措施天津市交通運輸委員會天津港危險化學品經營管理行業主管部門對危險化學品經營業務負有審批、監管等職責未認真履行職責，違規發放經營許可證天津市交通運輸委員會主任武岱（正廳級）
原天津市交通運輸港口管理局副局長李志剛（副廳級、已退休）
天津市交通運輸委員會港口管理處處長馮剛 以涉嫌玩忽職守罪、依法立案偵查並採取刑事強制措施天津市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安全生產的監督管理部門對轄區內企業特別是危化品經營企業的安全生產負有監管職責監管不力，對瑞海公司存在的安全隱患和違法違規經營問題未及時檢查發現和依法查處天津市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副局長高懷友（副廳級）同上濱海新區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安全生產的監督管理部門對轄區內企業特別是危化品經營企業的安全生產負有監管職責監管不力，對瑞海公司存在的安全隱患和違法違規經營問題未及時檢查發現和依法查處濱海新區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局長曹春波同上濱海新區規劃和國土資源管理局轄區各類建設項目的規劃管理部門對轄區內企業經營危險化學品倉儲業務規劃負有審批職責明知瑞海公司經營危險化學品倉儲地點違反安全距離規定，未嚴格審查把關，違規批准該公司危險化學品倉儲業務規劃濱海新區規劃和國土資源管理局副局長朱立明同上天津新港海關危化品進出口監管活動中對工作嚴重不負責任，對瑞海公司日常監管工作失察，對其違法從事危化品經營活動未及時發現並查處；給不具備資質的瑞海公司開辟綠色進出關通道，放縱瑞海公司從事違法經營活動天津海關副關長兼新港海關關長王家鵬（副廳級）同上天津港（集團）公司港區企業管理單位對轄區內經營企業負有安全生產監管等職責疏於管理，對瑞海公司存在的安全隱患和違法違規經營問題未有效督促糾正和處置天津港（集團）有限公司總裁鄭慶躍（正廳級）、總裁助理李洪峰（副廳級）、公司安監部副部長鄭樹國同上瑞海國際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長於學偉，副董事長董社軒，副總經理曹海軍、劉振國、田旺，前法定代表人李亮，安保部經理郭向濱，財務總監宋齊，操作部副經理李雅翔以涉嫌重大責任事故罪、非法儲存危險物質罪立案偵查瑞海國際物流有限公司公司總經理只峰、主管安全的副總經理尚慶森依法監視居住（事故中受傷）天津中濱海盛安全評價監測有限公司對提供安全評價報告評價師曾凡強等12名犯罪嫌疑人以涉嫌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立案偵查、刑事拘留交通運輸部水運局違法行使職權，幫助不符合安全規定的瑞海公司通過安全評審副巡視員王金文以涉嫌濫用職權罪、依法立案偵查並採取刑事強制措施以上數據來源

⑼ 天津港爆炸事件反映出我國危險物質管理制度設計或實施中存在哪些問題

我國每年都發生一些重特大事故，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環境污染事件。按理說，重特大事故每次發生後，各地方政府和各行業應當按照中央和國家安監總局、環境保護部的要求，舉一反三，查漏補缺，堅決遏制類似原因的事故在本地和本行業發生，使鮮血不再白流，使環境不再受到污染。但是遺憾的是，重特大事故一而再、再而三發生的事實說明，這一目的顯然沒有達到。發生事故時，各界都沉浸在痛苦和憤怒之中，媒體也充滿質疑和反思之聲。但這大都是暫時性的現象。即使對責任人依據「黨政同責、一崗雙責」的規定開展嚴肅的追責，但是很多區域和行業並沒有開展針對性的反思、總結和改進，既沒有使一起起追責事件成為加強安全生產工作的驚醒點，也沒有使一個個事故成為提升安全生產和環境保護水平的轉折點。事故善後不久，警醒和負責在看似平淡的日常工作中逐步被僥幸和麻痹思想取代。按照海恩法則，隱患逐步滋生，由量變到質變，下一個重特大事故的發生由此埋下伏筆。
善於總結的民族必將建設一個發展代價最小的社會，一個健忘的民族只能在一個個災難中艱難前行。天津港危險化學品爆炸事故，造成極為嚴重的人員和財產損失，不僅是中國少有的重特大事故，也是人類安全生產史上少有的事故。這一事故的發生不論是人為原因還是自然原因，嚴重的後果還是反映了安全生產和環境保護工作的嚴重不足甚至監管失職、瀆職。這一事故，不能白白發生，除了嚴肅追責以外，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必須認真吸取平時監管和事故應急的教訓，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一次安全生產和環境保護問題大討論、大總結和工作水平大提升工作。
正確處理國家、社會公眾與企業業主的利益關系，使監管執法回歸公正、超脫的本位
在一起起重特大安全生產和環境保護事件中，貪婪的企業業主因為自己追逐私利，不履行法律規定的培訓、投入、管理義務，將自己的安全生產和環境風險轉嫁給國家和社會，一些受害者甚至家破人亡。在此次天津港爆炸事件中，企業被允許儲存的危險化學品總類、數量和實際總類、數量相差太過懸殊，導致爆炸事故波及面擴大，事故危害程度加深，致使眾多無辜的生命消失在不應當發生的事故中。從近幾年的事故處理情況來看，很多事故的應急和善後成本，本應由違法的企業承擔，但最後由國家和社會部分甚至全部買單，這極不合理。在事故處理中，一些利益受影響者和社會公眾的合理要求和期望，因為企業主的賠償能力有限而難以得到滿足，政府不得不出面兜底，又導致受影響者、社會公眾與政府之間產生新的矛盾。究其原因，在於地方政府及其監管部門對企業平時無原則的袒護，導致其違法行為日益猖獗。
「十三五」末期，我國將可能進入創新性國家即製造強國的行列。在進入前的幾年，我國的環境保護、安全生產工作和經濟增長正處於戰略相持期。在目前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一些區域和行業偏離了「五位一體」、綠色化和生態文明的發展路線，放鬆了對企業安全生產和環境保護的監管，導致經濟增長占上風而安全生產和環境保護工作佔下風的局面。為此，必須予以堅持糾正，堅持幾個不動搖，即堅持高質量和有效益的發展不動搖，堅持安全生產紅線和安全發展戰略不動搖，堅持環境保護紅線和綠色化不動搖。各部門和地方政府在經濟下行中應當有定力，樹立科學發展觀、高質量發展觀、歷史發展觀、人文發展觀和法治發展觀，確保行政監管執法對國家和社會負責，回到客觀、公正和超脫的軌道上。
正確處理社會公眾與企業、社會公眾與企業利益相關人的矛盾關系，重塑安全生產和環境保護的監管執法公信力
通過很多事故的發生，可以發現，在環境影響評價和安全生產評價工作有重大瑕疵，如在環境影響評價方面，明知公眾明顯有不同意見，卻採取選擇性的意見徵求方式甚至造假，在報告書中寫90%以上甚至100%的公眾表示同意。對於環境影響和安全危險，大篇幅寫積極影響，少寫甚至不寫負面影響；對於安全距離，為了商業利益，予以壓縮；對於監測數據，予以緩報和瞞報；對於不該調整的規劃，予以調整。在此次天津港爆炸事件中，這些現象或多或少地存在。對於人民群眾的合理訴求和民主參與請求，地方政府及其有關部門的人員不是合理引導，妥善解決，而是讓位於商業利益和與商業利益有關的官員腐敗利益，予以壓制甚至打擊，導致安全生產和環境保護監管執法公信力缺失。以此次天津港爆炸事件為例，盡管監測數據定性一樣，但天津市有關部門發布的空氣和水環境監測信息，卻得不到公眾的信任，相反地，公眾卻信任綠色和平組織發布的監測數據。行政監管缺乏公信力的尷尬境地，值得引起中央和地方的重視。
在監管執法造假、護短行為的背後，一般存在官商勾結的共同體腐敗現象。有的地方政府官員在灰色甚至非法利益的驅使下，假借國家公器，將人民群眾與企業、地方政府本來可以有序解決的內部矛盾，予以激化，甚至上升到社會公眾與黨作對的高度，導致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增加上級政府乃至中央最後善後的難度和成本。在一起起重重特大安全生產和環境保護事件的查處中，大都可以看到官員和企業合謀腐敗的影子。這些矛盾和沖突，表面看來是公眾與政府、企業的矛盾和沖突，實質上是公眾與腐敗分子的矛盾。地方私人利益錯綜復雜，使安全生產和環境保護監管困難重重。廉潔的國家權力是不害怕公眾而是親近公眾的，為了解決權力腐敗問題，建設廉潔監管的格局，下一步國家應當採取以下措施：
其一，通過制度建設，放開公眾參與的范圍，加強公眾參與的深度。在國家完成經濟轉型進入創新型國家的行列後，建立公眾提起行政公益訴訟的制度，讓司法監督行政權力，防止行政權力被腐敗分子濫用。
其二，加強國家安全生產和環境保護監察制度建設，將監察與人民群眾的社會監督結合起來；將消極監管執法和違法監管執法納入中央和地方紀委反腐的大格局中予以統籌調查處理，重塑監管執法公信力，讓政府、社會、公民和企業的關系進入良性循環。
盡快完善國家治理的權力結構，通過法治方式發揮人民群眾主動參與和監督的作用
政府、社會、公民和企業，是國家的基本組成部分。每個要素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地位，如果強行用政府替代社會的角色，用政府監管來替代社會的自我管理和對公權的監督，就會發生角色越位甚至錯位，最終肯定要出問題。現在的一些問題，就是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大包大攬、不依法管出來的，為此必須予以改變。
在政策方面，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目的是認可社會和社會組織的地位，發揮社會和社會組織的本原作用。為了發揮社會和社會組織的法治作用，2014年修改的《環境保護法》和《安全生產法》分別建立了發揮環境保護和安全生產共治制度。但是相當多的地方政府並不適應這一法治新常態的要求，仍然漠視促進公眾參與和社會監督的氛圍營造需求。這需要下一步通過加強各級政府的執政能力和執政責任予以解決。
在法治方面，《環境保護法》和《安全生產法》等法律法規雖然提高了罰款的標准，前者甚至設立了按日計罰、行政拘留、引咎辭職、民事公益訴訟等強力的手段。但是這些嚴厲措施的實施僅靠公權機構的主動作為。如果地方政府及其有關工作人員疏於職責，不實施法律規定的嚴格監管職責和嚴厲的法律責任，社會毫無辦法；如果官員應當引咎辭職而其領導不讓其辭職，社會毫無辦法；如果法院對訴訟不立案，社會也毫無辦法。而中央政府和最高人民法院也沒有精力糾正全國各地、各層級所有的違規現象，所以疏於監管執法導致法律規定沉睡的現象在現實中仍比較普遍地存在。一些所謂嚴格的執法也往往夾雜個人利益和情感因素，使得局面變得更加復雜。一些人甚至認為，一些地方的環境保護、安全生產公平和正義是公權選擇性賜予的，而不是依法常態性地獲取的。對於這種現象，應當在黨的領導下，予以妥善解決，如建立健全發揮社會參與和監督作用的制度和機制，建立行政處罰、引咎辭職、訴訟受理和行政追責自動啟動的機制，讓行政監管的權力受到權利和其他權力的制度化約束，讓公眾的民事權利可訴化，防止國家的公權力被地方利益和領導幹部的個人利益所綁架最終走形變樣。另外，自動啟動的機制，可以讓制度常態化地實施，防止出現一個企業出現事故，萬千企業開展運動式大排查，招致企業反感的現象。
合理重構中央與地方、政府與企業的安全生產和環境保護事權關系，加強基層監管人才和能力建設，加強信息共享和協同監管執法
通過近幾年的觀察，一些重特大事故發生之後，國家安監總局和環境保護部都發布了規范性文件，要求各地方和各行業採取措施予以全覆蓋、不留死角的整改。有的時候，它們甚至派出暗訪組或者督查組，力度很大。但是由於一些地方沒有發生類似的事件，沒有切實的事故痛感，僥幸和懈怠的心理難以改變，導致專項整治行動難以觸及各區域和各行業的每一個角落。在市縣甚至鄉鎮一級，一些監管工程淪為形式工程，一些專項督查往往最後以文件文對文件的形式主義予以收尾，監管和專項督查的措施要求難以全面落實到基層，如某個市花費巨資建立的危險化學品監控物聯網，對每個危險源的監控與應急都設立了可操作的程序和內容，如根據事件等級，確定相應的疏散范圍、專家名單、救援物資庫、值班電話等，確定事故自動預警的溫度、濕度和其他條件。但是，一撥打應急電話，個別物資庫的值班電話竟然是空號，可見地方監管的形式主義比較嚴重。為了解決環境保護工作上頭熱、下頭冷的現象，需要解決以下問題：
其一，中央和地方的安全生產和環境保護事權劃分不科學，地方的利益和決策、管理自主權沒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地方積極性沒有得到應有的發揮，國家法律和政策的有效執行和監督力不夠。目前，國家為了減輕企業和公民負擔，大力簡政放權，但是基層並不太買賬，主要的原因是八項規定以後，很多幹部對權力不再熱衷，而基層監管能力不足，監管責任下移，監管工作的風險增加。有些行政許可，如安全生產培訓學校的許可取消了，但是缺乏事中和事後監管的抓手，不僅沒有達到改善培訓質量的效果，相反地，監管卻出現失序的現象，這一後果則由地方承擔。中央與地方事權的矛盾，目前很復雜，主要的原因在於，經濟快速發展時，國家和地方沒有對制度及時地進行適應性的改革，導致經濟的蛋糕做大了，而制度建設沒有跟上。當政府想開展利益調整的改革時，利益集團的強大阻礙作用卻很難撼動。為此，有必要緊握反腐、追責和幹部任免三個工作利器，按照國家監察與地方監管、上級考核與屬地負責的模式，重新評估簡政放權的效果，開展新一輪事權改革，下放行政許可和監管事權，賦予中介組織技術服務權，同時，上收監察權和考核權，按照黨政同責的原則對違法違規開展追責，最終既維護好地方的積極性，也發揮地方的監管責任。
其二，地方監管執法的專業能力和條件欠缺，難以擔當全面、深入和嚴格執法的重任。省市縣三級安監幹部壓力大，責任重，有經驗的骨乾乾部往往留不住。在全國大部分地區，省、市、縣三級安全生產和環境保護監管部門的領導班子成員中，專業幹部總體還是少，調入的非專業幹部還是多，出現專業官員官僚化的不良現象，與專業監管部門的專業性要求不符。國家層面和省級層面的安全生產和環境保護科技能力強，但遠離實際，而基層需要科技力量和裝備，但能力偏弱，如2013年，西部某省會城市八個區縣的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中，竟然有四個區縣的安監幹部沒有一個是學安全生產的，即使在執法時借用外腦，也難以保證監管執法的科學性和公正性，難以有效消除事故隱患。即使其他在條件好的地區，一些鄉鎮安全生產科（股）監管人員缺乏，監管執法工具也只是手電筒、口罩、安全帽和照相機，缺乏簡便的技術分析手段。在條件不好的地區，交通工具缺乏，技術監管裝備缺乏或者不會用，往往還是靠鼻子聞、電筒照等監督手段，這樣的條件和手段，怎能保證摸清安全生產和環境保護的底數，開展科學、有效的監管？為此，下一步必須加強安全生產和環境保護專業幹部的配備，加強技術裝備配合，定期加強安全生產和環境保護執法監察交流和培訓，加強對執法機關和執法人員的考核。
其三，在危險化學品領域，安全生產和環境保護兩個重要的監管部門，總體上相互提防，信息難以共享，執法難以聯動，導致監管盲區和事故隱患的存在。在此次天津港危險化學品爆炸事件中，危險化學品的具體信息，有關部門的新聞發言人竟然不知情。這一以部門為壑的部門分割現象，必須通過立法予以糾正，如對於環評和安評，應加強信息全面公開化建設；整合安評和環評的內容和程序，鼓勵一個機構對同一個項目開展安評和環評兩項工作；構建一個共同的監管信息平台，加強危險化學品的安全監管和環境監管信息溝通和自動預警，建立協同監管執法的新模式